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桐

聂华桐，又名华相，湖北省广水市人 ，祖籍广水市关庙镇聂家店。1935年11月24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聂洸，广水市关庙镇肖店聂家店下湾人，母亲孙国瑛，宜昌三斗坪人，姐姐聂华苓，世界著名作家。兄弟姊妹8人，他排行老八。

少时曾就读于汉口市立十四小学、武昌文华中学、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7年获台湾大学理学学士，196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合作，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曾任中国国务院国外智力引进办公室顾问、中美人才交流基金会理事、美国（华裔）科技教育协会会长、世界华人物理协会常务理事、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海外筹备小组成员、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讨论海外成员、中国863高科技发展计划咨询小组成员。

现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荣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华桐的童年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他个人家庭的多事之秋。他出生那一年，正是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的前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变成了“满州国”，淞沪成了中国军队的“非武装区”，1935年企图吞并全中国的日寇又制造了“华北事件”，贫弱的中国处于垒卵之危。父亲聂洸，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爱国志士，1935年春就任贵州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区公署驻平越县，他又兼县长。他平时不愿参加地方官吏吃喝请托，对土豪劣绅一律不予接见，因而与地方情感隔绝，信息不灵。1936年1月25日，正是农历大年正月初一，红军长征路过平越，当晚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当红军发起攻城战斗时，守城官兵临阵溃逃，聂洸死于混战之中。

父亲孤身一人殒命偏远他乡，妻儿老小都在武汉。华桐兄弟姊妹都在幼年之中，大哥华恒尚在读中学，大姐华苓才上小学，华桐最小，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去世后，遗体从平越运到省城贵阳，又从贵阳运回武汉，先暂厝于武昌黄土坡应山会馆，1936年4月4日又移往武昌宾阳门外长春观。4月3日下午，在应山会馆，由武汉绥署主任何成浚主持，举行了点主家祭，200多位亲友参加，华桐参加了家祭，是由人抱着戴孝行礼的。

父亲去世了，武汉沦陷了。当时聂家在武汉的几处房产，文华里的房子被炸了，首义路的房子拆了，永松里的房子卖了。1938年秋，华桐随着母亲和一母所生的4个哥姐，从汉口沿江大道刘家祺路14号到江汉关乘船，冒着日本人的炮火，随着西迁逃难的人们，逆江而上，逃到母亲的娘家——湖北宜昌三斗坪。一位素不相识的方姓大爷，出于对他们孤儿寡母的同情，腾出两间房子，连租金也不要。屋前有条溪水，屋后靠着山。房子因为没有窗户很幽暗，一年四季不见阳光，就是在大白天，从外面进来，也得摸黑走一阵子，眼睛才能看清东西。这里离三斗坪还有十几里路，华桐一家接触的多半是庄稼人、穷亲戚。他们会走好几里路，给聂家送一篮鸡蛋、一捆白菜或一包袱红薯。农民纯朴温暖的人情，加上生机盎然的山山水水，给贫困、悲伤的聂家莫大的安慰。

随着日军侵略铁蹄的西进，宜昌也不是安身之地，不久，华桐随母亲从三斗坪迁到四川万县，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乡村安了家。山岩遮住了半边天，山上全是岩石和矮树，空气湿湿的，透着泥土的芳香。站在村前可以看到远远闪亮的长江。土屋旁边有一排石砌的栏杆，后面是一个菜园，种着南瓜、辣椒、白菜……。母亲早就学会了种菜，菜园解决了一家人的生活之需。孩提时的华桐最爱吃肉，小男孩需要营养嘛！母亲买不起肉，只有泡萝卜呀、腌咸菜呀，小华桐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嚎啕大哭：“我要吃肉呀！我要吃肉呀！”母亲笑着说：“好，给你娶个屠户的姑娘做媳妇吧！”华桐哭得更伤心了……。华桐刚上小学，大姐华苓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暑假回万县，华桐会牵头大黄狗去迎接。哥哥华懋在空军学校服役，夜晚华桐和妈妈在院子乘凉，看到夜空飞过的飞机，华桐会说这是哥哥开的飞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华桐随母亲从四川返回武汉，住汉口沿河大道聂家过去的老房子，在汉口市立十四小学继续读书，小学毕业后进入武昌文华中学读初中。

