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德语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以德语为通用语言。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米勒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

米勒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柏林，持德国国籍。

1982年，米勒在罗马尼亚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名为《低地》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艰苦生活，在出版后不久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1984年，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未删减版本在德国得以发行，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追捧。而后，米勒又以罗马尼亚语写作了《沉重的探戈》一书。

由于多次在书中对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批评，并且担心秘密警察的侵扰，米勒和丈夫于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到德国并一直居住至今。

迄今为止，米勒前后发表22部著作。但据记者了解，在中文版小说引进上，201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协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10本她的书：《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呼吸秋千》《人是世上的大野鸡》《低地》《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镜中恶魔》《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托着摩卡杯的苍白男人》。目前有1999年台湾引进的一部小说，译名为《风中绿李》（大陆译名：《心兽》）。《译林》杂志2001年第6期上，介绍过《黑色的大轴》。2013年，她有一部小说新作在德国风行，直译名为《呼吸的震荡》；现已被提名年度德国书业奖，这项代表德语文坛最高水平的年度评奖结果，在10月13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揭晓。

米勒在德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她擅长描写罗马尼亚裔德国人在苏俄时代的遭遇，她的作品总能从内心出发，并带着较为浓重的政治色彩。米勒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德语写成，但是包括《护照》、《绿梅树的土地》、《单腿旅行》在内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绿梅树的土地》曾经还获得10万欧元的大奖。她表示，生活在德国，并不能抹去她过去的经历。

《低地》(Niederungen)——布加勒斯特(Bukarest)：Kriterion出版，1982； 柏林：Rotbuch出版，1984

《暴虐的探戈》(Drückender Tango)，故事集——布加勒斯特：Kriterion出版社，1984；汉堡(Hamburg)：Europäische出版，1996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Der Mensch ist ein groβer Fasan auf der Welt)，小说，柏林，Rotbuch出版社，1986年

《赤足二月》(Barfüβiger Februar)，散文集——柏林：Rotbuch出版社，1987《单腿旅行》(Reisende auf einem Bein)——柏林：Rotbuch出版社，1989

《镜中恶魔》(Der Teufel sitzt im Spiegel)——柏林：Rotbuch出版社，1991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小说——汉堡，赖恩贝克：Rowohlt出版，1992

《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Eine warme Kartoffel ist ein warmes Bett)——汉堡(Hamburg)：Europäische出版，1992

《卫兵拿起了他的梳子》(Der Wächter nimmt seinen Kamm : vom Weggehen und Ausscheren)——汉堡，赖恩贝克：Rowohlt出版，1993

《心兽》(Herztier)，小说——汉堡，赖恩贝克：Rowohlt出版，1994

《饥饿与丝绸》(Hunger und Seide)，散文，汉堡，赖恩贝克：Rowohlt出版，1995

《圈套》(In der Falle)——哥廷根：Wallstein出版，1996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Heute wär ich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汉堡，赖恩贝克：Rowohlt出版，1997

《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或着：人生只是灯笼下的一个屁》(Der fremde Blick oder Das Leben ist ein Furz in der Laterne)哥廷根：Wallstein出版，1999

《活在头饰中的夫人》(Im Haarknoten wohnt eine Dame)——汉堡，赖恩贝克：Rowohlt出版，2000

《故土，如我所言》(Heimat ist das, was gesprochen wird)——布里斯卡斯特尔：Gollenstein出版，2001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Der König verneigt sich und tötet)——慕尼黑：Hanser出版，2003

《托着摩卡被的苍白男人》(Die blassen Herren mit den Mokkatassen)——慕尼黑：Hanser出版，2005

《呼吸秋千》(Atemschaukel)，小说——慕尼黑：Hanser出版，2009

英语写作：

《通行证》(The Passport)，Martin Chalmers译，原著为《人是世上的大野鸡》——伦敦：Serpent’s Tail出版，1989

《绿梅树的土地》，Michael Hofmann译，原著为《心兽》——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1996《单腿旅行》，Valentina Glajar 与André Lefevere合译，原著为《单腿旅行》——埃文斯顿：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出版，1998

