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穆尼

詹姆斯·穆尼（James D. Mooney，1884 1957），美国高级管理人员和管理学家，管理过程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被管理学家戴尔称为“伟大的组织者”。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1908年毕业于凯斯学院，获采矿工程学位。1920年进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作，1922年任通用汽车公司副经理、通用汽车出口公司总裁，公司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穆尼分管海外生产工作，因此游历于世界各地，考察了通用公司在海外的无数的生产及装备工厂，并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政要和商界精英，与他们探讨国家及企业经济管理问题。穆尼也因此成为管理思想和组织理论发展的先驱；通用公司海外业务的成功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极力把美国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世界各国不同的环境中去，并促使其适应及生存。穆尼于1942年离开通用公司后，担任美国海军航空局局长；二战后成为威利斯陆上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穆尼是管理过程学派的集大成者，其研究方法注重过程分析，与自然科学方法类似，他的理论因为其科学性而被人们广泛接受。

詹姆士·穆尼是一位杰出的经理人，人们谈到他，通常都会关注他任职于通用汽车海外部时向国际扩张的经营贡献，还有他作为民间外交家在二战爆发前后奔波于德国与美国之间的斡旋，对于他的管理思想，很容易被学界所忽略。然而，他对组织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为成功的经理人，穆尼还是一位敏感的思想家，他以独到的眼光，著有《工业，前进！》一书，对组织原理进行了深入发掘，以协调、等级、职能三个原理讨论组织，使组织理论形成了自己的逻辑体系，把法约尔创立的一般管理学上升到了学理分析高度，开创了以协作系统研究组织的先声，对以工业组织的力量走出经济危机、推动社会进步，穆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现代管理学的代表人物巴纳德，其组织理论有着明显的穆尼色彩。在组织理论的发展史上，穆尼独立于韦伯进行了理性化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提出了命题，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

张瑜

在管理学领域中，有一位很难归类的大师。他是一位战士，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上出生入死，经受了炮火硝烟的考验；他是一位外交家，曾经活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使者，穿梭于美国和德国之间，前往柏林与希特勒谈判，并得到过希特勒授予的纳粹勋章；他又是一位经理人，曾经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海外部，致力于通用汽车的海外扩张和跨国经营；他还是一位管理思想家，凭借一本《工业，前进！》奠定了他探索组织原理的思想者地位，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而且在组织理论上形成了独特的贡献。他就是詹姆士·穆尼，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和蔼可亲的爱尔兰人”。

詹姆士·大卫·穆尼（James David Mooney），1884年2月1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伊利湖南岸的克利夫兰市（Cleveland，Ohio），他的祖上是爱尔兰移民。1908年，他在凯斯理工学院（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s）获得采矿工程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这成为他后来事业的起点。凯斯学院是1880年由慈善家伦纳德·凯斯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位于穆尼的出生地克利夫兰，该学院1967年与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因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西部储备区而得名）合并为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这所大学在美国虽然比不上哈佛耶鲁，但也是声望卓著的大学之一，穆尼在这里得到了良好的工程教育。

20世纪初的美国，处处都迸发着青春的活力，是冒险家的天下，西部淘金可以一夜暴富的传闻，着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去闯荡世界。掌握了采矿工程知识的穆尼，雄心勃勃，试图凭借自己的专门技术去寻找新的金矿。1908年到1910年，他加入了前往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探险队。但是，穆尼生不逢时，在他瞄上黄金时，轰轰烈烈的淘金热已到了后期，加州的金矿开发也快到了尽头。对于初涉世事的青年来说，兴趣和热情往往带有某种“业余”性，往往只有真正进入一个领域之后苦干几年，才能看清楚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穆尼的热情和雄心，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现实的磨炼，使他看到了采矿专业的种种劣势。所以，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两年之后，他不再去勘探黄金，而是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很快，他找到了自己新的事业天地。

1910年到1917年，穆尼先后在成立不久的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百路驰（B.F. Goodrich Company，美国的第一家橡胶企业）、海厄特轴承公司（Hyatt Roller Bearing Company）打工。海厄特公司的经历对他来说尤其重要，正是在这里，奠定了他后来的经理人根基。这个公司是后来成为通用汽车总裁的斯隆办的私人公司，穆尼在这里与斯隆的共事，培育出了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素养，也成为他后来与斯隆长期在通用汽车共事的前提。海厄特本来是一个只值5000美元的小公司，在斯隆手里起死回生，成为给福特和通用等公司提供汽车滚珠轴承的配件商。短短十几年时间，海厄特公司就以1350万美元的价格被杜兰特的联合汽车公司收购。穆尼在海厄特的这段时间，参与了汽车轴承生产从流程设计到质量控制的整个过程，目睹了这个公司的快速发展，也掌握了工厂管理的基本技能。20世纪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来自于工厂实践，穆尼在这些公司的摸爬滚打，不仅为他以后成为卓越的经理人埋下了伏笔，也为他日后撰写《工业，前进！》（Onward Industry!）提供了早期素材。

