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寇松

　　寇松出身于英国的贵族家庭。是斯卡斯代尔男爵最大的儿子。在伊顿公学上学时，尽管与那里的老师关系相处不很融洽，但寇松却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才华，赢得了许多奖项。187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求学，1880年他当选为牛津学生会主席，并成为万灵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的才华引起了保守党的注意，在党领导的精心栽培下，1885年他牛津大学毕业后就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秘书。1886年，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在他的举荐下，寇松的仕途之路 最初就颇为顺利：1886年当选为议员，1891年～1892年出任印度事务部次官。在仕途得意的同时，1895年，他迎娶了芝加哥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玛丽，他们生有3个女儿，之后，他再度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

　　寇松在学生时代就对英帝国的东方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入仕之初的 “权势+财富”生活让他增添了少年得志的骄傲，增加了驰骋政坛的雄心，东方也成了他展示才能的重要空间。1888年后，在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建议下，他以议员身份周游世界。根据游历、考察的体会，他陆续出版了 《中亚细亚的俄国》、《波斯与波斯问题》和《远东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他指出，要想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界”和霸权，英国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并依托印度 “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巩固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

　　1892年，英国政客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勋爵曾来华旅行。他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中国》一书中，记述了在津做客直隶总督衙门、会晤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

　　寇松乘着绿色的轿子来到直隶总督衙门门前，步行穿过几座略显脏乱的偏狭前院。建筑陈旧、油漆斑驳，也许这就是官不修衙的表征。在总督接待来访的房内，中间摆着长桌，四周都是座椅，布置简单。寇松没想到，总督办公地竟如此俭朴。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在翻译帮助下，二人就共同关心的时政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1896年8月，出访欧美的李鸿章，在英国又见到以外交副大臣身份陪同英国首相接待他的寇松。寇松回忆起在津观感，并以《远东问题》一书相赠。

　　1891年，他被首相索尔兹伯里任命为负责印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4年后，寇松全权担任了外交副大臣，被授予枢密院官员的称号，使他拥有相当于内阁成员的权利。

　　1898年，当他39岁时，寇松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印度总督，并连任了一次。他那些维护殖民帝国的海外疆土“理论”开始付诸实施。检查民族报刊，强化对学校的控制，为了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他承袭了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原则，1905年，他公布了把孟加拉省划分为两个行政管理区的法令，用了孟加拉复杂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煽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破坏和分裂孟加拉民族的团结。他把印度视为英国同列强争夺中亚、远东的基地，以便宰割、兼并远东那些在他看来“政治边界”尚未确定的国家，因此他在英属印度实施高压政策。为了同俄国在中亚展开 “大博弈”，1903年他派荣赫鹏率军侵入中国西藏，1904年攻占拉萨，又逼签《拉萨条约》，1905年又胁迫九世班禅到印度，企图把西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进而取得在中亚争夺中对沙俄的优势。

　　但他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与南亚人民的反抗，也引起了俄国对英国的怀疑，打乱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这时，英国为了对抗德国，正迫切需要与沙俄协调立场，所以当寇松为侵略中国西藏的“胜利成果”而欢呼时，英国政府则对他的行动颇为不满。同时，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的自由党内阁又取代了亚瑟·贝尔福的保守党内阁，加快了与俄国和解的步伐，加上他与驻印度总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元帅不和，不得不在内外双重压力下辞职。

　　1906年，他的妻子去世，“权势+财富”的生活随之结束。但寇松并未心灰意冷，依然为保卫英帝国的海外疆土而忙碌。他又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美国外交官门罗·欣德斯的女儿。1907年，寇松出任牛津大学校长，并出版了新书 《边疆线》。在这本新作中，他仍然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主张实施强有力的“前进政策”，维护英属印度疆域的持久安全。

　　1911年，寇松被授予伯爵称号，活跃于上议院。 1914年，寇松参加了战时内阁，1915年他成为掌玺大臣，第二年劳合·乔治代替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成为首相。1919年～1924年他成为外交大臣，然而，劳合·乔治不相信职业外交家，宁愿通过自己的私人渠道来左右外交政策。1921年被封为侯爵。作为外交大臣，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大棋局，如何防范俄国的革命之火向全球蔓延，如何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土，是寇松关心的头等大事，为此他在苏俄的东西两侧实施了“画线防火”战略：在远东地区，他力图把中国西藏变成“缓冲区”。寇松出任外交大臣后，英方更加积极地与中国交涉。但寇松这次彻底失望了：面对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北京国民政府不敢违背民意，1919年还故意通电全国揭露1914年以来英国的无理要求，一时间全国各界纷纷抗议英国干预中国内政，而后以人民反对为由拒绝重开“三方会议”， 1924年后又明确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为了在苏俄西侧建立“防火墙”，1919年12月寇松提出一条划分苏波边界的临时边界线，主张把应属于波兰的一切地区都划归波兰，这就是著名的“寇松线”。但苏联不接受这条边界线，1920年苏联在苏波战争中失败，波、苏两国签约，把“寇松线”以东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大片领土并入波兰。于是，苏俄西侧形成了一道“防火线”，寇松暂时达到了强化波兰地位、防止苏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目标。但这条线使波兰同苏俄、立陶宛发生了冲突，为日后波兰外交上的孤立埋下隐患，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二战后，这条线经过微微调整后正式成为苏联和波兰的国境线。

　　尽管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一直维持到1922年，但是经济萧条，政治和外交争议导致了它的垮台。安德鲁·博纳·劳接替劳合·乔治成为英国首相。然而，6个月后，博纳·劳恶劣的健康状况使他不得不辞职。虽然寇松一直是首相的最有利，也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但是战后英国的政治现实却断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因为认识到好战的工党日益整长的权利，保守党领导人士决定首相应该从下议院选出，他们拒绝寇松而推选了新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这一决定为英国政治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整个20世纪都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