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鼎

王文鼎（1894－1979），汉族，四川省江津县人。著名中医专家。王文鼎出生农民家庭，家境清贫，因带头组织学生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江津旧制中学勒令退学，他的国文老师张鲁秋（曾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也因讨袁被解职。为维持生计，张老师建议他学医。于是，王文鼎投拜到当时名医郑先生门下为徒，教习内、难等经典。后介绍他就学于颜闻修老师，引其入至中医之门。其后，王文鼎身背药囊，步入医林。在汉口行医时，投入了革命队伍。后悟出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学医和行医的指导思想，于是学识大进，疗效卓著，声望日高。

王文鼎 - 人物生平

1919年就读于江津中学，因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而遭学校除名，后在家乡任家庭教师，同时阅读古典医籍，拜师学医。

1926年赴日本求学未成，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党组织派回重庆，先后在重庆、成都以行医为名，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6月，随川军旷继勋旅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转战蓬溪、南部一带。起义失败后，继续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省委工作，1950年调中央，任特级医师，从事中医管理、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等工作。

1964年以后，历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卫生部秘书长、部长助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保健医生、卫生部顾问等职。其间，曾亲聆毛泽东主席对医学工作的教导，与周恩来总理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王文鼎是中国著名的老中医，在中医研究、中医临床治疗等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被群众誉为“回春妙手”。

王文鼎 - 革命历史

王文鼎1926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成都以行医为名，利用其声望和地位，深入旧军队上层人物中，从事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准备四川的和平解放，做出积极贡献。王文鼎曾在四川省委工作，历任川西行署及四川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成都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五届常委等职。1956年调任中医研究院工作，担任中医科研领导和从事临床研究工作。曾任学术秘书处副处长，西苑医院副院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高级干部保健医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62年7月10日，他写了一份关于发展中医事业的意见书呈送党中央，供中央研究参考。其后，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颐年殿接见了王文鼎和蒲辅周，表示对他们工作的支持。王文鼎曾多次向各级组织提出改进中医工作意见。他亲聆过毛泽东同志对中医的指示。 　

他病逝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陈慕华、宋任穷、康克清等送了花圈。卫生部的悼词说：“王文鼎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技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奋斗了一生。”

王文鼎 - 主要著作

王文鼎撰有《对于开展中医研究工作的商讨》和《对研究整理祖国医学的一点意见》等文章，分别刊登于《中医杂志》（1957年第4期）和《新医药学杂志》（1977年第9期）。

王文鼎 - 学术成就

王文鼎对经方应用常多彻悟医理，自出杼机。曾精辟论述《伤寒论》小青龙汤：“方中姜、辛、味三药一般当等量用之，注意适当调节升降开合；方中麻黄的运用亦有分寸，初病表实用麻黄，次用麻黄绒，后期喘而汗出用麻黄根，剂量可加重30g；初期桂枝、白芍宜等量，病久渐虚须白芍倍桂枝，仿建中，意在收敛。”其对经方研究之精深，可见一斑。 　　

王文鼎对《千金方》 、《外台》、《串雅外编》、《景岳全书》、《衷中参西录》等书所载有效方剂常应用裕如，常谓用药如用兵，医家当谙熟药性，切合病机，照顾全面。他对生药和炮制亦很熟悉，如谓制黄连，上焦火用酒炒，中焦火用姜汁炒，下焦火用盐炒，肝胆郁火吴茱萸炒，脾虚生大黄炒，足见其炮制药物之精细。 　　

王文鼎临床选方注意法度准绳，加减化裁活泼圆通。一般处方药味不多，少则二三味，多则十来味，绝不随意开大方贵药。用药剂量，取决于阴阳盛衰程度和邪正力量的对比，佐使药轻投，如橘红用量不到1g，对主要药物常重用，如石膏清热，桑枝通络，黄芪固表，防己利水等，每剂常用30g左右。善于辨证，精于选方，巧于化裁，常可于平淡无奇的普通方剂中见大功。曾治疗一例重症神经性厌食的青年女患者，投以归脾汤加鸡内金、香附加减，健脾胃疏肝，调理半年而愈。 　　

王文鼎诊断疾病主张人、病、证三结合，以人为主，整体观念，全面分析，辨证诊治。诊病强调必须四诊合参，对脉诊的应用尤有独特的见解，指出诊脉必须“静以观其象，动以察其体”。在明确六部脉和脏腑相应、各有所属的基础上，要以医生的三指动静结合来观察病人的脉象和脉体的变化。以医生的“静”来候病人的脉象，以医生的“动”来候病人的脉体。这种动静结合、体象并察的切脉法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王文鼎 - 学术思想

