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

邵逸夫的父亲育有5男3女。1907年，邵逸夫出生，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所以香港影视圈尊称他为“六叔”、“六老板”。邵逸夫长大后，邵氏家族已经家道中落，只有一栋上海的老房子和一家名为“笑舞台”的上海剧院。

邵逸夫早年就读于家乡庄市叶氏中兴学校，与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为前后届同学，后赴上海就学于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为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的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邵逸夫在“上海青年会英文中学”念书时，就已经加入长兄邵仁杰主导成立的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并助兄长开拓外埠发行。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这也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前身。

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此后，邵氏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南洋乡村巡回放映，并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天一影片在创业首两年发展迅速，其他电影公司于是组成“六合影业公司”，围剿“天一”，迫使上海甚至南洋的大戏院，不再播放天一的电影。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先后购入多间戏院。

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其命大，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

1932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因上海的局势不稳，“天一影业”决定迁往香港发展，并建立了“天一港厂”。邵逸夫任制片和导演的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上映引起轰动，将中国观众带入“有声时代”。

到1937年抗战前夕，天一影业在上海，邵氏兄弟在南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他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1938年，天一影业正式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东南亚，香港、南洋地区相继沦陷，邵氏各兄弟的电影事业大受打击。

战后，二哥邵仁棣回港重建业务，并于1948年将“南洋影片”改名“邵氏父子”。同时，邵逸夫与三哥仁枚的新加坡电影公司“邵氏兄弟”亦重拾轨道。但“父子公司”在港的发展不顺，遭“电懋”和“长城”两大电影公司夹击，所以邵逸夫决定接掌香港的电影生意。

1957年，邵逸夫回港以32万元买下“父子公司”的清水湾地皮，兴建邵氏影城，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自立发展他的电影事业。

1957年，与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制作电影，邵逸夫任总裁。1961年，位于九龙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于12月6日正式启用。

1970年代，邵氏兄弟踏足当时发展迅速的电视行业，与无线电视合作，培训艺员。1973年邵逸夫举办首届香港小姐选举，该选举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选美盛会。

1980年，邵逸夫成为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出任董事局主席。同期，邵氏的电影业务不断收缩，减少电影，于1985年卖出全部院线，至1987年5月，邵氏宣布停止生产电影。由邵氏投产至暂停制作期间计算，邵氏已生产超过一千部电影。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当年他向中国保护敦煌画展工程和浙江大学分别捐资1000万元。有关部门特立碑予以纪念。甬上文化人王重光1996年曾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纪念碑不止一个，但惟有同乡邵逸夫是炎黄子孙。

1997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迎娶方逸华，时年90岁。

2000年，马来西亚的“天映娱乐”斥资4亿港元购入760部邵氏电影的永久版权，并花费2亿港元作数码复修。

2002年邵逸夫创立“邵逸夫奖”，第一届于2004年举行。奖项模仿诺贝尔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3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颁授一百万美元奖金以作表扬。第一届的数学奖得主是陈省身；天文学奖为P. James E. Peebles；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为Stanley N. Cohen、Herbert W. Boyer、简悦威和Richard Doll。

邵氏与中国星电影公司合作投资11亿港元，位于将军澳工业村的“香港电影城”，于2005年中期开幕。影城设施包括后期制作中心、行政大楼、摄影厂、电影院及展览厅等。

2007年，邵氏兄弟公司成立五十周年，邵逸夫迎来百岁诞辰。2010年1月1日，102岁的邵逸夫宣布正式卸任TVB行政主席。从2010年1月1日起，市值164亿港元的电视王国TVB，开始由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79岁的方逸华正式执掌大旗。

2011年12月31日，时年104岁的邵逸夫卸任公司董事局主席、非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下辖行政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由时任副行政主席梁乃鹏接任主席一职，任期两年，邵逸夫妻子方逸华则继续留任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邵逸夫则获委任为荣誉主席。