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号召青年入伍，很多热血沸腾的青年人都应征奔赴前线，此时已经33岁的穆尼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入伍后，穆尼担任过美军驻法第309弹药团上尉、第159野战炮兵营上尉。战争使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另外一个场景，也使他后来关于管理的思考范围更为广阔。

战争结束后，穆尼回到自己的国家，在斯隆主政的通用汽车公司下属的雷米电气公司（Remy Electric Company）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22年，他开始担任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和海外部经理，与上百个国家有业务往来。尽管通用的主体市场不在海外，但穆尼主持海外部时，正是通用汽车逐渐向海外伸出触角的时期。可以说，通用汽车的主要海外业务，正是穆尼一手建立起来的。创办和管理海外业务的职责，使穆尼在不同的国家到处奔波。他必须到海外各个分公司实地考察，马不停蹄地到通用公司的海外制造厂和组装厂巡视，检验海外产品的质量，处理海外业务的具体问题。穆尼在通用公司海外部的经历，使他有了两个方面的收获，一是磨砺了他的谈判能力和外交能力，二是对不同环境、不同政治和社会体制对公司的经营影响认识更为深刻。正是基于这种能力，他不仅在海外经营中，而且在国内政治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他了解各国情况，熟悉世界经济与市场，所以，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乐于找他谈论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通用公司也通过穆尼同官员的交往影响政府。在联邦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国家级的权力巨大的掌舵人，都喜欢同穆尼讨论经济问题，讨论美国在国际事务和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正是这种影响，使穆尼被小罗斯福总统所赏识，曾作为总统的秘密特使前往柏林，与希特勒就和平问题、国际经济问题进行谈判。这种经历，使穆尼成为一个精通外交和国际政治的企业经理人。

通用汽车的海外部经理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在通用汽车迅速崛起的年代里，它的高管集团主要关注点在美国国内市场，对海外市场不够重视。通用汽车海外部的成立与扩大，穆尼功不可没。

通用把眼光主要盯在国内市场上，自有它的道理。相比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海外扩张，要比国内扩张风险大得多，毕竟通用汽车的主要利润来源于美国国内，那种不考虑效益和回报，只想着到国外去扬名立万或者振奋国威的做法，不是成熟的企业经理人。当然，从后来的发展趋势看，走向世界是所有巨型企业的扩张途径，马克思曾经强调工人无国界，实际上资本更无国界。但是，资本的跨国经营，动力来自于利润驱动，而不是来自于解放全人类的高尚信念。所以，穆尼的使命，就是对海外扩展进行经济收益的分析判断，这不仅需要经济头脑，还需要对各国政治、法律与社会的洞察。

在穆尼之前，通用汽车的产品，已经在美国之外进行销售，但是，当时的通用仅仅对海外销售成车，而没有海外的生产基地和加工业务。截至1920年，通用汽车总共在海外市场销售了42万辆轿车和卡车，销售量最大的四个国家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四个国家几乎占到了通用公司海外销量的一半。穆尼需要根据自己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对海外市场做出风险极大的判断。首先，他必须以详实的资料和数据，判断海外是否存在着通用汽车的市场；如果存在，还要判断这个市场的容量有多大，哪种车型能够迎合这一市场的发展。其次，他要进一步做出分析论证，从经济收益和公司业务发展的角度，考虑出口成车还是在海外建立制造基地，在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选择；再进一步，如果有必要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则要认真盘查，仔细算账，选择是建立自己的公司还是买下当地已有的公司。不管哪种判断和选择，都对穆尼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旦失误，他的海外部生存就成了问题。穆尼在海外扩展过程中，经受了不断碰壁和挫折，在试错中屡次调整，终于奠定了通用汽车的海外发展战略。

