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

风云激荡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间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名家，同时也培育了一批编辑名手，如邹韬奋、赵家璧、孙伏园等，都已成为了现代编辑出版史研究的重点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也有一些才能卓异的编辑家却被忘却了，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些被遮蔽的人之中，陶亢德算是一位。

陶亢德（1908－1983），字哲庵，浙江绍兴人，笔名徒然、哲庵、室暗等。陶亢德出身贫寒，早年在苏州做学徒，后来又到东北谋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却靠着浙东人的坚韧进行自学，最后达到了通晓五六国文字的地步。陶亢德从事办刊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十五年左右，整体来看，这十五年的办刊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生活》周刊时期。1931年9.18事变后，二十出头的陶亢德来到上海，加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编辑部。这是陶亢德办刊生涯的开始，也是他编辑经验的积累时期。《生活》原是邹所就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1926年他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身份接编，几年间，《生活》的发行量就由2800份上升到近16万份，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奇迹。《生活》的奇迹缘于邹韬奋制定的用人政策，“最大多数的同事都是经过考试手续的，一方面根据业务上的实际需要，一方面根据应考者的实际能力，加以公正的考虑。现在本店有许多得力的干部，其学识能力都能超过任何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练习生升起来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没有学历的陶亢德得以进入已经如日中天的《生活》编辑部，并且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依靠个人努力担任《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在《生活》周刊的近两年时间里，陶亢德耳濡目染，练就了从编辑到拉稿，从读者到广告等一整套办刊绝技，尤其是其以后在“论语派”的办刊实践中运用的办刊策略，可以说颇得韬奋先生的心得。可能是为了避讳的问题，目前坊间的韬奋先生传记均对陶氏持忽略态度，其实也是大可不必的。

第二阶段，是在林语堂搭档以后。1932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定位准确，销量猛增，很快成为文学刊物的冠军。但出于多种原因，林语堂很快便萌生退意，1933年10月，由于邹韬奋对邵洵美的推荐，陶亢德接替林语堂成为《论语》主编，自第二十七期至八十四期，历时近两年。《论语》格调也为之一变，但销路还是很好。担任《论语》主编，是陶亢德的初试身手，但已经显示出不凡的实力。而林语堂对刊物持有的中间姿态，也深合陶亢德对于办刊的理解，二人惺惺相惜。因此，当林语堂不久在1934年4月创办《人间世》来提倡“袁中朗式”小品文的时候，陶亢德便又兼任了《人间世》的编辑，与徐訏一起成为林语堂的左膀右臂。《论语》和《人间世》的编辑经历，使陶亢德在三十年代的期刊界崭露头角，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文坛上众多的成名作家。比如当时执左翼文坛牛耳的鲁迅，1934年5月25日在给陶亢德的一封信中诉说心境，“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已经是颇为熟识的口气了。其余如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冯沅君等一大批成名作家，都在此时有了接触。但美中不足的是，《论语》与《人间世》这两份刊物分为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发行，林、陶只是负责编辑，随着《刊物》的壮大发展，于办刊方针上与老板多有分歧，并不能完全施展拳脚。于是林语堂提议单独创办一个刊物，自己当家作主。正如林太乙的回忆，“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脱离旧刊而另出新刊。《宇宙风》即是为此产生的。”

《宇宙风》的创刊是在1935年9月16日，这时的陶亢德二十七岁。由于《宇宙风》是由林语堂与陶亢德共同出资创办，完全是自家事业，陶亢德也分外卖力，打算以此为契机，在出版界大展宏图。功夫不负有心人，《宇宙风》创刊不久，便达到了四万五千份的销量，在当年排在《生活》周刊和商务的《东方杂志》之后，位居全国杂志第三，也是文学刊物的冠军。而此时的林语堂因国内时局日益危急，英文著作《吾国吾民》又在美国一炮走红，便在1936年夏天做起了到美国定居的打算，并在是年8月10日离国，其时距离《宇宙风》的创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林语堂的离去对《宇宙风》的影响并不大，除了林氏还通讯联系，而且经常赐稿之外，更重要的是刊物的大部分事务工作，早已由陶亢德负责了。

林语堂8月10日赴美，8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第二十三期，其兄林憾庐加入编辑。林憾庐的加入让陶亢德感觉很不好，一来他觉得《宇宙风》是一个初办的小机构，不便安插闲人；另一觉得林语堂也许是对他不信任。这一事件埋下了其与林氏兄弟渐渐分离的伏笔。不久，抗战军兴，《宇宙风》不得不广州、桂林的到处乱跑，损失很大，陶亢德也辗转到了香港，流离中尚编辑《宇宙风·逸经·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以及与简又文合办的《大风》等刊物。1939年初，陶亢德从香港返回“孤岛”，面对《宇宙风》，隐忍良久的陶亢德提出分家，他在“孤岛”另办《宇宙风乙刊》，算作副牌，《宇宙风》正牌则交由林憾庐在桂林出版。名义上还是一家，实际上各自独立结算，没有什么关系了。