2014年1月7日6时55分，邵逸夫在家人陪伴下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

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是旧上海有名的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经营飘染、财务等多种生意。在1910年设立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不仅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

邵逸夫还在上中学时，上海剧院“笑舞台”的老板因无力还债，惟把“笑舞台”“断当”，邵玉轩遂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该剧院。

1923年，邵家已趋败落，所有家业中只剩下一幢房子和“笑舞台”一家剧院。邵氏兄弟毅然卖掉房子，举家搬进“笑舞台。邵家四兄弟仁杰、仁棣、仁枚、仁楞都没有继承父业，全部投身娱乐圈，并弃本名而改别号依次为醉翁、邨人、山客、逸夫。四兄弟别号均为大哥所起。邵醉翁自己是制片人兼导演，妻子陈玉梅领衔主演，老二邵邨人做编剧，老三邵山客主管发行，刚刚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在片场中觅一个“伙计”之职。长兄邵醉翁由买卖电影片子到放电影，到后来独树一帜，成立“天一影业公司”，开始自己拍电影。邵氏兄弟下决心买来一部电影摄影机，1924年出品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立地成佛》，该剧原是邵醉翁编导的一部话剧。

邵逸夫的身边往往是美女如云，他也常说爱和女明星出街跳舞、吃饭、聊天，他自我评价“风流但不下流”。

邵逸夫一生共娶过两任妻子，且都是相濡以沫多年。与发妻黄美珍相识于青年时期，当时正在东南亚辛苦创业的邵逸夫经由新加坡富豪余东璇引荐认识了黄美珍，两人一见钟情。1937年，邵逸夫突破层层阻碍与黄美珍结为夫妻，黄美珍为邵逸夫生下两子两女，长子邵维铭、次女邵素雯、三女邵素云及幼子邵维钟。这段婚姻维持了50年，直到1987年黄美珍于美国洛杉矶病逝，享年85岁。黄美珍去世时，邵氏公司停产一年为她哀悼。发妻黄美珍逝世后，邵逸夫的几个子女便陆续淡出邵氏管理层。邵逸夫的两个儿子长居新加坡，在那里打理邵氏家族名下的商厦及住宅，对父亲的影视帝国无接手的兴趣。

方逸华于1934年出生于上海，随母亲长大，早年是个红歌星，在南洋一带很受欢迎。1952年，两人在邵氏戏院楼上的夜总会邂逅，此后四十余年，方逸华一直在邵逸夫身边帮他打理邵氏和无线的日常业务，邵逸夫的子女并未子承父业，方逸华始终忠诚执行邵逸夫的指令，成为其最为信赖的伴侣。

直至1997年，邵逸夫发妻辞世10周年，两人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正式注册结婚，当时邵逸夫90岁，方逸华66岁。

2017年11月22日，邵逸夫第二任妻子，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董事方逸华因病逝世，享年83岁。

有声电影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当时上海滩抢吃电影这碗饭的公司不止一家。“天一公司”遭到铁壁合围式的围剿。为求一条生路，老三邵仁枚想到东南亚去发展。初到新加坡，浙江口音的邵仁枚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浙江老乡的帮衬，邵仁枚带去的几部“天一公司”的片子才很快大受欢迎，一时爆棚。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赶到了新加坡，协助三哥开拓南洋电影市场。创业的时日里，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1930年，挂牌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决定坚持下去。同时邵逸夫也意识到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状态定将被淘汰，于是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邵逸夫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后，在他的电影院瑞安上了有声设备。 

1932年，他高价请来粤剧名伶薛觉生担任主演，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有一次在泰国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邵逸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电影为邵逸夫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影片成本1万元，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让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二战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20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1937年后，日寇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邵氏惨淡经营，直至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战争结束后，邵逸夫考察了澳大利亚和美国，迫切地感到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他最后选中了香港。

