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恺

杨伯恺，原名杨洵，字道融。1892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营山县骆市镇小蓬乡杨家坝。1917年，杨伯恺到上海求学，后又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3月，他同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赴法国。1921年，他积极投身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1922年6月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3月，杨伯恺回到上海。时值“五卅运动”爆发，人立即投入革命运动，连续在中共中央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痛斥帝国主义的文章。1925年秋，党组织派杨伯恺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大学”，并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2日，四川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县级农会——营山县农民协会在杨伯恺的家乡正式成立。在此期间，杨伯恺还筹建了第一个中共营山支部，并及时向党中央、团中央写信报告了组织发展情况。

1927年3月31日，杨伯恺回重庆参加中共重庆地委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国民党右派对手无寸铁的到会群众进行野蛮镇压，杨伯恺头部受伤。“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和省委党部遭到破坏，四川一片白色恐怖。杨伯恺毅然决定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927年4月，杨伯恺来到汉口，被党组织分配在汉口一所中学任教。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杨伯恺接到党组织通知，让他立刻离开学校赴广州。杨伯恺偕夫人危淑元到达上海后，始知广州苏维埃政府已撤退。于是，杨伯恺便留在上海，在中共沪东区委领导下参加党组织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杨伯恺从上海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到达武汉后，他安排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则和学生陈同生一道去山西作川军的统战工作。1937年冬，他们来到第22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邓锡侯驻防的山西省洪洞县。杨伯恺向邓锡侯介绍了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邓锡侯深为感佩，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

1937年底，杨伯恺回到成都后，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从事统战工作。这时，他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他经常对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该校办成了“第二陕北公学”，并输送了许多学生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4年，杨伯恺积极协助张澜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杨伯恺不断为民主而呐喊，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等社论文章，这些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5年5月，《华西日报》被查封后，杨伯恺又于1946年5月创办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擦亮大众眼睛，唤醒人民而战斗。可是不到3个月，《民众时报》又被勒令停刊。但杨伯恺又办起了《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1947年夏，国民党当局为了稳定日益动荡的时局，密令军警宪特机关抓捕革命人士。在此危急时刻，同志们劝杨伯恺离开成都躲避风险。杨伯恺说：“我在领导盟务，平时号召革命，在紧急关头，自己不该躲避。”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战斗。

6月2日凌晨，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查抄了杨伯恺的住所，并将其关进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当敌人企图以写悔过书作为释放条件时，杨伯恺严辞拒绝：“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

1949年8月，国民党作出死守四川的部署。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他们大肆屠杀革命者。1949年12月8日，55岁的杨伯恺与同狱的30余位革命战友，被残酷屠杀于成都十二桥。

在杨伯恺牺牲后的第17天，即1949年12月25日，成都和平解放。为庆祝成都解放，在东胜街沙利文旧址召开的一次宴会上，贺龙在向杨伯恺的遗孀危淑元敬酒时说：“杨伯恺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我们都很惋惜。请你不要难过，这仇一定要报的。”

一九一六年，杨伯恺与好友石琼同往上海求学，一九一九年三月，杨洵作为第一批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日轮因蟠丸号前往法国。时值欧战刚刚结束，法国出现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他只得在里昂当普工，干粗活。不久，被解雇，才到三德涧和石琼、赵世炎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杨洵十分勤奋，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一年之后，他和石琼、傅昌矩、李仲元等来到威铁工厂做工。

一九二一年初，法国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勤工俭学学生过着挨饿的日子。这时杨洵和王良翰、毛显球、石琼、赵世炎、罗成镕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的执事先生，提出切实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当时杨洵和赵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远的几个地方工作学习，平时交往极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当他们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执事先生们的认真看待时，便决定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十人为发言人，于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酿成一次争取吃饭权和学习权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二年五月，赵世炎从法国北方返回巴黎，为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开成立大会，翌年二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原“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即转为正式党员。杨洵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与赵世炎、石琼、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积极进行党的活动。

1. 一九二五年三月，杨洵离法回到上海后，时值“五卅运动”爆发，他立即行动起来，到处向群众作反帝爱国演说，晚上熬夜写宣传稿，交给在党中央工作的石琼拿到当时中央的机关报《热血日报》上发表，如《是毒计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强盗》等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鼓舞广大爱国群众的斗志。