《最低点》，Sieglinde Lug译，原著为《低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出版，1999《约会》，Michael Hulse， Philip Boehm译，原著《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2001

“你带手绢了吗？”这是每天早上我走到街上之前，妈妈站在家门口问我的问题。我没带手绢。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回到屋里去拿一块。我从不带手绢是因为我总要等妈妈的问题。手绢证明妈妈每天早上都在关心我。每天剩下的日子就只有我自己关心自己。“你带手绢了吗？”这个问题就是亲情的间接表示。直接的表示会让人难为情，不是农民的作为。爱情被伪装成了一个问题。这是唯一的表述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命令的口气，或是工作的那种技巧。口气似乎生硬但是带出一种温柔。每个早晨我第一次出门没带手绢，而第二次出门就会有一块手绢。只有那个时候我才会走到街上去，好像带上手绢就等于妈妈也和我在一起。

二十年之后我早就在城里独自生活，在一家制造厂当翻译。我早上五点起来；六点半上班。两年时间就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常规中过去了，每天都和下一天没有区别。

在第三年的时候，这个常规结束了。在一个星期内，清晨时分在我的办公室里三次出现同一个来访者：一个魁梧高大而骨头粗壮的男人，蓝眼睛炯炯有神——一个来自国家安全局的大人物。

第二次他脱下他的风衣，挂在柜子上的钥匙上，然后坐下来。那天早晨我从家里带来一点郁金香，摆放在一个花瓶里。这个人看着我，称赞我是个很有品位的人。他的口气油腔滑调，我觉得很不舒服。对他的称赞我回敬说，我了解郁金香，但是我不了解人。然后他带着恶意地说，他了解我，比我了解郁金香要多得多。说完他把风衣搭在胳膊上就离开了。

第三次他坐下来，而我只好站着不动，因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它移到地板上去。他说我是个笨蛋，说我是逃避工作开小差的人，是个邋遢的懒人，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他把郁金香推开，几乎推到了桌子边上，然后在桌子中间放了一张白纸，一支笔。他对我咆哮着说：写！我就站着照他说的写——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住址。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要我离开工厂。每天早上六点半我要向厂长报到。就像我的母亲曾经问过我：“你带手绢了吗？”厂长每个早晨也要问：“你找到另一个工作了吗？”每个早晨我也都同样回答：“我不找工作。我喜欢在这个厂里工作。我愿意留在这里直到我退休。”有一个早晨我去上班，发现我那厚厚的字典都堆在我的办公室门外的走廊地板上。我打开门，发现一个工程师坐在我的办公桌那里。他说，“进来之前应该敲门。这是我的地方，这里没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回家，未经许可就回家，会给他们找到开除我的好理由。我没了办公室，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办法证明我是来上班的。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不在厂里。

这个抽屉也是手绢形式的一幅家庭肖像。男人的手绢是最大的，带有棕色、灰色或波尔多葡萄酒色的深色边条。女人的手绢小一点，它们的边条是淡蓝色、红色或者绿色。小孩子的手绢是最小的：是没有边条的白色方布，上面画着花或者小动物。所有这三类手绢又都分成日常用的和星期天才用的，日常用的放在第一排，星期天才用的放在后排。星期天的时候，你的手绢就得和你的衣服颜色相配，就算手绢是看不到的。