从《论语》到《人间世》，再到《宇宙风》，“林家铺子”之所以成为现代杂志界的金字招牌，陶亢德功不可没。而随着“论语派”三大刊物的发展，陶亢德也从《生活》周刊的无名小编辑成为上海杂志界响当当的人物，其卓著声名，也端赖“论语派”刊物所赐。可以说，与林语堂的结盟，成为 “论语派”的一员大将主持三大刊物，是陶亢德的办刊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陶亢德完成了从编辑生手向编辑名家的转变。现在来看，即使对于整个新文学期刊界来说，林陶之间的合作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也构成了陶亢德办刊生涯的辉煌时期。

第三阶段，从《宇宙风乙刊》的创办到抗战结束。“孤岛”上创办的《乙刊》，延续了《宇宙风》原来的风格，陶氏办刊的名声也让他继续拥有原来的大批作家，甫一创办，便“销路激增，存书均告售罄”，真是耀眼的很。其实在“孤岛”期间，尽管时间不长，地域狭小，但出版的杂志无数，仅笔者统计的文学期刊就有二百多种。但这些刊物大多短命，一般都是几期，甚至一期就夭折的也为数不少。而《宇宙风乙刊》则自39年3月起，到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止，历时两年九个月，出版凡五十六期，成为“孤岛”期间历时最久的一个刊物。当然，因为政治环境，某些左翼文人办的刊物突遭横祸而致终刊，也是杂志短命的一个原因，但就作家层次、读者数量、刊物影响等方面平心而论，《宇宙风乙刊》在文学期刊里面堪称独步。同时，陶亢德又开办了亢德书房，在“孤岛”出版文学、翻译、时事等类书籍。

可惜好景不长，上海的全面沦陷，《宇宙风乙刊》停刊，亢德书房关闭，彻底打破了陶亢德的计划，也把他推上了一个必须抉择的十字路口。与好友徐訏绕道香港进入后方相反，陶亢德选择了留下，很快便与他的北平导师一样，成为了落水文人。沦陷期间，陶亢德第一个与办刊相关的举动，便是从第九期开始，担任朱朴创办的《古今》的编辑，把《古今》办成了沦陷时期的《宇宙风乙刊》。此后，陶亢德便越陷越深，接着主持了古今出版社，并创办了类似于《西风》的刊物《东西》，一纸风行，“万人争诵”。此外，上海刚刚全面沦陷的1942年初春，陶亢德创办了太平出版印刷公司。1943年4月，公司出版文史类刊物《风雨谈》。1943年6月，公司改名为太平书局，陶亢德担任总经理。开始把视野扩大到图书出版上去。

沦陷时期的陶亢德甚为活跃，虽然“落水”仍是为了办刊，但到了主持具有日资背景的太平书局的时候，其办刊的正当性便荡然无存了，及至东渡扶桑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更彻底陷入了汉奸的深渊。因此，尽管其主持的太平书局的“出版物以文学读物为主，表面上看来还并不十分可憎”，但其此时的种种出版活动，已与其最初的办刊理想渐行渐远，进入歧途，陶亢德也终于不能得到大家的谅解。抗战胜利后，太平书局被定为敌产，陶亢德与周作人等一起被定为“文化汉奸”，锒铛入狱，一个出版奇才的梦想像流星一样，倏忽坠落。

从《宇宙风乙刊》到办刊生涯的终结，是陶亢德独立办刊的时期，也是其办刊生涯中争议最大的时期。尽管由于时局所限，陶氏第三阶段的刊物多在上海周边发行，不复“论语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领袖群伦的荣耀，但就其办刊意义来说，却几可相提并论。其原因，除了《宇宙风乙刊》成为“孤岛”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陶亢德深刻影响了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沦陷初期的上海文坛，呈现出散文小品一枝独秀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实是陶亢德的功劳。从《古今》、《风雨谈》，到《文史》、《天地》，以及太平书局的文史散文出版物等，都有陶亢德的重要因素。这些已经被公认为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一个亮点，也代表着第三阶段独立办刊时期陶亢德的出版实绩。

陶亢德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声，以及以后的各种遭遇，大都拜办刊所赐，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与之一起办刊的周劭先生曾说陶亢德胸怀大志，“要不是抗战发生致遭挫折，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虽然同代作家对于他的落水大都不能理解，但对于陶亢德的才干都予以认同，并且不吝赞美之词。“是个编辑有经验的人”（章克标），“陶亢德极有天分才干”（叶灵凤），“陶亢德确是一位干才兼异才”（周劭），“陶亢德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徐訏）等，这些言语都反映出了一个办刊奇才给大家的印象。可惜，天不假以时日，陶亢德也只能悲剧性的走完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