邵氏影城

20世纪50年代，香港得历史机遇，百业兴盛，电影业也不例外。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以50岁年纪为开辟事业新天地而搏命。1958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他想抢占香港这个制高点，还要建立自己的影院和出品自己的影片，而后者难度更大，关键要有制作优质电影的摄影厂。建厂就得买地。香港地少供不应求，他只买得清水湾一块地皮。那是一座荒山，夷去60英尺为平地，在上面建制片场，这便是后的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这项工程仅地价和土方就花费近50万港元。此后，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远远超过香港其它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

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实行分级制，本土出品的电影只能在低级电影院放映。邵逸夫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乐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邹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栏目，吸引了大批年轻人。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然而预算费用至少要花100万港币，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但邵逸夫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各种报刊争相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

进入六十年代后，邵氏公司摄过一千多部电影，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他的影院。邵逸夫最早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陵波、李翰祥、邹文怀、张彻等。

创建TVB

1967年邵逸夫创建香港无线电视（TVB），并于1971年开设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训练班，香港演艺圈“黄金一代”如：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刘嘉玲等，乃至大导演杜琪峰等都出自这个训练班。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由利孝和、祁德尊、邵逸夫等人创办，是世界第一大粤语和华语商营电视台。其经营的免费中文电视频道翡翠台，自1967年11月19日开播以来，一直处于香港电视频道中的收视领导地位，是香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持有其上市旗舰企业邵氏兄弟公司74.58%股权，市值达56亿元，其持股市值有42亿元。同时，他通过邵氏兄弟公司和邵逸夫基金，控制市值超过200百亿元的TVB32%的股权，成为单一大股东。TVB在邵逸夫带领下好戏连台：《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巨制捧出了“五虎将”黄日华、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女星则在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后，捧出陈玉莲、曾华倩、戚美珍、黎美娴、刘嘉玲等各具特色的花旦。值得一提的是，“四大天王”的人选和称号也由邵逸夫一手操办。

2011年3月31日，香港电视广播创始人邵逸夫将所持的26%控股股权，连同新界清水湾地皮，以86亿港元售给李嘉诚密友、有“壳王”之称的富豪陈国强。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已批准该交易，TVB逾40年的邵逸夫时代正式结束。年逾百岁的邵逸夫由于一直未能找到接班人，宣布将出售手中持有的所有TVB股份。这单备受关注的交易终于宣告完成，包括香港富豪陈国强、“台湾首富”王雪红等在内的财团，全数收购邵氏兄弟所持有的1.14亿股，约占26%的TVB股权。同时，邵氏基金已将公司2.59%股权，馈赠给数家教育及慈善机构。馈赠完成后，邵氏基金的持股比率将降至3.64%，TVB副主席、“六婶”方逸华的持股量则为0.26%。

邵逸夫奖

2002年11月15日，97岁的邵逸夫爵士宣布设立不限种族国籍、宗教和信仰的“邵逸夫奖”，这是一年颁发一次的国际性奖项，将表扬世界各地在天文、数学和生命科学与医学等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者，每个奖项颁给100万美元，比国际最高自然科学奖项的诺贝尔奖的95万美金还高，因而被称之为“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

1974年获英女王颁发CBE（大英帝国勋章）勋衔以表扬他在娱乐事业的成就，港督麦理浩爵士主持授勋。

1977年获英女王册封为KNIGHT BACHELOR，赐予爵士衔头。

1988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以表彰在社会公益贡献。

1998年，获特区政府颁发的GBM（大紫荆勋章）勋衔。

2005年，成为“中华慈善大会”首批“中华慈善奖”得奖者之一。

2006年，获台湾金马奖颁终身成就大奖，香港电影金像奖颁世纪影坛大奖。

2008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

邵逸夫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但却是香港富豪中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他在香港的影响力源自于他的影视王国，而他在内地的口碑则主要是因为他的慈善捐赠。据统计，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多亿港，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尤其是对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邵逸夫捐赠的教育资金遍布神州大地，全中国多家高等院校均有邵逸夫命名的“逸夫楼”。香港多间专上院校的建设曾得邵逸夫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图书馆等。

