历史上著名的"红薯盛世"实际上指的是因红薯(实际上还有玉米)的引种，使人口剧增的"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种高产作物，生产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并且易于种植和存储，可作为粮食替代品。原产于美洲，后传到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
它在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地区以外皆可种植。
红薯在明万历年间引进中国后，由于其适应性强，产量高，被大力推广，对清朝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
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和亚洲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进了物种的交流。西班牙人把红薯传播到亚洲。
公元1593年，明朝万历二十一年，祖籍福建长乐的中国商人陈振龙在吕宋(今天的菲律宾)经商的时候发现当地有一种作物种植简单，对土壤和生长环境要求很低，种植后基本不需要多少人工打理，而且产量高，食用起来美味可口，可以用作粮食的替代品。。
但是当时的菲律宾严禁红薯出口，一经发现会被处以死刑。
陈振龙悄悄地学习红薯的种植方法，冒着生命危险在回国时将几段红薯藤缠绕于船上的缆绳中，成功躲过检查，悄悄带回了中国，并种植成功。郭沫若写诗称赞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由于番薯的适应性强，最土的环境要求的，所以。 在原来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贫瘠的土地上，都可以种植番薯，这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一下子扩大了4倍多。
而且红薯的产量极高，据说当时的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广泛种植红薯，亩产量可达到3000斤。
红薯的广泛种植，解决了人口的吃饭问题，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清军入关后，由于战乱，顺治时全国人口不超过5000万人。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人口恢复到了1亿，乾隆三十年(1765)人口增加到2亿。
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康乾盛世"，也即著名的著名的"红薯盛世"。
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稳定，则可称之为盛世。盛世必须具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社会总体和谐等特征，且这些特征缺一不可。
以此来看，康乾时期之前，中国主要有两次盛世。第一次是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经汉武帝时期延续至汉宣帝时期，总时长131年；第二次是唐代开元盛世时期，可向前追溯到贞观之治和武则天时期，总时长129年。
康乾时期同样具备了盛世的基础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政治长期稳定。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中国境内超过100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其次，外贸长期顺差。康乾时期中国对西方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曾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到，16世纪至18世纪，全球白银总产量12万吨，其中一半流入中国。
最后，高产作物大面积种植。康乾时期，玉米、花生、白薯等高产作物已经大面积种植，大大降低了饥荒引起的人口死亡率。同时，粮食产量的猛增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
当然，康乾时期虽然具备了这些基础条件，但能否成为盛世，还要看其他方面的作为。接下来我们将逐条分析，看康乾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成为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的。
盛世大事：康乾盛世的形成
康乾盛世的形成，和以下几个因素密不可分。
①政治方面，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统治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康熙进行了很多制度创新，例如“御门听政”和设立南书房，这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权力，加强了皇权。同时，推行奏折制度，既实现了保密的目的，又能快速掌握第一手信息，有利于巩固皇权。
雍正对很多制度进行了完善。例如设立军机处，使皇权达到巅峰。同时，他吸收以往夺嫡之争的教训，推行秘密建储制度，确保了清王朝长期的政治稳定。
除了中央层面的改革，康乾时期还通过各种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强了对官僚系统、军事系统和司法系统的控制。
②经济方面，传统与转型并存
这一时期，清王朝推行了大量的经济制度变革，如对零星开垦的土地不再征税；实行“摊丁入地”，废除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局部开放矿禁以推动手工业发展等。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清王朝的传统经济繁荣发展。乾隆时期，全国垦田数量超过了10亿亩，奠定了今天中国18亿亩耕地的基础。同时，永佃权（土地长期使用权）的普及，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使更多剩余劳动力进入了第二和第三产业，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一些新经济形态也开始萌芽。棉纺、制瓷、缫丝、制盐等手工业非常发达，江南地区实现了“早期工业化”，全国性的商业市场开始形成，促进了晋商、徽商、粤商、浙商等商帮的崛起。
③边疆问题上，大一统局面得以巩固
东南战略方向，康乾时期平定了三藩之乱，并收复了台湾。++++之后，清王朝在台湾设置了管理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此前都是在澎湖或福建设立机构来管理台湾。
东北战略方向，在雅克萨之战中取得了对沙皇俄国的胜利，并在《尼布楚条约》中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