2. 返川参加主办中法学校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一批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新干部，因此党中央命吴玉章、杨闇公等在重庆办中法学校，还特地调派新从法国归来的杨洵，专门负责这所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学校（大学部分为中法大学）正式开学了。吴玉章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主任，杨洵任训育主任，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做兼职教员。由于吴玉章经常不在校，实际是杨洵全力代行校务。他对学生的教育特别强调：“在行动上，一切策略都要与革命理论适合。”在群众运动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提高学生群众的觉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战士。”否则，他认为就是一种只凭意气用事的盲动。继后，杨洵被选为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3. 回家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运：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杨洵给党中央写报告说：“营山现在尚无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组织，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绍。”几天后，他离校返乡，立即着手筹建中共营山县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写报告给党中央，定于二月十一日开成立会；并请中央对于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他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杨洵在营山家乡期间，还与陈同生、郭金阶等一起，为解决本乡失学儿童入学问题，在骆市兴办了一所鳌山模范学校；还办起一个旨在扫盲的农民夜校，自编教材，推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大力筹组农会，很快就在骆市建立起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不久杨洵回校后，农会工作由其老父杨光普领导，经过一年的努力，骆市、黄渡、小蓬等乡的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杨洵又重返家乡与陈同生、郭金阶等，积极推进农运。不久，营山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二十二个，乡农会四十八个，会员发展到五千余人。至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营山时，杨光普带头与原农会中许多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4. 消除分歧增强团结：早些时候，杨闇公、童庸生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返川路经上海时，会见了陈延年、穆青、石琼等同志，他们十分关切重庆中共党组织领导间的分歧问题，希望杨洵回川后很好地加以解决。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庆开展了一次由杨闇公主持，有冉钧、童庸生、杨洵、刘成辉、程秉渊（程子健）等参加的，富有布尔什维克党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杨洵两人之间，一个因处事急躁、态度生硬；一个因性情孤傲、疑心较多所引起的不和，进一步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团结。

杨伯恺-“三·三一”惨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城，打死打伤军民两千余人。消息传到重庆，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领导，会同国民党（左派）负责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南京市民的暴行。届时杨洵和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杨闇公、冉钧等领导同志都提前到会。大会刚一开始，突然几响枪声，混在群众中的暴徒掏出手枪、铁棍、钢刀大打出手，当场打死二百余人，重伤三百余人，轻伤六七百人，逮捕三百余人。混乱中，杨洵头部被打伤后侥幸逃脱，他和陈宣三一道转移武汉，在血花剧社为北伐军同志宣讲重庆“三·三一”惨案实况，听者无不发指。从这时起，杨洵改名为杨伯恺，由党组织安排他在湖北第二中学教书。不久，去上海，执教于招商公学。

上海泰东书局、世界书局和招商公学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文化支部（受中共沪东区委领导），由杨伯恺作支书，因为他对当时党在活动中某些“左”的作法，如每逢节日就要搞“飞行集会”等，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在一九二九年春被头脑“左”的发昏的领导人割断了党组织关系。但是，杨伯恺没有放弃革命，一如既往，与党内同志保持亲密关系，如当时在党的军委工作的刘子华，仍时时到他家隐蔽。一九三三年夏，共产党员任白戈被捕，杨伯恺花了大洋一千元把他营救出狱。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杨伯恺在沪着手筹办辛垦书店，计划出版一些有益的进步书刊。同年底，因受聘于成都大学任教而回到成都。翌年十月，川西发生广汉起义，反动派扬言与杨伯恺有关，要抓他就地处决，于是他重返上海，带着由川军将领陈离资助办书店的两万元钱和十来个青年学生，在海宁路三德里四十五号开起了辛垦书店，由他任经理，编辑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担任。

杨伯恺除了经营书店，还花了不少精力翻译出版十八世纪的多部西欧哲学名著，如：该世纪思想革命家中，最有权威最光荣的物质论者和无神论者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法兰西物质论哲学诸大家中，对认识论有独特贡献的恭第纳克的《认识起源论》；法兰西物质论哲学最主要的代表赫尔维修的《精神论》；在哲学史上，最初揭示一切现象的相对法则与辩证法则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物质论哲学思潮主角之一德尼斯·第德诺的《哲学原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思想起源论》等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刊物——《二十世纪》．

1. 奉党派遣作抗日川军统战工作：抗战军兴，杨伯恺携眷从上海到南京，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同志，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然后乘轮至武汉，让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和陈同生接受党派给的任务，去山西作抗日川军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冬，他们在山西洪洞访问了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人邓锡侯将军。当由军中另一同乡朋友张雪岩安排同邓见面时，杨伯恺谈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使邓深为感佩。随即又和陈同生一路，往见当时正在洪洞地区布置防务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转达了邓锡侯愿意捐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的诚意。

