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

1895年7月14日（清光绪乙未年闰五月廿二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01年，进入胡子靖创办的长沙私立明德学堂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

1907年，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预科。

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

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官费留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

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

1926-1929年，清华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与冯友兰等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金岳霖任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

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

1983年，《知识论》一书时隔40余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岁。

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金岳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甚么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它与别的学问底分别下节即提出讨论。知识论既以知识为对象，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知识究竟是甚么。

1．《逻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35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1937年第2版。三联书店，1961年，1982年重印。

2．《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年，1985年重印。

3．《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4．《罗素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唯物哲学与科学》，1926年6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7期。

2．《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1926年8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9期。

3．《说变》，1926年10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61期。

4．Prolegomena，1927年4月、6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1-2期。

5．《论自相矛盾》，1927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3期。

6．《同·等与经验》，1927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5期。

7．《休谟知识论的批评（限于Treatise中的知识论）》，1928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8．《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1928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9．《知觉现象》，1930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2期。

10．《Internaland External Relations》，1930年8月发表于《清华学报》6卷1期。

11．《A.E.I.O的直接推论》，1930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3期。

12．《论事实》，1931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4卷1期。

13．《思想律与自相矛盾》，1932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7卷1期。

14．《释必然》，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8卷2期。

15．《彼此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与概念实用主义》，1933年10月5日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

16．《范围的逻辑》，193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5卷2期。

17．《Noteon Alternative Systems of Logic》，1934年发表于《The Monist》44卷。

18．《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9卷2期。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中国哲学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

20．《关于真假的一个意见》，1935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6卷1期。

21．《论手术论》，1936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1卷1期。

22．《道，式，能》，1936年9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1期。

23．《可能底现实》，1936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2期。

24．《现实底个体化》（部分），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5．《现实底个体化》（摘要），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6．《Truthin True Novel》，1937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4卷4期。

27．《On Political Thought》，1939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4卷4期。

28．《The Principles of Induction and Apriori》，1940年发表于《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37卷7期。

29．《论不同的逻辑》，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3卷1期。

30．《势至原则》，1943年5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1期。

31．《归纳总则与将来》，1943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2期。

32．《自然》，194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4期。

33．《思想》，1944年5月、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9卷1-2期。

34．《Chinese Philosophy》，发表于《Social Sciencein China》1980年第1期。

金岳霖与朋友

金岳霖一生是在朋友中度过的。他16岁（1911年）那年离开长沙到北平清华学堂读书。开始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他差不多不回到长沙老家去，到上海去也只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金岳霖又是一位终身未娶的哲学家。他“脱离了亲戚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便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他的朋友很多，有“好几套”。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如张奚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和……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也有兴趣相投者，如梨园名角，斗蛐蛐的高手……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沙龙。

金岳霖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19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岳霖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金岳霖28岁的时候说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当时金岳霖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岳霖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金岳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1926年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金岳霖又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她记得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她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u2018忘我u2019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u2018贵姓u2019。我忽然忘了我u2018贵姓u2019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u2018贵姓u2019，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金岳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听说他眼疾怕光，长年戴着像网球运动员的一圈大檐儿帽子，连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眼镜，据传两边不一样，一边竟是黑的。

金岳霖，“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泰斗也是个书呆子。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1950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后来学校只好解除他的行政职务。

金岳霖生前经常做一些有趣的事，他有时居然会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王喜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弥陀佛，原来姓“金”！

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岳霖。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讲道：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他终生未娶，爱了林徽因一生。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家兄张申府先生说过，现在中国如有个哲学界的话，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现代著名思想史学者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①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②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大师冯友兰：①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②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应。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u2018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

诗人徐志摩：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逻辑学家王浩（《金岳霖先生的道路》）：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著名作家汪曾祺（《蒲桥集》）：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

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如今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哲学家贺麟（《逻辑》）：国内惟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另一重镇是金岳霖。但与冯友兰以人生哲学为目标构建新理学不同，金岳霖的注重点更多地指向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理论与新实在论有亲近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出入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金岳霖的理论建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张申府：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

费正清（《自传》）：（金岳霖）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胡乔木说：“我们党以自己的队伍中有像金岳霖这样著名的老学者而感到自豪。希望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要向金老学习，在学术上、政治上、工作上不断追求进步。我作为金老的学生，作为党中央的成员，向金老祝贺，祝金老健康长寿！”

为纪念金岳霖，经中国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和中国逻辑学会共同组织，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并从1990年设立金岳霖学术奖，主要奖励逻辑学和现代哲学方面的优秀成果，为我国逻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奖项，也是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奖项之一。

金岳霖故居位于东罗圈胡同11号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在史家胡同东段路南，从北向南沟通史家胡同与干面胡同，长约360米。胡同的具体走向是：北起史家胡同，南行西拐再南折，止于干面胡同。清光绪年间，即称“东罗圈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远见胡同”，后恢复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