1973年，邵逸夫设立了邵氏基金会，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1977年出资600万助政府兴建香港艺术中心，更同时倡办香港艺术节，成为当时的大会主席。1985年出资1000万，协助保育敦煌莫高窟壁画。

1987年后，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云南大学东陆园图书馆、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他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有巨额捐赠，如他为杭州逸夫医院的捐赠近亿元。早在九十年代初，省、市政府就授予他“爱乡楷模”、“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为家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

20世纪90年代初，江浙一带遭遇罕见台风和洪涝灾害，不少学校被淹没。邵逸夫第一时间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马林博士来到浙江，马博士与几位教育系统同志划船深入校舍把真实情况反馈给邵先生，并着手参与灾后重建，创下一次性资助150多所受灾中小学的纪录。

1991年，邵逸夫首次到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参观考察海拉尔师专（呼伦贝尔学院前身）和部分中小学校，之后，一座又一座“逸夫楼”“逸夫学校”出现在内蒙古各地。邵逸夫先后16次向内蒙古地区捐赠善款，总额达1.37亿元港币，全区有逸夫学校104所。

1994年，邵逸夫向牛津大学捐赠300万英磅，成立了中国研究所。

1995年，捐资兴建河南省偃师市实验中学科教楼——命名“逸夫科教楼”。捐资兴建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逸夫学校”。

1999年，向台湾捐2500万港元，救助9·21大地震灾民。

2005年，邵逸夫捐出1000万港元予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2008年5月15日，也就是5·12汶川地震三天之后，邵逸夫及夫人方逸华在得知四川地震灾区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学生受到严重伤亡后，即向教育部表示捐款1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9000万元），为灾区师生重建校舍，使他们早日重返校园。

2009年，台湾88台风水灾，捐款1亿新台币予灾区。

2010年，青海玉树大地震邵逸夫捐款1亿港币。

2011年，邵逸夫退休之时，邵氏基金将公司2.59%股权馈赠给数家教育及慈善机构。

2013年3月，邵逸夫向浙江大学捐赠2亿元港币，建设“邵逸夫医疗中心”和“邵逸夫医学研究中心”。这是邵逸夫及邵逸夫基金向内地捐赠的单笔资金最大的捐赠项目。4月22日，邵逸夫爵士夫妇， 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港币。

邵逸夫拍摄了中国最早的有声粤语电影《白金龙》。拍摄影片1000余部，为中国所有电影制片厂之冠。拥有最多的影院，最高时期达200多家，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邵逸夫家族缔造的邵氏电影（SB）叱咤影视圈和商界八十载，对华语影视圈，邵逸夫被称为“华语影视大亨”。邵氏出品，必属佳品”的品牌更在东南亚街知巷闻，旗下影城物业是全亚洲最大的商业电视电影城，被称为“东方好莱坞”；邵氏家族也进军电视业，入股香港无线电视（TVB），多年来香港无线电视制作的节目蜚声国际，除了拥有邵氏兄弟和TVB两家上市公司，在新加坡也持有大量物业，保守估计其私人资产值超过一百亿港元。

很多人认为邵逸夫是商业奇才，他在各种身份的转变上游刃有余，他的思维、策略、胆识在当时的电影市场没人比得上。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他也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邵逸夫制片相当严谨，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