1949年初，年仅13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华桐，随着母亲、哥姐一家5口，从武汉取道广州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在台湾，华桐一家过得并不顺利。1952年在空军服役的哥哥聂华懋因飞机失事身亡，年仅25岁；1960年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当编辑的大姐聂华苓因“雷震事件”而失业；1962年，历经磨难的母亲因患肺癌逝世。

艰辛的生活，苦难的经历，没有摧毁华桐的意志，相反培养了他奋发向上、励志向学的精神。从初中到高中，他勤学不辍，考入台湾大学物理系，1957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了美国哈佛大学。母亲去世时，华桐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就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华桐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愿早日学成归来，孝顺母亲。为了不影响华桐的学习，姐姐和在台亲属都隐瞒着母亲去世的消息，直到接到一位好朋友寄来的一张悼卡，他才知道母亲去世的噩耗。作为没见过父面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人子，作为身处异国他乡思亲孝母的游子，此时的心情真是无以名状，他一个人躲在学生宿舍，伏在床上痛哭。他写信给姐姐：“姆妈临去世之前，一定是多么想看看我！……姆妈一生奋斗，为的就是要我们成人，此后的责任就都在我们身上了。我会好好努力，姆妈在天之灵也定可得到安慰。告诉我姆妈临终时的情形，告诉我她嘱咐我们的话……”

1966年聂华桐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就职于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一起，从事理论物理研究。30多年来，他们探索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的科技前沿上，攀登了世界物理科学的一个又一个高峰，为世界人民和人类科学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

聂华桐身在异国，但从来没有忘记故国家乡，他十分关心祖国的科技发展，惦念家乡亲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祖国科技事业迟到的春天来临了。此后，他多次回国服务，回湖北与亲人团聚。

1983年6月13日至19日，国家科委召开科技政策研讨会，邀请了李天和、聂华桐等20多位美籍华裔专家回国参加。会议最后一天，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切接见了20位专家。久别的游子，见到了亲人，说起话来格外诚挚，聂华桐向小平建议：中国搞四化建设急需技术和管理专家，可聘请海外专家。

7月8日下午，邓小平邀请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等到家里谈话，指出“引进国外智力是推进四化建设的战略方针”。7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了小平同志谈话。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3]30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以中发[1983]199号文件发出通知，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姚依林任组长，时任中国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负责日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建国门中信大厦办公楼，办公室主任由当时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王遒担任，聂华桐是办公室唯一的顾问。此间，他还担任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海外筹备小组成员，中国科技人才体制改革讨论会海外成员，中国人才交流基金会理事。聂华桐可谓最早为祖国改革开放进言献策的海外华人。

1986年6月6日，聂华桐与大姐聂华苓结伴回到武汉，一下火车，就直奔汉口沿江大道，看望在长江航运局第二中学任教的姐姐聂华惠，随后又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看望儿时的伙伴。在江岸区罗家庄长航宿舍区聂华惠家里，他和姐姐、姐夫、外侄及大姐华苓和从河南开封赶来的大哥聂华桓欢聚一堂，叙不尽的离情别绪。关心科技和教育改革的他，还向武汉大学师生介绍了国外教育和科技发展状况。当时的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返乡的游子。

1996年，清华大学为了重现理科辉煌，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梦想，又把聂华桐推上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当时，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和梁尤能副校长亲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向杨振宁先生发出了求贤之约。几经酝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的推荐下，在杨振宁先生的安排下，1997年2月28日，聂华桐怀着为祖国服务、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科研中心的志愿，辞去纽约州立大学职位，飞抵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