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贻典

陆氏原校本现藏上海图书馆，著录为：“《乐府诗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宋郭茂倩辑。元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明修本。16册。清陆贻典批校，清陆贻典跋。14.7×22.5cm，11行20字，白口[1]，三鱼尾，左右双边。目录及卷九十五配有清抄页。”

藏印有：“顾广圻印”、“思适斋”、“顾涧藏书”、“陆贻典印”、“余园藏书”、“品禺轩主人长寿”、“高阳博明珍藏图书”、“高氏校阅精抄善本印”。其中“顾广圻印”、“思适斋”、“顾涧藏书”三印为顾广圻藏印。“高阳博明珍藏图书”应为许厚基藏印。许氏生卒不详，1937年尚在世。字博明，别署怀辛、怀辛主人等。浙江吴县人，与曹元忠、傅增湘、缪荃孙相识。（3）《四部丛刊书录》亦言“中吴许氏藏陆敕先校宋本”，此处之“中吴许氏”即是许厚基。其它“余园藏书”、“品禺轩主人长寿”、“高氏校阅精抄善本印”，不知为谁氏之藏印，俟考。据藏印可知其为陆贻典、顾广圻、许厚基递藏。再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九之王颂蔚标注《乐府诗集》：“刘泖生有元本，陆敕先所校，顾涧旧藏。”（4）“泖生”为刘履芬（1827—1879）自号，刘氏字彦清，浙江江山人。《藏书纪事诗》卷六云：“泖生先生与余（叶昌炽）为忘年交。”“顾先生廉吏，家贫甚，其书已不能守。顷闻吴中有持元刻郭茂倩《乐府》陆敕先校本求售，此先生秘籍，余所素知者也。此书出，先生书尽出矣。”（2）可知此书曾归刘履芬。傅增湘跋宋本《乐府诗集》云：“忆癸丑、甲寅（1913年）之间，厂市见陆敕先所临冯定远校本《乐府诗集》”、“陆校本为袁寒云公子所得”，（5）则又曾归袁克文。综上所述，陆校本的递藏大致为：陆贻典→顾广圻→刘履芬→袁寒云→许厚基→上海图书馆。

陆校曾以传抄的形式在藏书家中流传。笔者所知清代及近现代过录陆校者至少有三家。第一家，无名氏。清代劳权校曾以元本校汲古阁初刻本，劳氏所用的元本上即有陆校，如劳跋所言“此用元至元刊相本，又以陆敕先校本覆勘，敕先殆亦据元本也。”“元版度旧校中有引冯校似钝吟校本。陆敕先校同上似亦据元版。”劳权虽参陆校，却并不注出某为陆校，所以从劳权的校记中分辨不出陆校。（6）第二家，傅增湘。傅氏《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昨岁见寒云主人收得陆校此本，……从主人假陆校原本移录，十许曰而毕。原本用朱、青、墨三色笔，兹亦仍之，缺页手自钞录，亦间属内侄凌渭卿补之。”第三家，邓邦述。邓氏《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七“己未之岁，江安傅沅叔同年借得陆敕先手校《乐府诗集》以元刻本过校，丹黄凌厕，限日而毕。余欣羡不已，即出余所藏元本假以过录，不能如沅叔之敏也。”（7）傅增湘过录本及邓邦述过录本今藏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加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原书，则陆校本总计传世三本。

作品一览

　　校勘：《唐诗鼓吹笺注》、《乐府诗集》等等。陆贻典曾于1639年、1667年、1669年三次校勘《乐府诗集》。尚丽新认为：“《乐府诗集》诸校本中，陆校本是最具版本价值的。”诗文集：《玄要斋渐子》、《觌庵诗钞》《青归集》、《百艳集》、《晓剑集》、《玄要斋集》、《吹剑集》、《渐于集》、《复存集》多种，曾自称“我有千首诗，多年閟匣底。”