对我们来说，家里没有其他东西像手绢那么重要，包括我们自己。手绢的用处无所不在：擤鼻子；出鼻血时擦鼻血；手或胳膊或膝盖擦破的时候包扎伤口；哭的时候擦眼泪或者咬住手绢抑制哭泣。头痛发烧的时候，可以放一块浸冷的湿手绢在前额上。在手绢四角打结可以罩在头上，抵挡太阳暴晒或淋雨。如果你要记住什么事情，你可以在手绢上打个结帮助记忆。为了拎住沉重的东西，你会把手绢绕在手上。火车启动离开车站的时候，你挥舞手绢告别亲友。在我们老家巴纳特的德语方言里，“眼泪”这个词听起来就像罗马尼亚语中的“火车”，所以火车车厢在轨道上磨出的尖厉声音总是让我听起来像是哭泣。在老家的村子里，如果谁家死了人，会立刻在死人下巴上绑一块手绢，这样尸僵的时候他的嘴巴就可以闭紧。在城里呢，如果有人在路边倒毙，过路人总会拿一块手绢盖住他的脸，这样一来，手绢就成了死人的第一个安息之所。

在暑热的夏天，父母们会派他们的孩子在晚上到教堂的墓地去浇花。我们三三两两地分成小组，很快浇完一个墓又浇下一个墓。然后我们聚集在教堂门外的台阶上，看一些坟墓上冒出缕缕白色水汽。它们会飘荡片刻然后在黑夜中消失不见。我们以为那就是死者的鬼魂：状如动物、眼镜、玻璃瓶和杯子、手套或者袜子。此起彼伏的还有被包围在黑暗中的白色手绢。

后来，当我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话打算写他被遣送到苏联劳动营那段生活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年长的俄罗斯老妈妈曾经送给他一块绢布的手绢。老妈妈说，这是祝你们好运——你和我的儿子，愿你很快能回家，而我的儿子也一样。她的儿子和奥斯卡·帕斯提奥同年，也像他一样远离家乡，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老妈妈说她儿子是在另一个劳动营里。奥斯卡·帕斯提奥曾经去敲她的门，像是一个饿得半死的乞丐，想用一块煤换点吃的东西。她让他进屋，给他喝了热汤。她看见他连鼻尖都滴下汤汁的时候，递给他一块白色绢布的手绢，一块从来还没有人用过的手绢。手绢有格子花纹边条，有用丝线精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真是美的东西，让这个乞丐既感到亲人相拥的温暖，同时又感到心如刀绞。这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方面在绢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堕落底层远离文明的深度。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个被世界抛弃而来到她屋子里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处的一个孩子。在这两种人物角色中，他在这个女人的关爱姿态中既得到快乐，又承受到一种过高的要求。而这个女人对于他其实也是一身兼任两种角色：一个陌生的俄罗斯妇女，又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你带手绢了吗？”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一直问我自己“你带手绢了吗”这个问题是否到处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冻与解冻之间的雪光闪耀中也能向整个世界展开？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万水跨越每一条边界？

尽管我已经说罗马尼亚语几十年了，但只是到了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话的时候，我才认识到，罗马尼亚语中“手绢”这个词就是“绢”。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罗马尼亚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汇直指事物核心。这种材料不绕弯子，它直接就代表了制造出的成品，“绢”就是“手绢”。好像是所有手绢，不论何时所造，何地所产，都是绢制成的。

奥斯卡·帕斯提奥把这块手绢珍藏在行李箱里，好像是一个双重儿子的双重母亲的圣物遗骨或舍利子。在劳动营五年之后，他把它带回了家里。因为他的白色绢布手绢既给他希望也给他恐惧。一旦你没有了希望和恐惧，你就是行尸走肉。在我们谈论过这块白色手绢之后，我花了半个晚上，在一张白纸板上为奥斯卡·帕斯提奥做了一张词语的拼贴画：

那个星期后，我去看送给他这张招贴画的时候，他说，你应该贴上“给奥斯卡的”。我说：“不管我给你什么东西总是你的。”他说：“你必须贴上，不然这张白纸板不知道这是我的。”我就把画带回家，贴上“给奥斯卡的”，第二个星期再给他送去，就像我走出大门先是没带一块手绢，我第二次走回来带了手绢。

