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振镛

　　１９２０年，虞再度赴美入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１９２１年他选购了良种荷兰（Ｈｏｌｓｔｅｉｎ）、娟姗（Ｊｅｒｓｅｙ）和安雪（Ａｙｒｓｈｉｒｅ）乳牛共１３头，亲自照料，飘洋过海，历时一月有余，安全到达北京。在清华学校附近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场”。他亲自主持场房的设计、施工、设备安装和经营管理。我国畜牧工作者远涉重洋专攻乳牛学，亲自选购运送优良牛种回国经营奶牛场的，以他为第一人。

　　北京模范奶牛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化乳牛事业的兴起。它是我国早期生产Ａ．Ｔ．Ｔ．无结核菌牛乳并采用高压高温巴士德法灭菌的奶牛场之一。它的建立，为清华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实习场地，在这里可以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北京协和医院护士班的学员也来此参观学习灭菌乳的生产过程、消毒设备和灭菌操作技术。牛奶场还设有青贮塔，使乳牛在冬天能吃上青贮饲料，增加产奶量。这在当时国内也是领先的。

　　１９３７年，日军侵占北平，虞振镛多年苦心经营的模范奶牛场沦于敌手，惨遭破坏。

　　１９３６年，虞振镛就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他大力倡导，要重视发展畜牧业。这固然有其“在其位，谋其政”的一面，却也闪耀着他的真知灼见。

　　这一年，他在《南岭锄声》创刊号上发表《绥远垦业之状况》，提出应该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的见解。绥远省面积约３７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２００万，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从清光绪年间开始，历届政府都设置农垦机构，划出荒地，招内地农民和民间集资组成的农垦公司领购开垦，以安置内地日益增多的人口，并增加政府和领主的税租收入。由于不顾当地自然条件盲目开荒种地，加上战乱和连年干旱，至３０年代中期，农垦事业渐渐衰落。虞振镛根据他在绥远工作的经验指出：“绥远省东西长２０００余里，南北宽１４００余里。在此广幅之内，地势有高低之别。如绥远阴山南之归绥、萨拉齐、包头等县，与阴山北之武川、固阳、陶林各处，相差２０００余尺，气候情况，自然不同。黄河沿岸，土松草茂，山北雨水稀少，气温过低，宜于牧而不宜于农。”“低洼之地，累受水淹；高燥区域则受冻旱，如继续经营农垦，赔累不堪。”提出：“在确有不能种植之域，理应鼓励人民从事畜牧业方面的发展，减轻租税，推广种畜，这样则土地就能尽量合理的开发利用了。”他的意见，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无法付之实施。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贵州主持农业工作，继续大力宣传发展畜牧业。他说：“贵州河沟不冻，草木长青，实为畜牧最宜之处。况本省山地土薄坡陡，不宜种植。以之造林，将来势必与工矿业同感运输困难。若能利用荒山荒地，多养马、牛、羊等家畜，不独可免运输之劳（牲畜能自己行走），且可同时驮运货物。川、鄂、湘、桂久为黔省牲畜市场，逐年求过于供，将来战后补充，尤其黔省是赖。故在贵州提倡畜牧事业，于复兴农村经济，实有莫大的帮助。”

　　１９４４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发表了《中国畜牧政策之刍议》，对战后畜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首先，他提出４条理由说明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性。第一，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但有大量林牧用地，发展畜牧业比发展林业可以更快地建设战后经济；第二，我国对外贸易只有畜产品每年出超，利用荒芜的土地发展畜牧业，可以大大增加外汇收入；第三，我国农田以施用厩肥为主，发展畜牧业可提高土壤肥力；第四，我国农田耕作全赖畜力，华北平原和西部山区交通运输非牛马不可。他指出，在发展畜牧业时，要按照农区和牧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方针：“农区人口稠密，市场较近，牲畜散漫，防疫宜用政治（行政）方法，畜种宜以乳肉为主，而利销售。牧区牲畜大群放牧，气候比较寒冷，喂料亦感困难，似宜选择体质坚强、忍苦耐劳的品种，毛畜力畜，各有其特长。”最后，提出了４条政策措施：１）健全兽疫防治机构；２）开展家畜保险；３）加强教育，培养人才，稳定队伍；４）对经营者给予优惠。

　　以上思想和见解，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时至今日仍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早在１９３６年虞振镛初次出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期间，就着手创建兽疫防治机构，拟订兽疫防治条例。因抗日战争开始而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重新出任农林部渔牧司（后改为畜牧司）司长，继续进行建立兽疫防治系统的工作。首先，把全国划分成东南、西北、华北、西南、晋绥、青海、华西、东北、西藏、新疆等十个区，每区设立一个兽疫防治处，负责本区的兽疫防治工作。同时，建立血清制造系统，设立疫苗厂，推广群众性防治兽疫工作。

　　这些机构的创建，为我国兽疫防治系统的建立起了奠基和开拓的作用。

　　１９０７年　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１９１１年　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生。　　

　　１９１１—１９１４年　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　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

　　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　任教于清华学堂兼农场主任。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　再度赴美，考入德省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

　　１９２１—１９２８年　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创设农科兼农学系主任，农场场长。兴办北京模范奶牛场。１９２８年清华大学取消农科后改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　在东北辽宁通辽钱家店三畬堂农事试验场任职。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　任中国华洋义赈会农利股主任，绥远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　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兼种畜场场长。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　任贵州省建设厅技正，兼农业改进所所长、兽疫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干事。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畜牧司司长。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　任上海畜产公司经理，兼江苏南通农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　任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直至退休。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