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贻惠

张贻惠，字少涵，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他出身在书香门第，父亲为进士，曾做过内阁中书。有兄弟5人，他和其弟张贻侗、张贻志均专攻数学、物理学、化学。张贻惠在戊戌年（1898）中秀才。15岁到南京应乡试，正逢江南高等学堂招生，遂考取进入该校学习。此校为预备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前期学校，相当于高级中学。学习2年后，又考取安徽留日公费生。这是一些在南京从政的安徽人募集公费承办的，专门选送安徽籍的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共选送了10人，张贻惠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安徽省第一批公费留日学生。

到日本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学习日语，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习数理，5年后毕业。后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刚入学一年，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他毅然休学回国参加革命。一年后又回京都帝国大学，一直到1914年毕业后回国。

回国后，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讲授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课程。当时高校的数学、物理教授很缺，他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校教授，前后共8年。

1922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工作，1923年去欧洲游历一年，1924年回国。回国后，又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数理系主任。在任该校校长期间的1927年，为营救李大钊主持召开校务讨论会，议决营救李大钊的办法，并被九所院校推定为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北京大学的余文灿），前往拜访张学良军团长，陈述九校意见，为营救李大钊作出努力。

1928年，张贻惠被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邀去任高等教育处长。一年后，北京师范大学老同事和学生热烈欢迎张贻惠重回北京师范大学任职。1929年，他谢绝中央大学的挽留，北上就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改名）院长。后北平大学改组，北京大学同北京师范大学分立，即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1933年，张贻惠被当时的教育部任命为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校务，便辞去了所有兼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在陕西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张贻惠随校迁移。1939年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城固，张贻惠任教务长，并讲授数学、物理，这时他已成为该校的著名教授之一。

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由城固迁至兰州。

张贻惠在兰州任西北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具体日期不详），乘飞机返回北平，因飞机失事，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60岁。

1886年 生于安徽省全椒县。

1901—1903年 京师大学堂预备班学习。

1904—1909年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

1909—1914年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15—1922年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任教。

1922—1923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工作。

1923—1924年 赴欧洲游历一年。

1924—1927年 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主任、物理系主任、校长。

1927—1928年 任京师大学师范部（北京师范大学改名）学长。

1928—1929年 任南京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

1929—1933年 在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任教，1929—1930年任院长。

1933—1937年 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

1937—1941年 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

1941—1945年 任西北大学教授。

1946年逝世（卒月、日不详）。

张贻惠译．《宇宙及其进化》．震亚书局，1932．

热心社会工作

张贻惠除本职工作之外，热心于社会工作，曾任《中国物理学报》编委（1932—1938），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33年该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名词审查核定会议。他对中国度量衡名词的命名、定义等工作也颇为热心。

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竭尽全力

张贻惠留学回国后，很想在学术上做出贡献。但那时的国家一片混乱，各大学设备不齐，既没有良好的实验室，也没有完备的图书馆。他感到很难在实验室里或著作室里仔仔细细地做实验或理论的研究，以实现自己的夙愿，遂将一腔热情倾注于教育之中，以期培养出优秀人才。

创建物理系

1924年，张贻惠参与了筹备、规划和创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他对课程的设置、教学质量的提高、人才的选拔和留用、科学知识的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讲授力学、光学、普通物理学和原子构造论（现称原子物理学）等课程，是当时在国内开设原子物理学课程的第一人。在教学中，他自编讲义，并进行实验，以加强直观性。据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赵慈庚回忆，张贻惠在讲授普通物理学中，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很吸引人，学生们都很愿意听。他还在讲课中介绍国外新建理论，如相对论，为将国外的现代物理知识介绍到国内做出了贡献。

担任北师大校长

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因不满当时政府腐败，又因学校经费积欠困难，无法开展正常校务工作，突然辞职离校。1925年，张贻惠被任命为校长，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为坚持办学，筹措资金，他四处奔走求助，最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赠与科学教席4座，每座附设备费2000元，并补助附属中学1400元，附属小学600元。此外，为广西省代培师资，开办特别班，由广西省政府拨给补助费。由于张贻惠的努力，学校才得以维持，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北京师范大学。