对于当时的通用汽车公司来说，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困难重重。在欧洲市场上，通用仅仅出口整车和零配件，没有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为了做好出口业务，通用在欧洲组建装配厂，以便利用当地的管理和劳工，并尽量与当地经济相融合。但是，早期的欧洲组装厂，成本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不在生产成本，而在欧洲各国贸易保护性质的高昂税率。即使他们做到了在本地采购轮胎、玻璃、装饰材料等等辅料和配件，但由于以进口为基础，依然发展不起来。穆尼上任后，详尽地考察了欧洲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他提出了设立海外生产厂的构思。然而，靠他的个人力量，不足以扭转通用汽车公司高管层对海外市场的成见。在公司总部，穆尼对在欧洲设厂做出了富有激情而且信念坚定的呼吁，但公司总部的执行委员会对是否在海外设厂并未打消怀疑态度。早期的海外政策一直影响着通用汽车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扩张，对海外经营的谨慎小心几乎成了通用公司的绊脚石，错失了许多良机。例如，对法国雪铁龙是否收购，公司一直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于1919年放弃了雪铁龙收购案。而雪铁龙后来被米其林公司收购，成为欧洲汽车市场的主力之一。

1925年，通用汽车的海外销量增长了8倍。然而这一时期的大不列颠，对海外汽车进口实施了可怕的关税壁垒，这种针对奢侈品的高额税收使美国成车出口在英国市场的前景一片黯淡。此时，公司想起了穆尼提出的海外设厂实现本土生产的方案。他们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争取收购奥斯汀公司。1925年，通用公司派穆尼去大不列颠考察奥斯汀公司的资产状况，考察完毕后，穆尼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公司收购奥斯汀。针对穆尼的报告，公司成立了收购委员会，他们赴英格兰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佛瑞德·费雪、唐纳森·布朗、约翰·普拉蒂和詹姆士·穆尼。委员会得出的意见与穆尼先前的考察完全一致，当时的通用公司总裁斯隆也已经致电他们同意收购，总部的财务委员会做好了收购案的一切准备。然而这次收购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因为奥斯汀资产评估方式的分歧，另一方面是两个公司的谈判有问题。穆尼试图用收购海外企业实现扩张的雄图，首战就遭到挫折。

但是，奥斯汀的失败并没有使穆尼停步不前，怨天尤人。“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很快，穆尼又开始着手准备收购英国的沃克斯豪汽车公司的谈判，这次谈判顺利完成。1925年收购沃克斯豪的成功，坚定了穆尼的信念，也加快了穆尼的步伐。

到1928年，穆尼已经在通用的海外部干了6年，在他工作的这几年中，海外部的出口额从2亿美元增长到2.5亿美元。他的成就，主要不是在出口额的增长上，而是在海外经营方式由推销成车到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上。穆尼在当时的雄伟目标是，短期内将2.5亿美元增长到5亿美元。为了实现他的目标，穆尼开始在公司总部游说和呼吁沃克斯豪的扩张计划。沃克斯豪在刚刚收购的几年中总是亏损，而要扭转这种局势，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改造。穆尼认为，英国的市场份额占到通用公司海外总份额的38%，在英国，通用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分销系统，即便从保护在沃克斯豪的投资出发，扩张也是必要的。同时，穆尼开始着手准备在德国市场的扩张。当时的德国汽车行业处于形成期，通用公司已经在柏林建立了一个汽车装配厂。穆尼提出，收购德国的欧宝汽车公司，通过收购把欧宝公司作为通用公司在德国的生产基地。况且，德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可以使通用汽车打开德国市场，也可以继续向邻近国家迈进。这个计划再次得到了斯隆的认可。1928年10月，斯隆和查尔斯·费雪一道，由通用汽车公司的法律顾问约翰·史密斯陪同前往欧洲，考察德国市场，他们不仅视察了通用公司在欧洲的出口部门及装配工厂，还拜访了亚当·欧宝汽车公司，达成收购意向。此后，通用公司又成立了收购委员会，对欧宝收购案进行分析评估，经过三年的努力，1931年10月，通用公司最终拥有了欧宝汽车公司的全部所有权。