邵逸夫的成功还在于他从步入电影业时就认定，搞电影事业必须生产发行结合，方有出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实行“每月一院”的办法，在香港和东南亚，邵氏影院星罗棋布，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国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娱乐了各国观众，对传播中华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晚年时，邵逸夫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多变化，他曾经每周四次打高尔夫球，每天早上要做45分钟气功。他的养生之道是“三不做”：第一不赌钱，第二不喝酒，第三不做不正常的事。邵逸夫晚年开始着手慈善事业，20多年间，他共向内地捐赠了47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全国各地的逸夫楼见证着他的卓越功勋。邵逸夫拥有包括娱乐业大亨、TVB创办人、慈善家、爵士等在内的多重身份，这些头衔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轨迹，在娱乐工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成就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他对于慈善事业的付出和努力功德无量，他的人生在世人眼中堪称传奇。同时，这位大佬也有着世人不甚熟悉、甚至是始料未及的另一面。他慷慨做慈善，经营却极为节俭；他90岁高龄迎娶第二任妻子，多情却长情；他早立遗嘱，曾与儿子断绝关系，显得不尽人情；他也有太保守“看走眼”的时候，正是这些有趣的故事和生活的碎片拼凑出最为真实、有血有肉的邵逸夫——作为凡人，也是传奇。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他一生爱国爱港，艰苦创业，慈善济世，令人敬佩。邵逸夫曾担任港事顾问，为香港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位卓越的实业家，他在创造商业奇迹的同时，为香港乃至中国影视事业的繁荣、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位著名的慈善家，邵逸夫多年来致力于支持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为促进祖国内地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虽然邵逸夫先生后半生定居中国香港，但实际上他也为新加坡作出了很多贡献。邵逸夫曾在1985年来新加坡，参加经济委员会会议的讨论，为新加坡确定经济发展方向和制定经济政策贡献自己的意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邵氏兄弟在新加坡电影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代一代的新加坡人看过他们的影视剧。邵氏基金也为新加坡的慈善事业贡献良多。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不仅对香港，也对东南亚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很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汪明荃：邵逸夫对香港的电影业及电视业发展付出很多，很值得尊敬。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顷悉邵逸夫先生逝世，深感悲痛。邵老一生富有传奇，始终秉持爱国报国情怀和不懈奋斗精神。尤其关心国家发展，慷慨捐助内地教育、科技、医疗、影视、赈灾等诸多方面，贡献卓著，备受尊敬。其创建的事业长在，其垂立的风范长存。

国家主席习近平：闻悉邵逸夫先生辞世，谨致哀悼，并向其亲属深表慰问。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全国人大会委员长张德江：邵逸夫先生不幸辞世，深表哀悼，并谨向其家属致以慰问。邵先生毕生秉持爱国情怀，投身报国事业，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热心公益，泽被后世，风范永存。

中国矿业大学两位校友，作家薛刚、张思桥在中国矿业大学逸夫楼前公布并朗诵近600字《吊邵公逸夫文》，代表矿大校友共同悼念邵逸夫。

《路透社》：香港媒体大亨，亚洲电影电视帝国的缔造者邵逸夫于当地时间周二去世，享年106岁。邵逸夫是香港电影业的代表性人物，将中国功夫电影带到西方，将香港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打造成“东方好莱坞”。

邵氏影业出品的影片超过1000部，包括音乐剧、历史剧以及功夫影片。邵氏出品的经典功夫片，如《独臂刀》，赋予这一电影题材新的定义，也让香港、亚洲乃至西方的后辈电影人受益匪浅。

《美联社》：邵逸夫打造的电影和电视帝国培养出了周润发和吴宇森这样的优秀电影人，也鼓舞了昆汀-塔伦蒂诺等西方电影人。邵氏影业帮助功夫电影传遍世界各地，但他也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没有签下一位日后的功夫巨星：李小龙。

《英国广播公司》：邵逸夫和他的兄弟们在香港和东亚创建了一个媒体帝国。他旗下制作了几百香港电影和好几部美国电影，他重金资助了中国的基础教育。

《每日电讯报》：在邵氏影业的黄金时代，每周都有超过200万观众在邵氏旗下的电影院观看该公司拍摄的动作电影。

《纽约时报》：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7日晨去世，这位影业大亨的善举惠及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与医疗事业，获得了中国领导人及英国女王的赞扬。