我的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叫马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们把他送到提米苏拉去学习商业，这样他将来就能接管家里的谷物生意和杂货店。那个学校里有德国来的老师，是真正的纳粹。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训练，而更主要的是被培养成一个纳粹分子——按部就班地洗脑子。毕业的时候，马茨已经是个狂热的纳粹，成了另一个人。他狂呼反犹太人的口号，就像一个白痴让人不可理喻。我外公曾多次驳斥他，说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要归功于犹太商人朋友预先提供的信贷。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我外公也扇过马茨几个耳光。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理性已经完全被毁掉了。他在村子里做宣传，欺负那些拒绝去前线为纳粹卖命的人。马茨在罗马尼亚军队里本来有一份文职工作，但是他急于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要求把他送到前线去。几个月之后他回村里来结婚，因为在前线见识到了战争的罪恶他多少变得聪明一点，他利用当时流行的骗人花招逃回来躲避战争。这个骗人花招就叫做：婚假。

我外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士兵。他知道他提到儿子马茨的时候该说什么，他经常痛苦地说：“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种警告也适用于我后来经历的那个时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是我决心不吹的军号。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确不得不违心地学过拉手风琴。因为在家里我们有一架红色的手风琴，本来属于死去的士兵马茨。手风琴的背带对我来说太长了。为了不让背带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我的手风琴老师就在我背上用一块手绢把它们系扎在一起。

当我是一个楼梯玩笑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一样孤独，独自在河谷里放牛。我吃草叶和花，这样我就能属于草叶和花，因为它们知道如何生活而我不知道。我叫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说话：“奶浆草”意思是叶子锯齿状而草茎带有白色奶浆的植物。但是这种草对我说的“奶浆草”这个名字毫无反应。我就试试不用“奶浆”或“草”而用其他随便想到的名字：“锯齿苋”、“针针叶”等等。用这些假名字，其实我叛变了真实的植物，揭示了这种植物和我之间的巨大空白。失态丢脸的是我其实大声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植物说话。但是失态丢脸对我其实又是好事。我看护着牛群，而词语的声音看护着我。

词语的声音知道它必须欺骗而别无选择，因为事物也会欺骗它们自身的材料，感情也会用它们的姿态手势引起误会。词语的声音，以及连带着这种声音而产生的真实，存在于材料与姿态手势欺骗的交点之中。在写作中，这从来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这种欺骗所具有的诚实性问题。

回到当年的工厂来说，当我是个楼梯玩笑而手绢成了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在字典里查到“阶梯利息”这样漂亮的词汇，这是说贷款的利息可以像阶梯一样逐渐上升。这种上升对一个人来说是费用增加，而对另一个人却是收入增加。写作中其实也两者兼具，我越深入文本向下挖掘，那么从我这里夺走的我写下的文字越多，而且也越加清楚显示出有什么从那些生活的体验中丧失。只有词语能够有这种发现，因为它们事先并不知道。在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后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避免分崩离析。

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

有一个清晨，在我快要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国外的时候，一个村里的警察来找我的母亲。她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想起来：“你带手绢了吗？”她没带。尽管警察很不耐烦，她还是到屋子里去拿一块手绢。在派出所里，这个警察朝她大发脾气。我母亲的罗马尼亚语不太好，不明白他叫喊什么。所以他离开了办公室还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我母亲坐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最初几个小时她就坐在桌边哭泣。然后她走来走去，然后开始用她的眼泪浸湿的手绢给家具擦掉灰尘。后来，她又从墙角拿出水桶和墙上的钩子挂的毛巾来擦地板。后来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真是惊恐。我问她，“你怎么可以这样，帮他去打扫办公室？”母亲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她说：“我就找点事做，好打发时间。而且那个办公室那么脏。碰巧我还带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通过这些额外的然而也是自愿的忍辱负重，她还是创造了一些尊严。

德国《时代》周报专访赫塔·米勒：我太幸运了！　2009年10月15日德国《时代》周报专访赫塔·米勒，与她对话有关昔日遭受的迫害以及新近获得的荣誉，有关谅解、脆弱的神经和一百万欧元用途的问题。