除了在英国和德国的扩张，穆尼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苏联。1930年，穆尼访问苏联后，向斯隆报告说，通用公司应当利用苏联存在的机遇。鉴于当时西方世界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恐惧，美国的企业界对于能不能同苏联做生意充满疑虑。对此，穆尼的准则是“在商言商”。他把自己的公开言论严格限制在做生意上，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仅仅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要从政治角度做出判断，看将要开拓的市场所在国家的政府是否稳定，而这种判断同国家性质无关。对此，穆尼向斯隆的报告是：斯大林控制下的苏联，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样稳定。他特别声明，“作为商人，我们不对政府究竟是独裁的、民主的或者布尔什维克的，或者它是在卫理公会派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的控制之下这样的问题感兴趣。”考虑到苏联的经济体制，穆尼建议在苏联不是采用建立生产厂的方式，而是主张游说美国政府向苏联巨额贷款，以吸引苏联人购买美国造的二手车。1932年，通用汽车加入了倡导对苏贸易的美苏商会。尽管穆尼的这一努力由于当时美国存在的对苏维埃的普遍敌意而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产生了经济贸易之外的积极效应。

在1929年来临的经济危机打击下，穆尼的海外扩张努力显示出了对通用公司渡过萧条的重大作用。扩建后的沃克斯豪，在1930年开发出了形体较小、价格较低的六缸车，取得了相当好的市场绩效，收购欧宝汽车让通用公司在德国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正是这种海外扩张，使通用汽车从国内制造企业转变成为跨国公司。1932年之后，通用公司的海外产量增长非常快。1933年，沃克斯豪和欧宝的销售量，第一次超过了通用汽车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成品车海外销量。

当然，穆尼所说的“在商言商”是有前提的，国际贸易往往会面临着比国内贸易更复杂、更多变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冲击。伴随二战的全面爆发，德国的欧宝公司一度成为通用公司的经营难题，德国人加快同美国人的争夺，并在美国参战后被纳粹没收。战后，欧宝的经营权变成了政治问题，美国、德国、苏联都角逐其间，直到1948年，通用汽车公司才最终恢复了对德国欧宝公司的管理。这时，穆尼已经离开了通用汽车公司。

除了欧洲，穆尼还把通用的海外扩张伸展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26年，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在澳大利亚组建了通用汽车（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并在澳大利亚建立组装厂，培育自己的经销体系，在新西兰建立了生产基地。为了开发大洋洲的市场，穆尼频繁参与当地的公共活动，甚至在奥克兰的火车通车典礼上，也有穆尼的身影。1931年，通用汽车完全收购了澳大利亚的海尔丁公司，并将它与通用汽车（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合并，组成了通用汽车——海尔丁有限公司。

下面的大事年表，就是穆尼主政通用公司海外部时期的发展里程碑：

1922年，通用汽车设在马尼拉的办事处迁至中国上海。

1923年，通用汽车在哥本哈根建立了欧洲的第一家雪佛兰生产厂，产品销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和俄罗斯。

1925年，在西班牙建立装配厂，开始进行别克车的组装销售；通用收购英国的沃克斯豪公司；成立通用汽车巴西公司。

1926 年，成立通用汽车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其生产厂遍布墨尔本、佩思、悉尼、布里斯班和阿德雷德等地；在珀托成立通用汽车新西兰有限公司；在神户成立通用汽车日本有限公司成立并在大阪建厂；在南非伊丽莎白港成立通用汽车南非有限公司；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成立通用汽车近东公司；在蒙得维的亚成立通用汽车乌拉圭公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通用汽车阿根廷公司。

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成立通用汽车爪哇公司。

1928年，通用汽车印度公司开始运行；通用汽车在波兰华沙建厂。

1929年，通用收购欧宝公司；成立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部。

可以说，穆尼足迹遍布全世界，这并不夸大，而是实事求是。正是穆尼的努力，使通用汽车变成了一个国际性公司。

海外部经营的需要，使穆尼有着频繁的涉外活动。二战期间，他是美国著名的民间外交家。

如果说，穆尼在苏联的活动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理解，那么，穆尼在德国的活动尤其是他同希特勒的交往，在美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愤怒。人们一般认为，职业外交家同敌对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是可以理解的，而商人同敌对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即便不算卖国，起码也是丧失“立场”。而穆尼的立场很坚定——从商业出发，根本不考虑意识形态冲突。为了通用汽车的海外扩张，穆尼曾经同墨索里尼打过交道，同希特勒有过会晤。在穆尼家中，还保留着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签名的照片。1934年5月1日，为了实现通用汽车的“德国计划”，穆尼首次会晤了不久前当上德国元首的希特勒。

二战爆发前后，美国置身事外，但是，联邦政府有着制止战争的明显意图。美国与德国之间，当时缺乏合适的官方人员从事外交协商，而穆尼正是企业谈判的好手。于是，他被卷入外交活动。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他参与了下列外交活动：

