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2012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

2016年4月，傅高义的著作《日本第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傅高义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1968)》和《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傅高义教授是研究社会学出身的，其本行就是研究中国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研究广东，是因为中国非常大，情况也非常复杂。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开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想要取得一些研究资料非常困难，即使能够得到，资料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全部情况，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先从一部分开始。而广东毗邻香港，可以看到广东的报纸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还可以通过采访一些从广东到香港的人来了解广东的情况。所以，研究广东就成为一件自然的选择。刚开始傅教授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到了80年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成为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1987年傅高义深入广东各地进行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1988年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的事情。先走一步是当时广东的任务，广东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实际情况证明了广东改革开放和全中国改革开放的都是成功的。傅高义说，广东的经济，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因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东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种变化，介绍给更多的美国普通民众知道。”博高义以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语言，完成了可以称作当时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扫描。　

对中国当今社会的看法

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的状态，傅高义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非常有意义。首先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还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电子技术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还有，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另外，改革以来，已经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国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可以慢慢扩大民主和自由。

“我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他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开放的进程。”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在完成了900页的《邓小平时代》后，来到1963年他最初踏上的中国土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一直认为：小平是总经理，不是总设计师。

傅教授新世纪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他认为邓小平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邓小平时代也是一个转换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都肇始于这个时期，中国的很多现代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他觉得对这个特殊时代做一个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准备撰写一本“邓小平时代”的书。在这本书里，其研究范围将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邓小平时代》一书是傅高义倾尽十年的心力撰写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在首发式上感慨地说：“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写一本大书的这种精神。回想我们当下，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更显得傅高义先生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傅高义先生在70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如今他已经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修订，则极为严格精细，书稿译成中文以后，他分别寄给国内的10余位专家和学者阅读。所谓阅读就是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他再参考这些中文意见修订英文原稿，同时又由译者将英文修订版再度翻译成最后的中译本。

傅高义教授还是《邓小平震撼世界》的编者。他编的这本书是中国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英译本，副标题是“对1978年11月至12月中国党的工作会议及三中全会的目击”。

在出英译本的时候，于光远除了保留1998年出版《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原序外，对原有的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同时还专门为英译本写了序言。编者对于光远所提供的英译本，做了更适合于美国读者的文字修饰。傅高义教授为此花了很大功夫，并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了研究，写出了一篇不短的导论。

除此以外，这本书的特点还有：第一，有详尽的注释，共199条、29页。这就使得不那么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可以看明白这本书的内容；第二，这本书有书目和人名索引，共12页。全文除了目录和傅高义教授的导论以及作者的两篇序言外，共220页。

全面研究邓小平执政生涯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于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举办了简体中文版的首发式。

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

1958年，傅高义偕同妻儿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傅高义在《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

中美、中日关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大的目光，在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交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7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他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教授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教授退休后，一年一次地带领马萨诸塞州的中学教师到中国各地的学校参观交流，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使他们能对自己的学生介绍一个较为全面的中国。

傅教授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 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 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 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说，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主要力量。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

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

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

傅高义认为，除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中国、美国和日本还必须要面对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傅高义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变，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应该更加慎重。他认为台湾不会实现独立。

1.邓小平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而且有时代的因素。威信、经验、时代背景，合起来才能使他这么成功。我个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以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了。

2.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想，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的蓝图，他要看情况，要试验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务实的、实事求是的人。邓小平将改革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借鉴。邓小平认为，在领导支持改革时，应该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先行试验。当新的方案奏效后，让各地领导亲眼目睹所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派遣那些先行实验的领导到全国去传授成功的秘诀。例如当时在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台商和港商纷纷前来设立新企业，制定新的高效管理标准，随后，这些做法从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城市逐渐扩展。我认为，如果说“设计”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邓小平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看情况，成功了就可以再走。

3.邓小平并不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他认为这需要时间，毕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任何新的做法或变革，或许都要先从部分试点起步。他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4.我今年（截至2012年）82岁了，写《邓小平时代》用了10年时间。曾有人问我，要是你再写另外一个领导人的话，你比较有兴趣的是谁。我回答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这样去做了。我现在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考虑的是，上世纪50年代我刚开始做日本研究时，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韩国也没有，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几十年来，我看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现在它们又都面临着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打算做一两年的研究，多了解这个过程，去分析一下这个变化过程，期望能写一本篇幅比较短的书。

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