　　江楼

　　云际长江江上楼，乾坤日夕撼中流。

　　杯倾浊酒供怀古，笔蘸惊涛倩写愁。

　　烽火南州闻转战，茧丝东国动咿嚘。

　　凤凰黄鹤空回首，崔杜吟诗满地秋。

　　叶炽昌《藏书纪事诗》称其为“新城令君之才子，汲古季子之妇翁。东涧老人之高足，其友则大冯小冯。”黄廷鉴称：常熟藏书家，自钱谦益绛云楼火焚以后，有毛晋汲古阁、钱曾述古堂，另有叶树廉、冯舒和陆贻典诸人，诸家相互搜访，互通有无。与冯舒、叶树廉往来颇密切，相与校雠借抄，藏书日富。读书室名“山泾老屋”、“玄要斋”。与大藏书家毛晋是亲家，毛扆为其女婿。陆贻典广列诸校－－冯校、赵校、钱校、王毛校、钦校，为毛扆校书提供了可资参校的丰富的材料。

　　陆贻典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感和深厚才学性情的遗民诗人，是清初虞山诗派的倡导者、组织者。他的《觌庵诗钞》记录了民族的一段特殊历史，成为一份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料，而其诗擅写世道人情，富有哲思，寓大含于细入，由浅近而深远，圆润流畅，婉娈托讽，典型地体现出虞山派的风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文学社团流派的大量涌现是明末清初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关捩。在诸多流派中虞山诗派是有其突出地位的。这是形成于明末清初江南海虞的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著名文学家钱谦益为其宗师，当冯舒、冯班成为有力的辅翼后，诗派具有了一定规模，在当时诗坛上与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研究虞山诗派，自当首重钱谦益以及二冯，然而我们不能不对陆贻典予以特别的重视，这倒不仅仅是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更在于他在虞山诗派的形成之初曾发挥了倡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崇祯后期，在和一批虞山诗人集为吟社商榷风雅时，他亲刻《虞山诗约》，并请牧斋作序，以求“刻石立墠，胥天下而奉要约。”[1](p923)二十多年后当他与友人唱和时还回忆起当时“敢说词壇建一军”[2]情景，无疑在虞山诗派中陆贻典是一名老将。对于这位以往只是书于中国文献（典藏）史中学者，今天我们应该将他写入清代诗歌史。

　　陆贻典，一名陆典，早年名陆行，又名陆芳原，字敕先，自号觌庵，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明诸生。弱冠后与里中诗人孙永祚等结吟社，刻《虞山诗约》。入钱谦益门下，台湾学者胡幼峰在《清初虞山派诗论》中将陆贻典列为虞山诗派“出入钱冯”者[3]（p332），这是一个误解。虽然正如虞山不少诗人都与二冯有密切的诗学交往一样，敕先与钝吟同样是时相切磋，互相推奖的诗友，然而从其诗门所出和诗学宗尚看，他显然应归于牧斋一系。这一点清初诗人陈瑚《陆敕先诗序》有明确的叙述：

　　明隆万之际，古学凌夷，儒术衰息，兔园村夫子教其子弟都为程文烂熟之习，而以博闻强识为讳，文采风流盖荡然矣。牧斋先生出而振起之，于是海内学者始知读书嗜古，一时人才群出其门下，而吾友陆子敕先者，先生之高第弟子也。敕先好学深思，沈酣载籍，作为诗歌浑沦盘薄，含英咀华，得先生之教居多。