1939年5月，穆尼安排了肯尼迪-沃尔特哈德会议（Kennedy-Wohlthat meeting）。1939年春天，穆尼同纳粹德国政府交涉有关欧宝公司的控制权问题。交涉期间，涉及到达成黄金贷款（gold loans）协议、停止德国出口补贴以及对出口商品的特殊津贴等政府间外交事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39年5月9日，穆尼在伦敦安排了肯尼迪-沃尔特哈德会议，美国方面是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德国方面是赫尔马特·沃尔特哈德（Helmuth Wohlthat）。沃尔特哈德是德国戈林制定“四年经济计划”的得力助手，在纳粹的经济管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保存有穆尼的日记，其中有18页专门记录当时德国的经济计划。这次谈判使美国与德国之间达成了限定武器、保护自由贸易的约定。穆尼在这次会议中，仅仅是牵线人和会议安排者，没有介入谈判。

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穆尼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关于战争前景的会晤（Roosevelt-Mooney meeting）。德国入侵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穆尼根据他对欧洲形势的了解，越来越相信通过中立的第三方调停，就能平息欧洲的敌对状态。在1939年2月22日和1940年1月24日，穆尼两次会晤罗斯福，阐述他的观点。通过这两次会晤，罗斯福同意穆尼运用自己在德国的影响力，在美国和德国之间搭建对话渠道。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形式，使两国政府的首脑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理解他们真的想要得到什么”。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授权后，穆尼带着与罗斯福的谈话记录和一系列信件去欧洲游说，然而斡旋并未成功。显然，穆尼对希特勒的野心和纳粹德国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1940年3月，穆尼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秘密特使，进行了希特勒/戈林-穆尼会谈（Hitler/G?ring-Mooney meetings）。穆尼在3月4日会见了希特勒，3月7日会见了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在这些会晤中，穆尼带去了与罗斯福探讨过的“非正式”建议和“非官方”态度（informal and unofficial attitudes）。然而希特勒的胃口没有那么容易满足，他对穆尼的答复是，美德关系被“不幸的传言”（unfortunate rumors）扭曲了。同时，希特勒向穆尼“坦承”了德国的战争目的，强词夺理为德国辩护，强调要实现第二帝国之后新的德国统一，保证德国的经济安全等。戈林与穆尼讨论了罗斯福的意见，并交换了对德国和美国关系的看法、美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对芬兰局势的看法、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等，协商了如何实现两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

穆尼的民间外交行为，表现了职业经理人的谈判能力和交往精神。在各种会晤中，他更多地依赖自己的意志，试图将企业协商的方法引入国家之间的沟通，以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曾经在二战期间前往柏林大量报道纳粹德国信息而获得1939年普利策奖的美联社记者路易斯·罗切尔（Louis Paul Lochner），对穆尼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穆尼的外交理念充满着“古典哲学家所持的道德、经济、政治一体的概念”。穆尼从事外交活动的最大特色，是把外交看作同商业谈判同样的事务。在给妻子艾达·麦克唐纳（Ida May MacDonald）的信中，穆尼对职业外交官充满不屑，而对商业协商倍加赞扬，并批评有些传统的外交官宁愿以百万计的生命为代价引发战争，也不愿意尝试着相互协商，然而，相互协商要比诉诸战争便宜的多。可惜的是，政治不是商业，商业交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政治斗争却经常采用非自愿的强暴手段。穆尼试图以商业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尽管他抱着十分真诚的信念并使尽了浑身解数，但他把纳粹当作可以协商的对象，立足点就是错误的，最后不但劳而无功，而且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在一定意义上，穆尼所犯的错误，与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极为相似。但是，德国入侵波兰打碎了张伯伦的绥靖梦想，却没有能够唤醒穆尼。

纳粹在扩张过程中，面对世界上的一片谴责声，希特勒当然要充分利用能够“理解”他的穆尼，在穆勒充当罗斯福个人特使之前的1938年8月10日，希特勒授予穆尼德意志雄鹰勋章（the German Order of Merit of the eagle）。德意志雄鹰勋章是纳粹德国的外交勋章，1937年5月1日由希特勒特别设立，它的德文为“Verdienstorden vom Deutschen Adler”，主要授予当时与德国往来的涉外人士，不仅包括外国官员，也有一些商界人员。除詹姆士·穆尼外，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美国布什总统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也都获得过这一勋章。也许，正是希特勒的授勋，使穆尼有了说服希特勒的底气。但是，在美国国内，穆尼与纳粹德国的来往及其斡旋的失败，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芝加哥的报纸上，有一系列时评文章，报道并批评穆尼与纳粹政府的交往，舆论开始指责穆尼支持纳粹。1940年夏天，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以穆尼支持纳粹为由，切断了他与白宫的联系。

