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巴布科夫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巴布科夫（俄语Бабков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英语Babkov, lvan Feodorovitch，1827-1905），俄罗斯帝国步兵上将，外交家和地理学家。在中国史书上也翻译为巴布阔福、巴布阔夫、博补考、巴普考。1827年出生，总工程学校和参谋本部专门学校毕业，1857年到西伯利亚任职，担任24步兵师参谋长，1859年担任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作业部主任，1862年被任命为同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全权委员，1864年代表沙俄和清政府在塔城签订了《塔城议定书》，中方称为《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5年西伯利亚军区成立后，任军区副总参谋长，1867-1868年任塞米巴拉金斯克军事总督。1869年任军区总参谋长，参与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几个子约的谈判签订。1877年任西西伯利亚地理学会首任主席。1883年最后一次参加重大外交谈判，签定了《中俄科塔界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多次署理草原总督区总督职务。1890年退役。退役后撰写回忆录《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巴布科夫1827年出生在圣彼得堡。1846年在巴甫洛夫武备中学毕业，在圣彼得堡总工程学院（著名的尼古拉工程学校的前身）深造，巴布科夫少尉1849年参加了沙俄镇压1848-1849匈牙利革命的军事行动。1853年在总工程学校和参谋本部专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俄军参谋本部任参谋。1853-1856参加了第九次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在亚洲战区高加索独立军团服役。他足智多谋，善于学习，不久就受到提拔。1857年起调到与中国毗邻的西西伯利亚任职，巴布科夫中校但任了驻扎在托博尔斯克的第24步兵师参谋长。1859年担任了鄂木斯克军团司令部作业部主任。他兴趣广泛，1860年加入了皇家地理学会，他是地理学会有名的活跃分子，亲自参加了多次地理测量和天文观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自18世纪初叶起，沙俄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1860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淖尔和特穆尔图淖尔指为界湖。1861年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杜加麦利选定巴布科夫为沙俄政府委员去和清政府谈判，这一任命得到了巴布科夫在军事学院时的教授，在高加索时期的老长官，陆军大臣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京的支持。巴布科夫第一次前往塔城和清政府官员会面，约定1862年在塔城进行边界谈判。1862年1月，沙皇亚力山大二世亲自主持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通过了外交部拟订的利用外交讹诈，割占中国西部领土的方案。在召见巴布科夫时，任命他为同中国西部划分国界的全权委员。签定了《中俄北京条约》有功而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那季耶夫把沙俄首相兼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公爵签署的训令交给巴布科夫，并对他说“授予你完全的行动自由，极广泛的主动权”。在这个训令中指出了谈判底线必须“一字不差地履行北京条约”，坚持“使他们接受以常驻卡伦线作为划定国界的基础”。 戈尔恰科夫（也翻译为哥尔查科夫、戈尔什科夫）在接见巴布科夫时，指示要把“给你的训令中表明的各项加以发挥”并且“丝毫也不拘束你的行动自由”。俄方并不满足《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划界基础，在谈判前，拟定了超出《中俄北京条约》边界条款的“国界草案”及“分界地图”，将更多的中国地方指为俄有。巴布科夫信奉“军队是外交的后盾”，采用“以实际占领支持外交要求”的策略，用武力出兵占领了沙俄单方面分界方案中标明的山隘、要津，造成既成事实。

1862年8月3日，巴布科夫上校到达塔城，与清政府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等进行划界谈判。谈判开始后，巴布科夫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明谊据理驳斥，未予同意。9月17日，中方作出让步，提议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四处旧有边界至常驻卡伦之间“适中定议”，将此线以西原属中国之地划给俄国。俄方对此竟未予置理。20日，俄方将“国界草案”交给中方，声称国界必须照图划定，否则即可毋庸再议，并限10日内答复。10月初，巴布科夫等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择期回国。后中方多次要求复会，均遭拒绝。在谈判过程中巴布科夫和他的好友，沙俄驻伊犁总领事伊凡·伊凡诺维奇·扎哈罗夫（著名汉学家，中国史书上也翻译为杂哈劳、札哈罗夫）密切合作，相互配合，逼迫清政府接受沙俄单方面划定的分界方案。1863年3月下旬起，俄军向中国西部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科布多、斋桑淖尔、伊犁等战略要地。在俄军入侵面前，清政府畏缩不前。于1863年9月准备接受俄方在塔尔巴哈台提出的“分界议单”，并提出以撤退入境俄军为交换条件。11月，明谊接到谕旨，随即照会俄方派员前来“商办换约”。俄方借口来照中有“商办”字样，表示拒绝。1864年俄方乘新疆回民反清起义之机，继续入侵中国西部地区，派俄军600余人，携枪带炮到塔城附近的巴克图卡外驻扎，并于6、7月间强占伊犁西北的博罗胡吉尔卡伦，伊犁岌岌可危。8月11日，伊犁参赞大臣迫于形势，致函俄方：“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 俄方见签约时机成熟，表示同意。

1864年10月7日，中方代表明谊等与巴布科夫、扎哈罗夫在塔尔巴哈台签署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并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该约共十条，具体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通过这个条约侵占中国的领土，远超《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的划界范围。中国西境的3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泊和伊塞克湖被沙俄占据，还霸占了中国塞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和围绕斋桑泊以南的广大地区。乌克克、沁达垓图、乌尔鲁、昌吉斯台、塔布博勒齐尔、纳林、阿吉尔噶和尼迈拉虎等8卡伦，都不得不挪移改设。在尼迈拉虎一线，向中国一侧挪移了近200公里。天山山脉原来完全属于中国，条约签订后汗腾格里峰以西有近一半的天山山脉不再属于中国。 该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众多不平等条约中著名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之一。俄方称为《划分俄中边界的塔城议定书》，是巴布科夫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他完成了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

