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

　　苏鲁（1902—1976），原名苏达余。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洞阳乡人。一九二 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十八师五十二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第五十三团副营长、营长、代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三大队大队长，特务二队大队长，第二十五团团长，参加百团大战，亲自带领三营参加围歼关家垴号称精锐的日寇冈崎大队，并派九连指导员艾培悟带一个连担任阻击，掩护部队转移，在大战中先后进行各种战斗十五次，胜利完成战斗任务受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长的嘉奖。四五年初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大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一八四师副师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副师长，在太原战役中不幸负伤,成为独臂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西省军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部第四九五仓库库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苏鲁是一员虎将。每当战斗难解难分，或所部情况危急之时，他总是提起驳壳枪，对身边其他指挥员说一句“让我看看去！”即跳出指挥所，来到最前沿。然而，就是这句“让我看看去”，让他在太原作战中失去了一条胳膊。

　　1949年1月，平律战役结束。2月，全军实行统一编制。苏鲁所在的四十三旅改为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苏鲁任副师长。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对太原总攻击的外围作战，一八四师奉命攻击太原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战斗打响后，一八四师进攻部队连续冲击，但因敌人垂死挣扎，加上通往红房子是一片开阔地，地形对我不利，虽付出了极大代价，却未成功。苏鲁非常焦急，决定亲自率领突击排拿下红房子，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他扭头对师长、政委说了句：“让我看看去!”便跃出指挥所，向前沿冲去。师政治部主任时云峰见状，也跟着跃出了指挥所。

　　突击排在苏鲁、时云峰的带领下，很快进入敌人的布雷区。走在前面的突击排长排除两颗地雷后，刚迈两步，不想陷入敌人的地雷群，踩响了连环雷，开阔地上顿时爆炸声连成一片。时云峰不幸当场牺牲。苏鲁右大臂被炸得筋断骨折，鲜血泉涌。不过他们突击排的战士们，终于用鲜血和生命为部队开出了一条通道。后续部队高举红旗，踏着战友们的鲜血，呼喊着冲上去，一举消灭顽抗的敌人，攻下了红房子据点。

　　苏鲁看着冲上去的部队，微笑着，用左手抓着断臂，大声喊叫：“狠狠打！狠狠打！”这时担架队员跑了过来，让苏鲁坐上担架。苏鲁明白前沿部队更需要担架，因此坚持不坐，咬紧牙坚强地和负伤的警卫员互相搀扶着一起来到战地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他的右臂无法保留，当即做了截肢手术。

　　翌日，太原解放。人民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跨越汾河、黄河，向大西北进军。部队出发前，苏鲁的老警卫员邓天顺到医院看望他。邓天顺摸着老首长那空荡荡的右袖筒，嗓子哽咽了。看到邓天顺难过的样子，苏鲁却说：“没什么嘛，一条胳膊照样干革命嘛！”

　　离职休养后曾经看守仓库 ?

　　苏鲁伤愈出院时，他所在的一八四师早随大部队进军大西北了。解放战争的号角在大西北、大西南吹响，他心里痒痒的，坚决要求回原部队去冲杀。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裴丽生得知苏鲁的想法，赶忙跑到野战医院找他谈话，让他留在山西工作。1949年10月，苏鲁被任命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开展人民武装工作。

　　1955年初春，当了5年长治军分区司令员的苏鲁，刚忙完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任务，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找到他，向他传达了组织上让其离职休养的想法。

　　苏鲁听后，心情很是复杂。作为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军人，从野战军调到地方部队是个转折，从地方部队又要去离职休养更是一个转折。苏鲁太爱这支军队了，虽说已五十有三，又少一只手臂，可是能吃能喝，能一连几天不睡觉地干工作，因此他不愿离职休养；但又一想，组织上既然让自己休养，这说明分区司令员的职位已有更合适的人选，就应该为组织想一想，为奔腾向前的革命事业想一想，应愉快地让位给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同志去干。想来想去，他觉得不当分区司令员，做些其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总还是可以的。于是他对省军区领导要求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让我休养没事干，我会闷出病来。我请求领导让我去看仓库。”省军区领导考虑到看仓库相当于降职，没有直接答应他。苏鲁见不答应，就不断解释说这与职务没关系。在苏鲁坚决要求下，省军区向上级反映了他的要求。

　　数日后，在上级组织的同意下，苏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部第四九五仓库库长。苏鲁当了库长后，以库为家，整天忙碌，不是钻进这个窑洞查湿度，就是钻进那个窑洞查锈情。风天，雨夜，他睡不着，便一个人悄悄起床，抄起手电筒到库区巡逻。在他的影响下，他的爱人张国英和孩子也都加入到了巡库的行列中来。

　　苏鲁一家以库为家的事儿在仓库传开，干部战士们深受感动。那些原来嫌在仓库抬头看山头、低头看黄土、进库就钻洞的同志，也暗暗下决心学习苏鲁一家，以库为家，安心工作了。

　　夏去秋来。9月的一天，苏鲁突然接到命令，进京接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的少将军衔。授衔时，周恩来握着他的左手说：“苏鲁同志，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代表人民感谢你。”

　　苏鲁却回答：“我做得很不够，人民给我的太多。”

　　授衔完毕，苏鲁被华北军区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苏鲁和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回到山西后，省军区立即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司令员还专门派人将苏鲁的家由剪子湾搬进军区大院。就这样，从1955年9月到1975年退居二线，苏鲁在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整整干了21年。

　　1976年12月，苏鲁因病医治无效在山西去世。在撰写悼词时，几个“笔杆子”打开从上级机关要来的苏鲁档案，仔细一看都傻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会诊”似地一页又一页地细看，还是眼睛发直。原来苏鲁在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任职命令，有的只是他21年前当军械仓库库长的任职命令。

　　为什么没有苏鲁当省军区副司令员的任职命令？事已至此，埋怨无用，也无法补救。好在苏鲁是一个高尚的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正如他生前在向部队谈自己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时所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只看他的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能上能下，是否服从组织分配，并在本职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长征前，苏鲁就当红军营长，这营职干部一干就干了将近六七年，但他从没计较。1939年2月当了团长，随后又当太岳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可这时又赶上精兵简政，分区撤销，职务不好安排，他怕组织为难，又请命回团里当了团长，一直干到日寇投降，才当上太岳十八分区副司令员。后分区部队升为野战军，他改当副旅长、副师长，依旧是副师职干部，但他毫无怨言。不论打什么样的仗，枪一响，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他都身先士卒，出现在哪里。跟随苏鲁多年的老警卫员邓天顺感慨地说：“我跟苏司令多年，他没有官瘾，没有官架子，战争年代心里装的总是带领部队向敌人冲杀，解放后心里装的是为部队建设做贡献。”如此看来，这悼词中的团职不团职，也就大可不必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