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亚当斯

塞缪尔·亚当斯是两届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参与起草邦联宪法。1787年，反抗州政府对农民漠视的谢伊斯起义爆发后，他支持詹姆斯·鲍登严厉镇压起义。立宪会议后，他在联邦党与反联邦党人之间游移不定。他曾在1794年至179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803年他在波士顿逝世。

促使美国独立有三个有名的事件：一是反抗《食糖法》，《印花税法》，和《汤森法》；二是“波士顿惨案”；三是“波士顿茶叶案”。这一切都是一个名叫塞缪尔·亚当斯的波士顿人一手组织策划的，所以在美国人心中他是美国革命之父。

美国的国父很多，所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都是国父。因此美国人谈到国父时用的是复数。而美国革命之父只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塞缪尔·亚当斯。一七二二年，塞缪尔·亚当斯出生在一个制酒商人之家。当时马塞诸塞殖民地的富有家庭通常把孩子先送进波士顿的拉丁学校，然后进入哈佛学院学习，毕业后最理想是当牧师，其次当律师。塞缪尔在哈佛期间，开始了探索人生的意义，这是件相当危险的事。只要你的结论不是发财致富的话，那就很可能坐牢甚至没命。塞缪尔的结论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追求社会正义的人生。塞缪尔接受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治哲学，认为政府是人民和国家的一种契约，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有最终的权威，人民就是主权。政府应该有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每个部分只对自己负责。如果，人民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它的责任，人民有权收回政府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可以推翻政府。在政府之下，人民的自由就是共同遵守同一规则下的自由，这一规则就是宪法。宪法高于一切，宪法高于宗教教义，宪法高于圣人教导，人民必须在宪法之下自由活动，宪法之下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该服从任何他人强加的意志。在他的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中，塞缪尔指出自由使人有别于野兽，它是一群有理智的人与野兽的区别，后者只有一条规则，最长的尖角就是最强的法律。塞缪尔在哈佛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造反精神由此可见。

塞缪尔从哈佛毕业后，母亲希望他献身上帝，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律师。塞缪尔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听从了父亲的另一个建议，经商。一开始，塞缪尔在一家财务公司工作，哈佛毕业生塞缪尔本应该干得很出色，可没多久，公司老板就请他走人了，理由很简单：“我要的是商人，不是政治家”。从财务公司出来后，塞缪尔的父亲借给了他一千英镑，让他自己做生意。他把其中的一半贷给一个朋友，血本无归，另外一半很快就花完了。一七四六年塞缪尔被选为波士顿的政府官员。两年后，他和朋友出版一个政治周刊，替辉格党宣传。父亲死后，塞缪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三分之一的房产，并负责管理家里的酒厂，经营得一塌糊涂，被债主抄家后，只好宣布酒厂破产，去做收税官。塞缪尔在这个任期八年的位子上，做了不到一年就因为账面上的八千英镑的亏空被免职了。塞缪尔并没贪污，但他从来不记帐，也就不知道钱去哪了。虽然塞缪尔在事业上不成功，但在革命的道路上塞缪尔却越走越远，他在辉格党内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名曰“罗亚九君子”，由八名工人和塞缪尔组成。他们常在一家酒厂楼上开会，托利党人说他们是用酒鼓起的干劲。因为有塞缪尔，他们的活动有声有色。

1764年，英国公布了殖民地的《食糖法》，刚过四十二岁的塞缪尔终于知道了他该干什么了，那就是造英国的反。他和约翰汉考克成为波士顿地区的抗税领袖。在哈佛受过的良好教育，很快使塞缪尔成了一位革命理论家。他在《食糖法》的序文里找到了一个暗示，就是殖民地人民“纳税而无代表权”，这句话成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的熊熊大火。

接着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为此塞缪尔发表了一个反对英国当局在殖民地随意加税的宣言。马萨诸塞有三十七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十三个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也有六百多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各殖民地纷纷成立“自由之子社”，组织起来反抗英国。塞缪尔是天生的宣传家，他执掌了由约翰汉考克出资的《波士顿纪事报》，以该报为基地向《印花税法》和英国驻波士顿总督发难。还鼓动群众捣毁印花税办公楼，冲入税务官的官邸企图杀死收印花税的官员。好在该官员事先得到密报逃离了住所，才免遭其难。三天后，该官员宣布辞职。接下来塞缪尔发动宣传攻势，声称《印花税法》是总督的主意。尽管这不是事实，但很快马萨诸塞人民就都认为是了。一七六五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一群企图造反的人涌进了总督公馆，进行破坏。幸好总督及时出逃，才免遭伤害。第二天，总督对圣经起誓，他绝没有参与印花税法的制订。相反，总督是极力反对的。塞缪尔再次发动宣传攻势，说那天晚上在总督家抄到了证据，但这证据是什么，塞缪尔从未公开。马萨诸塞议会邀请各殖民地派代表出席纽约会议，讨论《印花税法》问题。组织会议的马塞诸塞总督以为会议将支持英国，没想到会议认为除了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的税收外，不曾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税收。同时认为《印花税法》有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倾向。于是，各殖民地纷纷抗议，英国议会最终只好放弃《印花税法》。