《金融时报》：功夫电影的缔造者、香港第一家电视台TVB的创始人邵逸夫爵士于周二去世，享年107岁。

2014年1月9日，香港殡仪馆门口有许多媒体蹲守，邵逸夫亲属以及无线高层陆续到达，灵堂只能是至亲的人才能允许入内。邵逸夫的灵堂布置一切从简，灵堂没有任何横匾，也没有家属花牌，只有米色和浅的清淡布置，贯彻六叔低调作风。而在丧礼上家属也并未安排亲友瞻仰遗容，六婶方逸华以及邵逸夫其他亲属表现平静，丧礼以佛教仪式进行，并由湛山寺高僧负责诵经。10日，邵逸夫在香港出殡，香港首任前特首董建华、第二任前特首曾荫权及夫人、邵逸夫长子邵维铭与幼子邵维钟到达灵堂致祭。出殡仪式前后4个半小时，遗体将运送到歌连臣角火化。

2014年1月17日，邵逸夫追思会礼堂设在位于香港将军澳的邵氏影城主场，以金色为主调，大厅内铺设红色地毯，场中央挂着邵逸夫的巨幅彩色半身像，场内放置了数百座椅共悼念来宾休息。

追思会由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邵逸夫遗孀方逸华及两名儿子等家属出席，追思会上并未规定任何特别的程序以及仪式，所有来宾基本上都是向邵逸夫遗像深鞠三躬，并简单慰问家属。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及其夫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席张晓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以及刘德华、张学友等演艺界名人均出席了追思会，以表彰邵逸夫对香港影视界、教育界作出的贡献。

台湾导演李行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他拍电影《秋决》时，邵逸夫曾准备出资。但在发现《秋决》缺乏故事性、更重人文情怀之后，又取消了投资。后来李行在私下里将《秋决》播放给邵逸夫看，他非常欣赏，但也表示倘若再重来一次，仍然不会投资。李行明白，邵逸夫是在用商人的敏锐眼光经营电影。

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于商业片的偏好。他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张曾泽因为拍《路客与刀客》大卖被邵氏撬至麾下，并被邵逸夫奉若上宾。但随后其作品《红胡子》遭遇票房惨败，邵先生片场再遇他便视而未见。不久张曾泽拍完《吉祥赌坊》，邵逸夫看完喜形于色，请他吃饭，态度又恢复热忱。”在《南方人物周刊》关于邵逸夫的报道中也提到，李翰祥执导的电影《后门》拿到了亚洲影展所有奖项，但邵逸夫并不买账，他直言拍片子必须要赚钱，不是为获奖。

2013年6月，功夫导演刘家良逝世的时候，其遗孀翁静晶曾当众向邵逸夫追讨欠账。当年刘家良与邵氏公司签下分花红的合同，但三十年来却一毛钱没得到。香港电影研究者阿蒙表示：邵逸夫的“小气”是出了名的。在金钱这一层面，邵逸夫呈现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他大手笔做慈善，二十几年来共捐给内地47亿港元；另一方面，他在经营成本把控上又极为吝啬，甚至锱铢必较，与大多数香港老板并无差别。

早年许多跟邵氏合作过的电影导演都曾领教过邵逸夫的这份吝啬。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毛遂自荐到邵氏，片酬要价1万美金。邵逸夫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价码压至2500美金，导致李小龙转投竞争对手怀抱。在邵逸夫的第二任妻子方逸华主事时期，邵氏吝啬的作风曾引发很多人不满。

当年邵氏公司实行“月薪制”，即便是姜大卫、狄龙等明星也要按月领工资。当年很红的郑佩佩进城买东西也要像普通人一样坐公车。不过，邵氏会向员工提供住宿、饮食等便利的生活条件，以便帮他们降低生活成本。后来邵逸夫转投电视领域创办TVB，捧红一众明星，但这些明星却纷纷选择出走，原因之一便是片酬太低——“我很红，但我特别穷”，这是邓萃雯回首昔日在TVB时生活的总结。