西北战略方向，清王朝和准噶尔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统一了天山北路，随后平定了天山南路的回部叛乱，稳定了新疆的局面。同时，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俄西段习惯边界正式形成。
西南战略方向，清王朝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对西藏地区的世俗政府进行了改组，驱逐廓尔喀侵略军，明确了西藏僧俗基本制度；出兵大﹑小金川，稳定了四川西部的局面；进攻缅甸和安南，将两者纳入朝贡国。
④文化方面，融汇与防范兼顾
康乾时期的文化成就主要是对中国历代文化的总结和归纳，如纂修《四库全书》等。这一时期，中国有很多舶来的科技文化，如圆明园里面的“西洋景”；民间的文化也比较繁荣，最典型的就是《红楼梦》和京剧的出现。
不过，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又是一个戮心的时期，清王朝对知识分子一直处于防范和警惕的状态。这种防范最初体现为政治性的绞杀，最后发展到大家熟知的“文字狱”。诗人龚自珍曾写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反映的就是清王朝低落、沉闷的社会文化气息。
⑤涉外方面，实行有争议的闭关
康乾时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关锁国，而是在闭关和开关之间反复摇摆，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最后到乾隆年间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对西方展开贸易的闭关政策。
当时，中英之间的贸易成本非常高。英国人必须把商品卖给政府指定的行商，不能直接卖给普通商人，这些行商利用垄断地位赚取了高额的差价。同时，粤海关经常向中英商人勒索规费。为了解决这种扭曲状态，英国人曾多次展开交涉，最终都无果而终，这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唐玄宗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在位时先后使用过两个年号，统治前期年号“开元”，统治后期改年号为“天宝”。
开元年间，李隆基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注重文教。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生安定，史称：“开元盛世”。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对开元盛世的景象，在其作品《忆昔》中有过描述，我们可以依据诗作，想像一下“开元盛世”的盛景。
《诗的用途》
把诗
当作生活的佐料
诗，会为你
烹调出
有滋有味的人生大餐
充实你灵魂的饥饿
有诗的岁月里
生命，如此美妙
走遍辽阔原野
跨越绵延山脉
飘游蜿蜒江河
扬帆浩瀚大海
世间，每一处
都是盛纳生活的地方
都能采集到诗一般的素材
那草间的虫啾
那树梢的鸟鸣
那河湾的群鱼
那天上怒放的云朵
都涂抹了诗的色彩
让金钱
暗淡失色
只可以用来购买
物质上的富有
却不能换取
精神上的丰足
缺少情调的追求
一定会在时光的窖藏里
发霉，糜烂
你之所以幸福
绝不是因为
你的怀中
抱定了
一坨银锭，或者一堆元宝
诗，自有
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
静静地浸润，优雅地陪伴
诗意，倾洒
一片即时的甘霖
呼唤一缕清新的春风
诗的宠爱
你的内心世界
从此不再孤独，不再单调
首先，我们来看看康乾盛世算不算盛世？
康乾盛世也是盛世。
康乾盛世指的是从康熙中期一直到雍正、乾隆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清朝国力达到鼎盛，军事力量雄厚，国内局势安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上升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高峰，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作“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
在这一时期，全球正处在小冰河时期，气温下降，植物生长期变短，粮食产量变少，全球各个频繁出现饥荒和瘟疫，全球死亡率上升导致全球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但康熙平定三藩后，统治者采取停止圈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引进国外农作物等措施，使得全国人口在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甚至突破了三亿。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康雍乾三位皇帝统治期间，人口出生率不降反升，国家财政增长，经济稳定繁荣，所以“康乾盛世”是当之无愧的盛世。
除了康乾盛世，中国古代还有以下盛世:
1、文景之治。汉文帝和汉景帝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
2、汉武盛世。汉武帝以其文韬武略，使他在位期间人才辈出，中央集权高度统一，其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3、昭宣之治。汉昭帝和汉宣帝注重休养生息，并将汉朝国力推向太平盛世。
4、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回复，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史称“光武中兴”。
5、明章之治。汉明帝和汉章帝崇尚儒术，息兵养民，使民生富足，社会稳定，成为汉朝历史上黄金时期。
6、贞观之治。唐太宗任人唯才，广开言路，以农为本，大力平定外患，最终取得天下大治。
7、永徽之治。唐高宗继续执行太宗的政策，发展经济，提倡文教。
8、开元之治。唐玄宗任用贤能，整顿吏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
9、会昌中兴。唐武宗改革唐朝后期弊端，整顿吏治，裁汰冗官，使朝政为之一新。
10、咸平之治。宋真宗时期政治清明，税收富足，国家管理日益完善。
11、仁宗盛治。宋仁宗年间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
12、洪武之治。朱元璋在位时期发展农业、工商业，经济增长，人口增加。
13、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改革吏治，组建内阁，航海事业迅速发展，出现了盛世局面。
14、仁宣之治。明仁宗和明宣宗在位期间，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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