在舆论的压力下，斯隆于1940年7月18日下令解除了穆尼的海外部职务，当然，不为外人道的一个原因是，欧宝公司已经被纳粹头子戈林的经济部所掌握，战争导致通用汽车在欧洲的业务大大缩水。穆尼本人也回应舆论，在《美国周末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文章《美国要战争还是要和平》（War or Peace in America），阐明自己避免战争的观点。对于战争与和平，通用公司的很多经理人包括斯隆都写文章支持穆尼，尤其是斯隆，他与穆尼实际上观点接近。斯隆并不关心纳粹的得势，仅仅担心战争对商业的影响。所以，斯隆在解除了穆尼海外部的职务后，又任命穆尼担任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的执行助理，其职责是“全面负责所有的、包括国防装备在内的事务的谈判，以及与上述物资的设计和生产相关的、必要的联络活动”。这样，通用公司的军品生产就置于穆尼的掌控之下。对此，舆论又掀起了进一步攻击。民间组织反纳粹联盟甚至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强烈抗议对穆尼的重用。信中说：“把一个希特勒的同情者，一个纳粹的服务者（要获得那样一枚勋章，这个人肯定为德国提供了服务），放在我们的防御计划的关键位置上，我们怎样来解释？”这封控告信最终被转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手里。舆论的压力，还有对斯隆包庇穆尼的指控，最后导致联邦调查局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艾尔弗莱德·斯隆、詹姆斯·穆尼、格拉米·霍华德进行调查。1941年7月中旬到8月初，FBI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这几位通用公司的高管都不存在违法行为或不正当行为。尽管官方和公司都有了结论，穆尼在战争期间负责通用公司的军品生产这一安排本身也说明了公司和联邦政府对他的信任，但是，民间的传闻是要逐渐消除的，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脏水，穆尼在后来整理了《战争与和平的教训》（Lessons in War and Peace）手稿，内容包括他1925年到1955年的演讲，包括他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诸多看法，以向社会和公众说明自己的无辜。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几乎没有生产多少汽车，而是主要转向军品生产。二战期间通用公司生产的军品总价值达13081亿美元左右，美国在战争中提供和使用的坦克、装甲车和飞机，有四分之一来自通用；步枪和子弹，有一半来自通用；重型卡车和运输车，有三分之二来自通用；其他的各种军品不计其数。这些装备，渗透着穆尼的心血。尽管穆尼遇到了舆论的攻击和民间的举报，但却没有遭到“八分钱，查半年”的困境，也没有因为被怀疑或者被误解而享受“挂起来”的待遇，能够正常工作并发挥作用，这不得不归功于舆论的多元公开与监控制度的健全。

美国正式参战以后，穆尼对外国的了解和对企业经营的熟悉，使他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伴随着战争的爆发，穆尼先是在通用公司内部负责战时生产，很快就被政府部门看中，1942年，他离开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航空局生产工程部供职（produ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 of the Bureau of Aeronautics），为战争服务。战争结束之前，他是海军作战部的成员（the staff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战争结束后，他再次回到通用汽车公司。此时的穆尼已经年过花甲。1946年，穆尼离开通用公司总部，担任了威利斯·奥佛兰汽车公司（Willys-Overland Motors）的总裁。1957年，他因病离世，终年73岁。

穆尼能够进入管理思想家行列，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经理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探索。基于自身在公司中的经历，穆尼对组织的本质和原理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理论研究。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使全球企业遭遇到20世纪最为严重的打击，企业是否还有活力？人类能不能走出困境？危机周期的魔咒能不能化解？这些，都推动着穆尼展开自己的思考。穆尼和赖利（Alan C. Reiley）合作，从组织的有效设计和运转中探讨改善工业社会的途径与方法。1931年，他们出版了《工业，前进！》（Onward Industry!）一书。后来，这本书被学界视为组织理论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他们把组织比作“身体-精神”的统一体，寻求对组织的有机整体解释，提出了三项组织原理，即协调原理、等级原理、职能原理，从这三个原理中确立提高组织效率的方法。1939年，穆尼和赖利修订再版了该书，缩略名称，改为《组织原理》（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在穆尼的晚年，他还组织了穆尼协会（J. D. Mooney Associates）并担任该协会的主席。（《管理学家》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