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刚
人物生平
光绪三十年(1904),平刚和张忞(又作铭)等在贵阳成立贵州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科学会”,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久,张忞、平刚等创办寻常小学,以学校为基地,“明宣排满之旨”,培养青年。一年后,改名乐群小学。是年冬,值 慈禧太后七十生辰,清廷不顾国势危急,人民生计维艰,下令全国各地大肆举行“祝寿”活动。当时,贵阳的主要街道都搭起了“万寿台”,张灯结彩,披红拄绿,闹得乌烟瘴气。平刚目睹统治者如此荒淫,不觉义愤填膺,毅然将自己的发辫剪去,以表示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抗议。这一举动,立即震动了贵阳山城,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及至慈禧太后“庆寿”之口,贵阳城内热闹非常,到处笙瑟迭起,爆竹声声。 “万寿台”—匕红烛高照,彩旗飘扬。平刚忍无可忍,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万寿台”侧。—匕联是:“东观日本西观意,卅年来人皆进化”,下联是“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这副对联是说慈嬉太后东看日本,西看意大利,都因维新而富强,她自己则北面对付俄国,南面对付革命党,忙得不亦乐乎,逼得他七十岁了还要大谈维新,辛辣地讽刺了慈禧太后。当时观“庆寿”活动者人群如堵,忽然见“万寿台”旁赫然贴出两行黑字对联,顿时哗然。同情革命的人暗自拍手叫好,认为平刚的对联犀利尖刻,痛快淋漓,钦佩他敢作敢为,不畏权势的性格。官府却惊恐万状,大为恼火。贵阳知府严隽熙下令捉拿平刚归案,欲治重罪,以平“骚乱”。幸得科学会成员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大力劝说,才将平刚以革去秀才身份,责打手心四十大板了结。平刚气愤已极,盛怒之余,离家出走,于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流亡日本。自治学社
是时.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平刚当年即加入同盟会,担任干事。他积极为同盟会刊物《民报》撰写文章,受到好评。光绪三十三年(1906),贵州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自治学社成立,张百麟致函平刚, “要求加入东京同盟会”。平刚呈请孙中山先生同意接纳了自治学 社,以平刚为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赠送给自治学社《民报》十余册,从此间盟会的革命思想传入贵州,对自治学社产生了很大影响。贵州革命
宣统二年(1910),平刚根据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的指示,回到贵阳,和 张百麟等人一起筹划贵州革命。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平刚任枢峦院枢密员,负责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这期间,平刚起草了《大汉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规定军政府成员任期为三个月,明确了军政府为军民分治,到期按中央组织法改组。不久,平刚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代表,离黔赴上海开会。众议院秘书长
民国元年(1912)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平刚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就任众议院秘书长。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平刚流寓上海。民国二年(1913)春,通过沈佩真介绍,平刚与陈奋飞女士在上海安庆会馆结婚。陈奋飞是浙江绍兴人,生于官宦之家,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长于算学,尤好音乐。她常与 秋瑾、武向梅,朱剑霞等交游,曾任上海女子公学校长兼上海务本女学校长,辛亥时曾组织女于北伐队,任队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她和 唐群英、王吕国、沈佩真等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结婚后与平刚志同道什,相依为命二十余年。大元帅府秘书
民国四年(1915),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平刚在上海闻讯,立即与章太炎等人入滇支持起义。民国六年(1917),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平刚立即赴广州,出任大元帅府秘书。
民国十二年(1923),平刚因父母衰老,妻子多病,离开广州,回到贵州。他先后任镇宁、古蔺、赤水等县县长。周西成控制贵州政权以后,平刚被聘为政治顾问。民国十五年(1926)12月,回民党中央泥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等人专程到贵州指导筹办党务,平刚积极配合筹办。周西成对国民党中央的势力渗入贵州极为不满,借故逮捕了张道藩等人,并杀死了李益之。平刚到周西成处为张求情,保释了张道藩。以后,张道藩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密电码》,描写了他在贵州的遭遇,其中刻画了一个老前辈的形象,就是平刚的化身。
在毛光翔,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平刚参加筹建国民党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朋间,成立了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平刚任第一、二届议长。国民党参议会本来就是徒有虚名,加之平刚已年逾花甲,体弱多病,又有念经求佛和吸食鸦片之癖,情绪十分消沉。
平刚虽有较高的资望,但他决不向上攀附。民国三十年(1941),有老友约平刚到重庆去见蒋介石,他说:“见之有何用处,不过去讨封赏。”拒绝前往。民国三十二年(1943),蒋介石来贵州视察,许多官吏求见,趋之若鹜,平刚漫不经心。开会休息时与蒋介石见面,也只大谈贵州天气,不谈政事。蒋介石欲召开茶话会,有请平刚参加之意,平刚说:“如此武断约会,不先征得我们同意,我不参加。”他对贵州辛亥革命先烈十分缅怀,不顾体虚力衰,写成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一书,为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