塞缪尔因反《印花税法》运动而成名，一七六五年被选入马塞诸塞议会，次年约翰汉考克马塞诸塞首富也被选入议会。有了约翰汉考克的金钱和塞缪尔的理论与组织，殖民地议会就成了他们反对英国的工具。塞缪尔在《波士顿纪事报》上公布了拥护《印花税法》的议员名单，十九名亲英的托利党议员因此落选，从此马塞诸塞议会由反英的辉格党当道。可是这份名单上没有一人支持过《印花税法》，革命原来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印花税法》取消后，塞缪尔继续组织集会游行。塞缪尔相信，他的种种活动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要远大于议会中的宪政辩论。一七六八年九月，为了颁布《汤森法》英国当局从加拿大调来了两个团的士兵。于是，塞缪尔宣传的“英国专制”就成了事实。塞缪尔开始发表《事态日记》，报导英军在波士顿的丑行。英国当局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态日记》中几乎没有事实，因此只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出版。尽管官方否认，但各殖民地人民都相信《事态日记》的报导，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逐渐升级。

塞缪尔的反英宣传，给波士顿惨案搭好了舞台。他制造的有关英军，污辱事件是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波士顿惨案”发生。前一天晚上，塞缪尔散发了很多有着英军士兵签名的传单，传单声称英军即将对波士顿市民动手。这又是塞缪尔制造的消息，市民读后大为激动。五日黄昏，英军一名哨兵与市民起了口角，市民们向英军扔了许多雪球，冰块和棍棒。最后英军开枪，打死五人，打伤六人。几小时后，塞缪尔掌控的《波士顿纪事报》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塞缪尔把这件事称为“波士顿惨案”。于是一次小小的口角引起的事故成为血案，这一切都是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一手策划的。在向英军扔雪球的人群中有一位后来成了美国第一任陆军部长，他就是华盛顿的亲信诺克斯。诺克斯是被人鼓动去的闹事现场，他事后根本说不清是谁开的枪，也说不清英军为什么要开枪。在后来的审判中，只有一位叫保罗瑞维的人把当时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而且一口咬定是英军故意开枪，连谁开了几枪都说得清清楚楚。因为保罗瑞维是塞缪尔派去现场为后来的审判作证准备的。这个人后来很有名，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因为他的通风报信，英军收缴民兵武器的阴谋破产，从而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这些都是后话。事发后的第二天，塞缪尔召开市民大会，要求英军撤出波士顿。会后，塞缪尔亲见总督，总督见势不妙，把军队撤至威廉斯堡。波士顿惨案大大激发了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趁机建立民兵，以便有朝一日对付英军。

《汤森法》取消后，只有茶叶税一项可以成为塞缪尔对付英国殖民当局的把柄。塞缪尔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七七三年，东印度公司游说英国国会，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北美洲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并按北美的低税率纳税，这就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成本下降了一半。同年十二月，东印度公司把它滞销的茶叶带到了北美的四大港口。波士顿人守在港口，不让茶叶卸下岸。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请求回英国，但总督对船长说要是他不卸货而回英国的话，总督将按叛国罪起诉他。正是总督的强硬态度给了塞缪尔可乘之机，要是他和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采取温和的态度，六个月后茶叶税就会取消。塞缪尔也就没有闹事的机会了，美国革命也就不会在当时发生，塞缪尔就不会成为美国革命之父。冥冥中好象是天佑美国独立革命。十五日下午五点，塞缪尔带上了上百个化妆成印地安人的同伴，手执印地安人的板斧和绳索，爬上了东印度公司运茶叶的货船。他们砍坏茶叶木箱，把三百多箱茶叶全部沉入海底。塞缪尔高兴不已，他在等待英国当局的发作。不出所料，英国议会立即宣布了“波士顿港口法”，宣布关闭波士顿港，增派驻军，强征民房，把马萨诸塞的总督由文官改成武官。恐怖笼罩着波士顿，这就证实了塞缪尔的“英国专制论”和英军的暴行。习惯了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对此无法忍受，佛杰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也不得不揭杆而起了。至此，独立革命已不可避免。