　　张文镔《陆觌庵先生诗序》云：“觌庵先生与冯钝吟游钱宗伯之门，才名相颉颃”，可见敕先与冯氏兄弟交游亦始于同游牧斋门下。他与毛晋及孙泯自亦大约于是时定交，后他与毛晋结成儿女亲家；对冯班、孙泯自诗集，皆搜讨佚编，并为之刊行，事在康熙七年（1668）。然弱冠入牧斋门下不多年后，敕先有近二十年行迹不明，牧斋在《陆敕先诗稿序》中用“陆子敕先别余垂二十年”一语带过，盖知其经历，仅喻为“越人去国”却不言具体。敕先在《奉呈牧翁兼呈遵王》诗中也有“廿年空契阔”之自道，其间事迹可知者唯“客岁赋上巳文宴诗”连章及牧斋。敕先之挚友张文镔在《陆觌庵先生诗序》中有云：“少年英气勃勃，常欲有所树立，时命不偶，乃颓然自放，全用其精力于诗，有u2018饭颗山头u2019之态。”这是一段含蓄而微妙的介绍。敕先为客“垂二十年”正值明社倾圯，抗清斗争持续不断之际，那么敕先“英气勃勃”欲有所成，而又“时命不偶”，则很可能与鼎革易代之际的局势有关。今可考知的敕先入清后的最初事迹是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在钱曾处借得钞本《古文苑》进行校勘。从明亡前三、四年至此已“为客”十八、九年，这正合牧斋“别余垂二十年”之说。其后频频出入于牧斋红豆庄、遵王述古堂、毛晋汲古阁，与冯班、孙永祚、陈南浦等虞山诗人赠答酬唱亦多，除收藏校雠图书之外，“全用精力于诗”，再度显示出虞山诗派中坚的风貌。张文镔云：“定远没，邑中老成落落，唯先生为硕果。”可见敕先在虞山诗史上，不但是“词壇建一军”的倡导者，而且因年寿稍长，在延续以钱谦益、冯班为中心的清初诗壇的影响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敕先“所学无所不窥”，有深厚的学问根基，“自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莫不上下鱼猎，含英咀华”，[4]尤长于诗学，曾与虞山王清臣、钱朝鼐、王俊臣重校《唐诗鼓吹笺注》。所谓重校，实为重新笺注，纠正廖氏（文炳）错讹甚多。牧斋在《唐诗鼓吹序》中充分肯定了他们正定旧误之功，赞曰：“四子将假遗山之《鼓吹》以吹角也，四子之声，自此远矣。”康熙年间，在钱遵王笺注牧斋诗集时，僻事奥句往往征询于敕先，对其笺解敕先援助可谓最多。平生所作诗先后有《青归集》、《百艳集》、《晓剑集》、《玄要斋集》、《吹剑集》、《渐于集》多种，曾自称“我有千首诗，多年閟匣底”（《张以纯录余觌庵诗，书此为赠》）。对于其人其诗牧斋认为：“敕先盖斯世之有情人也，其为诗安得而不工？”又曰：读敕先之诗者，或听其扬徵骋角，以按其节奏；或观其繁弦缛绣，以炫其文采；或搜访其食跖祭獭，採珠集翠，以矜其渊博；而不知其根深殖厚，以性情为精神，以学问为孚尹，盖有志于缘情绮丽之诗，而非以俪花斗叶，颠倒相上者也。

　　冯班《玄要斋稿序》亦有“髻岁好联绝，下语多惊人。十年以来，于书多所窥。其于诗律益深”的评价。但这两篇序推其时间，当作于顺治末和康熙初。奇怪的是康熙七年（1688）敕先在将诗稿托付给张文镔缮写刊行时竟将《青归》、《百艳》、《晓剑》、《玄要斋》四集删削殆尽，仅各留数篇编为《复存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病笃之际，又嘱张氏：“我平日风花雪月，忧贫叹老之什皆可不存，存其师友往还赠答几篇足矣。”[5]如此敕先风格各异的“千首诗”在今传《觌庵诗钞》中仅存二百四十余首。为什么要将平生“炼字总吟千遍少，赏音劣得一人多”的精心之作删却四分之三之多？敕先在《复存集自序》中解释为“壮老不同境”，结合时人的有关评论我们可以推知，其删诗一是与有论者称其诗歌为“朝花”，嫌其香艳有关，一是不愿在诗集中留下明末清初“客走他处”生活的痕迹。这样无论从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使《觌庵诗钞》薄弱了许多，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已难以真实而充分地被感知，这对于诗人自身和虞山诗派来说，都实在是一个损失。