邵逸夫在知天命之年放弃东南亚的事业奔赴香港重新开始，年过古稀时又转而进军电视行业打造TVB，这样的魄力不是人人都有。在早年经营邵氏时，邵逸夫也绝对是个“狠角色”，最典型的案例是邵氏与电懋的挖角事件。当时邵氏白手起家初成立，没有大明星。邵逸夫许下重金，想要挖当时竞争对手电懋公司的头牌明星林黛。邵逸夫约到林黛后亲自为她斟茶，并且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在林黛面前，开出的片酬是电懋的两倍，最终林黛转投邵氏。

在果断挖角之余，邵氏也时刻严防死守避免“被挖角”。当时籍籍无名的李翰祥在邵氏拍摄《貂蝉》走红后立刻成为各大电影公司眼中的红人。但邵逸夫完全不担忧，因为李翰祥已经与邵氏签了一份长达8年的合约。

旗下导演、演员及合作者胡金铨、王羽、邹文怀等相继出走邵氏，或许也与邵逸夫本人强势的管理风格有关。但与此同时，他也有知人善任、宽厚仁义的一面。1963年李翰祥倒戈出走，奔赴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并带走了邵氏一半的人马。邵氏与国联曾经展开激战，手握东南亚大批院线的邵逸夫更拒绝发行任何国联公司拍摄的电影，最终李翰祥败走台湾。后来李翰祥特别制造与邵逸夫的“偶遇”，提出想要重回邵氏的请求，而彼时的敌人邵逸夫竟出人意料同意。

邵逸夫从影半生，捧红狄龙、姜大卫等诸多明星，却也错失不少绝佳的合作机会。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与李小龙之间的故事。

当时李小龙在美国发展不顺计划回港，本想要投奔最为强大的邵氏公司。据传他当时开出的价码是一万美金，但邵逸夫并未答应，并且在李小龙看来他的态度也有些傲慢。彼时邵逸夫的左膀右臂邹文怀已经出走邵氏自立门户成立嘉禾公司，并以“分红制”的方式最终邀请到李小龙加盟，由他主演的《唐山大兄》在香港创下票房记录，帮嘉禾打开局面赚到大钱。

无独有偶，在邵氏因参演《大军阀》一举成名的许冠文曾经将自己写的剧本《鬼马双星》交给邵逸夫，希望能与邵氏合资拍片、五五分成，被邵逸夫断然拒绝，理由是“剧本太差”。不死心的许冠文找到嘉禾，最终达成合作，《鬼马双星》当年在香港拿下625万的高票房。

当时的邵逸夫略显保守，可能已经有些跟不上时代了。事实上李小龙和许冠文对邵氏公司开出的条件在当时看来可能并不高，但对于还在维持工厂式运作的邵氏来说，没有办法去冒险，也不可能去做突破。

邵逸夫一生传奇，却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他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两子两女，子女从小就在新加坡由邵逸夫的兄长帮忙抚养。后来两个儿子入主邵氏董事局，帮助父亲处理事业。直至1981年，大儿子邵维铭不满意方逸华进入邵氏掌权，因而与二儿子一同退出董事局，并移居新加坡，父子从此断绝关系长达二十年。冷战持续到2006年，邵逸夫在亚太影展荣获“终身成就奖”，一向鲜少露面的邵维铭突然高调出现代父亲领奖，并被拍到与父亲和方逸华共进晚餐。邵逸夫立下遗嘱分配身家，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的4个子女与方逸华在日后产生纠纷。

拍摄了中国最早的有声粤语电影《白金龙》

拍摄影片1000余部，为中国所有电影制片厂之冠

拥有最多的影院，最高时期达200多家，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

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

历史上最年长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

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他也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上班），很晚很晚才下班”。邵氏拍每一部影片，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喜欢不喜欢。凡是观众不喜欢的，就坚决不拍。

邵逸夫称自己制片相当“严谨”，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据称，邵氏在迄今的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

邵逸夫的成功还在于他从步入电影业时就认定，搞电影事业必须生产发行结合，方有出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实行“每月一院”的办法，在香港和东南亚，邵氏影院星罗棋布，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国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娱乐了各国观众，对传播中华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逸夫名言：

品牌就是生命。

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