2. 在蓉教学宣讲爱国培养革命师生：一九三七年底，杨伯恺返川到成都后，常常与党内或民盟的老同志罗世文、车跃先、张曙时、张秀熟、李筱亭、王干青、田一平和川军师长、爱国将领彭焕章等聚会，谈论时局，研究工作，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中搞统一战线工作。这时，他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平时，对学生晓以民族大义，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有机会就介绍一些师生去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视协进中学为陕北公学第二，对杨伯恺非常嫉恨，不断给以讹诈威胁。一九四零年三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机关借此造谣，说是共产党利用春荒，煽起饥民暴动。一时间，黑云压城，敌特四出捕人，罗世文、车跃先等被捕。杨伯恺不得不辞去协中职务，避居外西土桥。那时，日机不断肆虐，物价飞涨，为糊口计，他和好友江子能以饲养鸡兔补贴生活，结果得不偿失，只好重操粉笔生涯，执教于疏散来蓉的朝阳大学，不仅温饱问题得以勉强解决，而且又有机会向青年学生宣讲共产党的主张、爱国主义和革命理论了。杨伯恺困居土桥时，老朋友彭焕章经常前往看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杨曾为彭焕章等川军七将领起草过倒王（缵绪）通电，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在川军中收买爪牙、把持川政的勾当。通过这个活动，使党在四川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得以开出一个新的侧面。

主笔《华西日报》创办《民众时报》呐喊人民民主，彭焕章在任《华西日报》董事长后，一九四二年起，特意聘请杨伯恺作主笔，专为该报撰写社论，杨利用这个岗位，紧密配合《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办报。周恩来同志特为此报派黎澍，陈白尘前来协助；《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也亲自到《华西日报》，研究两报言论统一口径的问题。

杨伯恺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写稿至深夜，严冬酷暑如一日，从未稍事松懈。抗战后期，国内主张民主呼声高涨，要求蒋介石结束法西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成立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他在《民主洪流为何不能遏止》一文中强调：“民主为和平所必需，永久和平的高尚理想，需要民主政治普及于全世界才能实现；”特别指出：“民主为绝大多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所必需，要经济上有保障的民主。”最后举出许多已经解放的国家，“都先后采用各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向民主政治迈进，因此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他还在《怎样实现民主》一文中说：“不能不承认，只有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再由这个政府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产生民选政府，才能顺利地消弭一切政治纠纷，而达到实现民主的目的。”

杨伯恺强烈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民主自由和文化事业。为此他撰写一篇《请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的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弄得“正气渐灭，黑暗猖狂，民气消沉，文化萎缩，国家民族的一线生机岌岌可危。”他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不断挥动笔枪，为民主而拼搏，先后写出：《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等论文数百篇。抗战胜利那年，民盟成员张志和前往延安，毛泽东同志向张关切地问到杨伯恺，要张讲讲杨的近况。张从毛主席书房的报纸中拣出杨为《华西日报》撰写的社论，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高兴，称赞他写得不错。然而这些说理铮铮的文章，使反动派大为恼火，他们只好大耍无赖，常常开天窗，削篇幅，撕报纸、砸印刷机，殴打工人职员；尤其对撰写社论的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四五年夏，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改组《华西日报》，他才被迫离开该报社。

一九四六年春，杨伯恺开始筹办《民众时报》，经多方奔走，于五月一日创刊出报。这家由刘文辉出资、张澜任社长，杨伯恺任总经理兼主笔的民间报纸，作为人民群众的喉舌，打破了成都地区沉闷的空气。在短短时期内，基本订户即达五千余份，可惜出版不到三个月，竟又被当局勒令停刊。尽管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断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压制，但杨伯恺毫不气馁，又先后办起《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两个刊物，继续为广大读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远在杨伯恺夫妇避居外西土桥时，邓颖超同志曾特地到杨家看望，代表周恩来同志传达党的工作指示。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时，杨伯恺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以适应当前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积极协助张澜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他在民盟中卓著成效的活动，又被国民党反动派记上一笔新的黑账。一九四五年初，张友渔同志受命到成都工作，根据党的布置，把杨伯恺、张志和、田一平编成一个小组，从事对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统战工作。张友渔对杨伯恺这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满意，还受杨夫妇的委托，将他们的大女儿杨洁送到延安参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的中共四川省委员会。这时，杨伯恺得到省委指示，参加由漆鲁鱼、李相符、田一平等组成的文化工作小组，负责成都地区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为此，他常与成都各民主党派、各大学教授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谢文炳、陈翔鹤、熊子骏、刘堃南、王干青等密切联系，不时举行座谈，商讨时局和有关统战、文化宣传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重庆《新华日报》总馆调罗石生来成都分馆负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险恶，成都市社会情况复杂，为了工作的顺利展开，吴玉章亲笔写信给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望助一臂之力。这封信由杨伯恺委托张雪岩转交给邓，罗石生和邓见面洽谈时，得到邓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强行封闭《新华日报》，成都警备司令部受命准备将成都分馆人员，先行武装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再转送延安。如此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为此，杨伯恺又通过张雪岩等，向邓锡侯讲清利害关系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责任。于是邓才命令警备司令严啸虎，该派一班士兵送分馆人员到重庆总馆。