　　当然今传《觌庵诗钞》仍有较高的价值，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敕先，追寻诗人三百多年前的心迹与风流。我们可以肯定敕先在删诗时削除了大量的悯时伤乱、反映现实的作品。虽然当年身阅鼎革而激发出的民族情感，在敕先今存的诗集中因其作了大量的处理而不易全面感受，但我们知道那场民族斗争曾在诗人心中卷动起急流洪峰，在“中年哀乐苦难平，白发今从镜里生”（《书感二首之一》）的诗句中还依稀见到这种感情的涟漪，在“酒龙跃浪沧溟立，文鬼依山紫气横”（《归玄恭六十》）的诗行里能感受到志士不灭的郁怒之气。另外尚存于《复存集》中的《白体三首》仍能体现诗人对时代的关切与敏感。此诗写于崇祯辛巳年（1641），那正是山雨欲来，国势岌岌可危之秋，“世事多易理，河患难久平。昆仑一源出，涓滴成渊泓”，诗人以洞察历史的睿智揭示出“否泰剥复”之理。然而朝代之“剥极必复”鼎革易代必然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如果说这首诗所云“我生胡不辰，饥馑苦多难”反映了末世之难的话。《舂米行》、《后舂米行》则表现出对清廷统治者敲剥摧残民生的愤慨：“冬寒黍禾犹在田，操镰揭厉骨欲折”，“急捣缓舂纷应节，声声解听撞胸杵”，百姓在沉重徭役下被逼得“穷簷骨髓枯”，敕先用新乐府笔法写出了世间疮痍，表达出对陷于水火之中民众的深刻的人文关怀。

　　在《觌庵诗钞》中，《徐子野殉难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长篇叙事作品，是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料。徐子野是一位“弱冠工文章”，但又“屡屡踬名场”的儒家子，家境极其贫困，“菽水每不足，将母感不遑。”除了母亲之外，“闺中有孀妹，兄嫂相搘撑。孤甥就君养，骨肉有余情。”然而这个家庭在甲申之变后清军进兵杀掠江南时演出了一场奇特的人间悲剧：“干戈相逼日，阖门徒彷徨。君妇方归宁，君常侍母旁。母誓以死殉，与兄共焉往。殉母又难怼，死国胡不匡。母子各矢志，意气殊激昂。言念若敖馁，敢轻斩蒸尝。庶几不背义，一死一以亡。兄言余不才，喑雁宜受烹。况也以任长，死固余所当。君言弟谓何？媳妇且归宁。何辞恋妻子，不惜母与兄。数四争侍母，互以去相让。兄属眷大义，再拜辞高堂。执手为泣诀，相期死相逢。顾乃舍己子，携甥共踉跄。出门数回首，难禁泪淋浪。须臾兵尘合，旌旗蔽城隍。去者不知远，居者当其冲。悍卒四五人，鸣刀突君庭。母妹纵井穴，赴义如沉湘。执君以邀货，徒手不得将。抗言求速死，颈血膏銛鋩。呜呼如君者，节概何铮铮！本为儒家子，单寒多俊良。合门秉高义，堪争日月光。”在清军兵锋逼近时，徐母知不堪国破家亡故誓死殉难，徐氏兄弟深为所感，决心殉母而报国。但徐家自当留一血脉，在何人赴难何人逃亡的问题上兄弟都辞生而就死。最后徐子野以“媳妇且归宁”为由，坚辞慷慨，矢志殉难。当其兄刚刚走远，兵尘即至，母亲与孀妹纵井就义，子野血刃而亡。这首诗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清兵杀掠江南的灾难和民众以特殊方法所进行的不屈抗争，是一首亡国绝祀之际的染血的诗史式的悲歌。“赴义如沉湘”一语揭示出徐氏家人赴难的“死国”的深刻内涵，而诗中骨肉情深的对话所包孕的传统的人伦感情，又在亲情的层面上催人泪下，数百年后仍使读者的心弦为之颤动。

　　在敕先今存的作品中，一些怀古伤今的作品同样风骨凛然，易代之际产生的海涸河枯宗庙倾圯之悲，在压抑的心境中酝酿得哀感苍茫。试看《江楼》：

　　云际长江江上楼，乾坤日夕撼中流。

　　杯倾浊酒供怀古，笔蘸惊涛倩写愁。

　　烽火南州闻转战，茧丝东国动咿嚘。

　　凤凰黄鹤空回首，崔杜吟诗满地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