巴布科夫还参与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三个子约的签定。三个子约详细勘分了自沙宾达巴哈到哈巴尔苏山口的边界线，每个子约就是其中一段。1869年6月13日巴布科夫少将到达乌克克卡伦，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举行立界会议。会议决定分二路对荣全负责谈判的一段从沙宾达巴哈到布果素克山，以及奎昌负责谈判的一段从布果素克山经奎屯山到玛呢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共同实地勘界建立界牌。在立界牌过程中俄方强词夺理又占据了超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中国领土。1869年8月13日巴布科夫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订立《科布多界约》。遵照母约，具体规定了西北边界自布果素克山经奎屯山到玛呢图噶图勒干（阿克求别）的一段边界走向。9月初巴布科夫派人来通知，荣全的满文立界记约“稍有未合”，俄方已代中方另拟了一份满文记约稿，“请照抄四分，仍交来差带回，伊再会印画押”。荣全对比后认为于大局影响不大，在9月4日盖印签字，同意此记约，这就是遵照母约，具体规定了西北边界从沙宾达巴哈到布果素克山的《乌里雅苏台界约》。有了前两个子约的经验，巴布科夫没有亲自出面，在他的指导下1870年8月12日塔尔巴哈台立界大臣奎昌会同沙俄立界官员遵照母约，具体规定了西北边界的玛尼图噶图勒干至哈巴尔苏山口的走向，这就是《塔尔巴哈台界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三个子约的签定，基本确定了俄属中亚的东部边界，俄军可以放手在中亚地区大干一场，不久就征服了中亚的布哈拉、希瓦和浩罕三大汗国。

根据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未明确规定科塔边界的划分，但言明“酌定新界”。1883年巴布科夫中将为了勘分科塔边界作为沙俄全权代表到了哈巴河和清政府的分界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进行划界谈判。巴布科夫仍然采用先发制人、先占后谈的惯伎，并采用磨延战术，企图非以哈巴河为界不可。清政府的分界大臣这次据约力争，步步为营。不同于以往一败涂地，全盘皆失。巴布科夫只能做出让步，最后签订的《中俄科塔界约》沙俄仍然占据了俄方想占地区超过一半以上的领土。包括原属中国的“海留图河中间之山与斋桑淖尔、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这是巴布科夫最后一次作为全权代表和清政府进行重大谈判，至此，他结束了主要的外交生涯。

1860年巴布科夫加入了俄罗斯帝国皇家地理学会（俄国地理学会），在西西伯利亚和中亚东部进行了大量的大地测量与天文研究，考察了和中国接壤的许多地区，发表了许多论文。他领导并参与制成了整个外伊犁边区的地形图，1862年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呈献了这份地形图。沙皇的弟弟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陆军大臣米柳京也一起阅览了这份地形图。沙皇对图中伊塞克湖（当时还是中国第二大湖在冬季不封冻的特穆尔图淖尔）周围地区很感兴趣。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看着图指出了托克马克（附近就是著名的碎叶）和皮什佩克（比什凯克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苏联时期的伏龙芝）的位置。在亚力山大二世亲自主持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后，巴布科夫获得了一枚刻着沙皇名字的钻石戒指的奖赏。1863年，他组织了一个由哥萨克骑兵和炮兵在周边掩护的斋桑考察团，乘坐汽船“万岁”号穿过了斋桑泊（斋桑淖尔）到达黑额尔齐斯河。这是沙俄官方汽船首次出现在黑额尔齐斯河上，这样就从水路打通了同中国阿尔泰山南部地区的贸易线。因组织对西伯利亚军团管区地形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成效，他获得了陆军大臣米柳京（也翻译为米留金、米留亭）的嘉奖。1866年《关于巴尔喀什湖及其沿岸地形调查研究的进行情况》这篇论文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银制奖章。担任塞米巴拉金斯克督军时，在他的组织下俄军在斋桑泊南建立了斋桑城。1869年巴布科夫对《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几个子约有关的边界地区进行了地理研究，在皇家地理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1877年被一致推选为皇家地理学会在西西伯利亚的分会，西西伯利亚地理局的第一任主席。主持西西伯利亚地理局工作12年，制定了地理局章程，1882年设立管理委员会，组织了许多有趣的地理考察和远征，退休后和地理局仍然保持着经常联系，一直到他去世。

1890年巴布科夫带着步兵上将的军衔从总督的职位上退役后，定居在气候温和的克里米亚半岛东南部的海滨疗养胜地费奥多西亚，开始撰写回忆录《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但只写了他任职期间的前一半（1859-1875）就去世了。巴布科夫在回忆中为了说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为俄罗斯帝国带来多么大的利益，多方引证文件和事实，透露了沙皇政府如何密谋策划多占中国领土的种种内幕。他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由于依照中国常驻卡伦划界，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属中国的广大幅员的土地划入了我国领域。”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成为沙俄侵占中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的确凿证据。巴布科夫1905年10月21日在费奥多西亚去世。《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简体中文版1973年11月在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