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最高当局为了稳定其统治区日益动荡的阵脚，竟密令各地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于六月二日凌晨，在整个国统区大中小城市中，抓捕手无寸铁的革命人士。在成都，也是先由各敌特机关开具黑名单，报经省府主席批准执行。在“六·二”暴行的前两天，已有风声传出，中共地下党员周列三特意告诉杨伯恺，问他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打定主意就是这样，决不离开岗位。”充分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当时，军统蓉站，中统川调局，宪兵二团，警备部稽查处，省会警察局及省特委会都提出了要逮捕杨伯恺的黑名单，六月二日凌晨，即由成都警备部稽查处行动组执行逮捕。杨伯恺被捕后，羁押在成都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迭经敌特头子吕尚功、彭兴道和军法官陈仲琳等轮番审讯，迫令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组织及其奉行的主义。杨伯恺冷笑说：“你们应该弄清楚，民盟从来没有秘密组织，它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的政团；它的方针政策是民主和平、团结建国。这不但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是对的。”

经多方营救，得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许诺可以保释。但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以杨伯恺系最高当局指名逮捕的政治要犯，不便开释为借口，不肯放人。延至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在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强烈呼声中，重庆行辕不得不准予保释杨伯恺。但省特委会军法官许致和等，却趁机逼诱杨伯恺写悔过书，他们假惺惺地说：“杨先生，不要生气，你的事情，我们绝对帮忙；不过，暂时要委屈你一下，只要你随便办个手续，就出去了。”杨伯恺立即严辞拒绝说：“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提去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死得有价值。”愚蠢的敌人仍不识相，还死皮涎脸地问：“你到底想不想出去？”杨伯恺愤怒已极，当场掀翻军法官的公桌，凛凛然对敌特宣布：“放不放由你，我决不请求。”一九四八年四月蒋介石新委任的反共老手、省府主席王陵基听到敌特报告后，恼羞成怒，下令对杨伯恺不准再提保释二字；并且蛮横无理地嚎叫：“他平时骂我都骂得，我多关他一下都关不得吗？”杨伯恺对敌人从不妥协，绝不假以半点颜色。可是他对狱中难友却异常亲切体贴，经常把家里送来的肉、蛋、奶粉和糖果等营养食品，分给大家共享，对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别照顾。有位当年在狱中还是个青年的王觉群，至今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动地说：“老杨通过上层关系，每月送进来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给各室的难友，自己留下来的只有很少一点点。他见我身体不好，有几次，还把自己留下的一点点也让给我吃了。”

杨伯恺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对狱中难友特别是青年同志，宣讲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他常常说：“我们干革命入了狱，这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而我们没有过，所以无过可悔。”一位刚从华西大学哲史系毕业，为追求进步而被投入黑牢的年轻女学生毛英才，每当敌特诱逼她写悔过书时，她就想起杨老的教诲，对军法官许致和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是大学毕业生，会写文章，唯独不会写悔过书，因为我无过可悔。”

杨伯恺还十分注意对监狱看守兵做瓦解争取工作。他和于渊、许寿真、王干青、晏子良、王伯高、皇子万、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等战友一起，教育争取了好几个宪兵弃暗投明，经常托他们传书带信，沟通狱内外的联系；还叫他们经常带一些报纸进来，让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杨伯恺通过对报载消息的分析，向难友们悄悄传话说：“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黑暗快到尽头，苦难即将结束。”

杨伯恺的人品学问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赢得了全狱难友的极大尊敬，称他为铁骨铮铮的老英雄，从不妥协的老战士，克敌制胜的“精神堡垒”！

1949年1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和31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秘密杀害于成都十二桥。杨伯恺遇难后的遗体，1950年1月3日，成都军管会将杨伯恺烈士遗体迁葬在文化公园。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营山县委、县政府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特在县城近郊建立杨伯恺衣冠墓和骆市革命陵园。

女儿：杨洁，中国著名导演，曾执导1986版《西游记》，2017年4月15日病逝，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