重视人才

张贻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尤其对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学生格外爱惜。在他任校长期间，曾将品学兼优的学生汪德昭在毕业前一年（1928）破格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助教，既充实了教师队伍，又为汪德昭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他非常关心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当时国内科技图书缺乏，校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也很少。为使广大师生能阅读到更多的图书，他及家人将自藏的一批科技图书无偿献给学校。现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盖有张贻惠印章、并写有“赠”字样的图书，已成为该校图书馆的珍藏。

张贻惠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和该校物理系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全体教工对他的功绩铭记在心，于1948年在校长袁敦礼的主持下，将原物理楼命名为“贻惠楼”，并写成匾额，悬挂在楼内大厅中央，以表示永久的纪念。

编译科学丛书

率先编译科学丛书，将科学思想普及社会

1932年，张贻惠在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学术界显得比较活跃，他又另起一种宏图，认为在科学落后的中国，把科学思想普及到社会，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遂决心利用闲暇时间，为科学知识传播和普及作出努力。他一方面屡向熟悉的同事和同学讨论和宣传这一工作，一方面率先发起编纂科学丛书。原计划丛书的第一、二、三册由他自己著译，随后广约同行，共同著译，由浅易的材料进入专门的著作。因考虑到天文学是发展最早的一门科学，人们对于宇宙又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有许多现象举首即见，很容易实地考察，故选择英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J．H．靳斯（Jeans）的科学通俗著作《宇宙及其进化》作为科学丛书的第一部，进行翻译，于1932年由北平震亚书局出版发行。张贻惠在书的序言中指出，他在译文时注意达意，而不去斤斤作句句字字的对照。为了使意思更圆满，译文更通达，在有些地方作了些变动。书后还有译者自加的增录3条：一、太阳距离的测法；二、天文用干涉表；三、希腊字母和罗马字母，作为补充。此书由于原作者高深的学术水平和娴熟的文笔，加上译者的补充和润色，用极平凡的名词，富有趣味的文句，叙述深奥的科学原理，使读者不倦，阅读过后，就可以得到天文学的一个大概观念。此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

原计划科学丛书的第二册为靳斯著《神秘的宇宙》，第三册为C．达尔文（Darwin）著《最近物理学的物质观》，均由张贻惠译，并在震亚书局的“最近出版广告”中预告读者。但1933年他被委任为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全身心投入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终日忙于院务，无暇顾及科学丛书的译著，后又遇时局突变，因此以上二书均未出版。但他的“把科学思想普及于社会”的思想，为后来者所发扬。事过两年后，于1934年，由周煦良翻译，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神秘的宇宙》（靳斯著）问世，完成了张贻惠未完成的事业。

积极宣传和推动工作

20年代，我国行政部门颁布过《度量衡法》，但因国土幅员广大，推行困难，因此度量衡法仅成纸上空文。1928—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度量衡》和《修正度量衡法试行细则》，使统一度量衡成为急务之一。1934—1935年间，在国内各种刊物上，热衷于度量衡名称的讨论。当时社会上对度量衡名称选用极不规范，中国物理学会为此事曾上书当时行政院及教育部，陈述命名及定义的关系，从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大争论。

张贻惠在这场争论中，阐述了度量衡的由来，发展历史，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推行统一度量衡工作的困难，希望在推行市制上努力。还对标准度量衡的命名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应与各学会虚心讨论，“订一较完全之系统，则于实用上，科学研究上将更见整齐划一，无扞格不通之弊矣。”他的见解和建议，对当时度量衡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统一有关名词的工作有积极的意义，获得工程技术界和物理学界的赞同。

张贻惠学术造诣很深，知识渊博，在当时物理学界颇有影响，且为人正直，平易近人，身居校、系领导岗位，从不计较这些工作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工作。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正容、赵慈庚、赵擎寰的回忆中，曾屡屡提起，并表示永记难忘。同时，也值得今人学习和发扬。

(作者：陈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