一七七四年，塞缪尔觉得有必要召开北美所有殖民地的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局面。佛杰尼亚也有同样的认识。于是在塞缪尔的倡议下，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马萨诸塞的英国总督盖奇解散了议会。同时，佛杰尼亚的英国总督，因反对民选议会，也解散了佛杰尼亚议会。在马萨诸塞和佛杰尼亚的号召下，除乔治亚以外的十二个北美殖民地的五十六名代表于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这是一次的美国革命群英会。马萨诸塞的代表有塞缪尔亚当斯，塞缪尔的堂弟美国政治学的垫基人第二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代表团长约翰·汉考克等人。佛杰尼亚则派出了乔治·华盛顿，派屈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和代表团长佩顿·伦道夫等人。佩顿·伦道夫当选为会议主席，约翰亚当斯是会议的灵魂人物。第一届大陆会议向英国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对各殖民地的强硬措施。会议还通过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决议案和由约翰亚当斯起草的《权利宣言》。第一届大陆会议团结了北美各殖民地的抗英力量，为北美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在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策动下，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马塞诸塞民兵和英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为了激发各殖民地的反英热情，并建立殖民地自己的军队，于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与会代表六十六人，新代表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佛逊，约翰·汉考克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宣布以武力反抗英国，并由华盛顿任总司令成立“大陆军”。从此大陆会议成了殖民地的权力机构。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佛逊根据理查德亨利李的《李决议》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塞缪尔在《独立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塞缪尔由一个一事无成的哈佛毕业生成了美国国父之一。经过了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八年的独立战争，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于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各殖民地的代表经过四个多月反复的讨价还价，终于制定出了近代第一部非君主制民主国家的宪法。宪法确立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宪法还明确说明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规定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和关系，明确地体现了洛克的政权源于人民，权力必须有制衡的政治哲学。又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宪法才被各殖民地议会批准。一七八九年新生的合众国选出了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从此美国走上了一条强国之路。

（1776 年8 月1 日）

今天，在我们这片大陆，300 万同胞为着同一个目标联合起来，这使全世界感到震惊。我们的军队人数众多，训练有素；我们的指挥官具有第一流军事才能，他们生气勃勃，热情超群。我们以非凡的信心，准备好了弹药和粮草。外国纷纷等待与我们联盟，以庆贺我们的胜利。我想说，上帝几乎是令人惊讶地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成功挫败了敌人，使丧失意志的人恢复了信心。因此，我们可以真诚地说，拯救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

看来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也许是要我们恭顺地接受伟大而十全十美的天意。我们已经摆脱了政治厄运，让我们不要回头张望，以免遭到灭顶之灾，成为世界的羞辱和笑柄。难道我们不希望在防卫上更一致，备战更周密？难道我们不想让敌人众叛亲离，让自己勇气倍增？”我们的力量与抵抗足以使我们赢得自由，并将确保我们获得光荣的独立。在自由而庄严的各州，它将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不能设想，由于我们的抵抗，一个分崩离析的垂亡之国就会对美利坚变得较为友好，或变得稍为尊重一点人权；我们因而就可以期望他们出于对权力的追求，抑或出于恐惧而不是德行，重新恢复我们的权利，并补偿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步调一致和英勇无畏将为我们带来光荣的和平，它将使今后为自由奋斗成为理所当然。如果有力量逮住恶狼，却又不拔除它的尖牙，不斩断它的利爪，反而任其逍遥，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我们别无选择，要么独立，要么蒙受最卑劣最残忍的奴役。在我们的平原上，敌人已经重兵压境。荒芜和死亡就是他们的血腥行径。我们同胞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向我们呐喊，这喊声仿佛来自上苍。

我们的联盟已经组成，我们的宪法已经起草、制定并获得通过。他们现在就是自身自由的卫士了。我们就像罗马执政官告诉罗马人那样对你们说， “没有你们的同意，我们的任何提议均不能成为法律。保持你们的本色吧，美利坚人！你们书写了法律条文，你们的幸福也就有了保证”。

你们的士兵已经开赴战场，足以击退所有敌人，包括他们的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士兵们的心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激烈跳动。他们为正义的事业而群情激奋。他们一旦举起刀剑，就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你们的敌人卑鄙无耻，嘲弄人权，把宗教化作笑柄。他们为了高额赏金，不惜把矛头指向自己的首领和祖国。

继续从事你们伟大的事业吧！你们要为以往的胜利而感谢上帝，并坚信将来会赢得最终胜利。对我来说，除了与你们共享光荣，分担危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有一个心灵的愿望，那就是：我愿将我的骨灰同沃伦和蒙哥马利们撒在一起，让美利坚各州获得永久的自由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