王文鼎认为中医的发展和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前提是首先搞好继承，不但要继承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更要系统学习理论，这样才能谈得上整理提高。进行中医研究，必须在辨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科学成果，按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反对废除理论、研究经验或废除中医、研究中医的倾向和做法。他认为如果抛弃中医的病理、病因、诊断、症状等，完全用西医的一套来代替，不但达不到发扬祖国医学的目的，反而会对祖国医学遗产造成莫大的损害。他强调，中医的基础理论，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必须将中医和中药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在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上有所贡献。王文鼎的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四诊方面，他尤重脉诊，指出诊脉必须“静以观其象，动以察其体”。在明确六部脉位和脏腑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医生的三指动静结合来体察病人的脉象变化。静是指医生必须屏息敛神，置三指于寸、关、尺三部，分轻、中、重三种力量来体察脉象，如迟、数、滑、涩、洪、微等；动是指医生三指按寸、关、尺三部，分轻、中、重三种不等的力量，往来揉动病人的脉管以观察其体态和张力，如长、短、弦、芤、紧、缓等。简言之，就是以医生的“静”来候病人的脉象，以医生的“动”来候病人的脉体。

王文鼎 - 临床经验

王文鼎选方用药注意法度，加减化裁活泼圆通。他常说“不知规矩，不能成方圆；随便凑药，不能叫开方”。一般处方，他用药不多，少则二三味，多则十几味，绝不随意开大方贵药。用药剂量，取决于阴阳盛衰程度和邪正力量的对比，佐使药轻投，如橘红用量不到1g；主要药物重用，如石膏清热，桑枝通络，黄芪固表，防己利水等，常用30g左右。由于他善于辨证，精于选方，巧于化裁，常可于平淡中而获奇效。

王文鼎对一些验方、秘方也很重视，认为只要辨证得法，确有疗效。如他介绍治鹤膝风方，由生黄芪240克、远志120克、石斛120克、怀牛膝120克、双花30克组成。使用时，用十碗水先将四味煎熬至两碗水，加再入双花，煎煮成一大碗，临睡前空腹服下。服药后全身大汗，汗止后用毛巾把汗擦干，揉搓全身。常可一剂见效，两三剂治愈。

王文鼎 - 后世影响

王文鼎非常重视祖国医药学的继承工作，他认为只有在很好地继承前人治疗经验和有效方药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于中医药进行整理和提高。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文鼎 - 趣闻逸事

“但愿人皆寿，何妨我独劳。”王文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高超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赢得人们的称赞。 　　

1975年治一刘姓患者，西医诊断为肺脓肿，久治未愈，怀疑肺部有占位性病变，动员手术切除。王老诊后谓肺部化脓性病变有肺痈、肺疽之别，“痈有火毒之滞，疽有寒痰之凝”。该患者发病开始为半阴半阳证，迁延日久，气血虚衰，阴寒凝结，毒邪深伏，瘀血内滞，是为肺疽。治疗先用益气活血化瘀，佐以止血解毒，服25剂。改补气养肺活血止血法，又服15剂。瘀散血止，肺虚阴寒之象毕露，投以通滞温补开腠的阳和汤加味50余剂，拍片、化验检查正常，自觉症状基本消失，以健脾益气之品调理月余而病痊愈。 　　

又如患者崔某，女，17岁，北京房山县社员，右足背肿物七月，破溃翻花一月半，被诊为右足滑膜肉瘤，建议小腿中下段截肢，并谓术后也只能多活一年半左右，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于1973年9月27日至王老处医治。面对这样的病人，王老说：“帮助劳动人民解决难处，责无旁贷，我一定全面考虑治疗，尽一切努力保全她的身体。既然医院确诊是癌，我们要相信西医的科学性，但我们也要从中医治疗毒瘤、石疸、瘿瘤等方面来寻求有效方药。”通过辨证，他诊为石疽，乃阳虚阴毒内陷，气滞血瘀所致。治用温阳补虚以扶正，拔毒消坚、行气化瘀以祛邪。常服阳和汤、犀黄丸，外用鲜商陆根约一两，捣绒加少许食盐，涂敷翻花疽面，一日一换。 　　

至1975年9月24日二诊，服阳和汤140剂，犀黄丸3料，外用商陆根15斤左右，疽面愈合，效不更方，以收全功。继服阳和汤，因犀黄丸难配齐，改用小金丹。后因未坚持服药，又受外伤而复发。又服阳和汤120余剂，外敷鲜商陆根及外贴阳和解凝膏20张。经三年治疗，滑膜肉瘤基本痊愈，透视拍片及化验正常。为杜绝复发，王老处方善后，嘱间日服阳和汤40剂，间日服小金丹26袋，每日一袋，外贴阳和解凝膏30张。治疗始终以扶正为主，兼以外治祛邪解毒为辅，标本兼顾，攻补兼施，扶正而不助邪，攻邪而不伤正，耐心调治，终收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