时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让您欣喜的是什么？

米勒：我把这个奖项看作一种褒奖。许多人认为获得诺奖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但作家不可能拥有什么特殊地位。我很高兴我探讨的主题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主题从来都是暴政和专制对个体系统的摧残，集权社会中的个体无任何价值可言。我为我的朋友们感到欣慰，他们都是昔日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而且不在少数。我为奥斯卡·帕斯提奥感到欣慰，我想，他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像孩子一般高兴的。

时代：您的新书《呼吸秋千》就是为纪念您这位去世的优秀作家而写？

米勒：是的，可以这么说，但他已无缘亲历这一切，这着实令人伤心。我告诉自己，此时他或许正坐在云中之屋向我们眺望，但这只是一剂虚幻的安慰，无法说服我自己。我知道，他的身体已化为灰烬撒在大地，他不会在天上。

时代：有时人们期望过去的时光会烟消云散。您对此持什么观点？

米勒：这绝不可能。任何人，无论他生活于何种境遇，他的过去都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个人都曾心怀恐惧，比如在亲密关系破裂之时，或是为某种病痛折磨之刻。这些经历会改变我们，在我们身上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如果我们所处的极端环境伤害到我们，如果人们像我一样经历死亡恐惧的折磨，被国家机器追踪迫害达十五年之久，这样的改变就会发生。但奇怪的是，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会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种方法有时很奏效，尽管你很清楚这不是真的。人与自我的间离，是我这些年来一直需要学会的东西。正如你对获奖一事，我也要做到跳出自我。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分裂。

时代：您1987年刚来时，感觉我们西方人孤陋寡闻吗？

米勒：德国对专制的认识是很充分的。这里的人们不仅经历了纳粹，他们也制造了纳粹。后来才有了东德的独裁统治，它与其他东欧国家的独裁统治如出一辙。

时代：有些媒体对您的作品依然持保留态度？

米勒：有人批评我永远只写过去，也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才打算涉及德国及当代主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有点莫名其妙。Primo levi普里莫·莱维、Jorge Seprun 乔治·赛姆朗和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的作品只关注纳粹罪行，却从未受到过置疑。

时代：这大概是因为联邦德国对右倾意识形态比左倾更为敏感的缘故吧？

米勒：的确如此，共产主义暴政长时间以来未受关注。西德人不愿过境前往东德，宁可避开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的刁难，去开放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在东德这片萧瑟阴暗、令人沮丧的土地上能有什么收获？东德不是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人之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之为匈牙利人，毋庸置疑，但东德人只能通过意识形态有别于他们的西方同胞，这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正因如此，东德才显得如此冷漠和残忍。

时代：您终于得以离开罗马尼亚来到德国时，联邦情报局曾认为您在为罗马尼亚安全局工作？

米勒：安全局是个让人生厌的字眼，如果想诋毁某人，最好的方法就说他在为安全部门工作。因为我拒绝为安全局做密探，他们就这样诬陷我，联邦情报局竟然相信了。这种说法应该是从罗马尼亚人在德国的同乡会传出来的，它的办事机构就设在长水*，也是我离境后的第一站。在我来德国之前就曾收到过某些“同乡”的来信，告知我是不受欢迎的人。同乡会的报上曾刊登文章抵制我，把我说成是密探，甚至有人宣称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是安全局授意写的。所以联邦情报局在接收我时要求我说出和哪些情报人员联系。我对他们说：是他们联系我(找我的麻烦)，而不是我联系他们，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问话的人说：是否有区别由我来定，那是我的职责范围。他的话让我很受伤，我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我还能去哪儿。几个星期后我到了柏林，宪法保卫局的人很快出现了，他们说我受到来自罗马尼亚安全人员的威胁，他们会在附近保护我，并建议我买一把自卫手枪，不要接受任何礼物，不要前往陌生人住宅。而联邦情报局让我离开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接受了任务，请随时向我们报告。所有这一切简直是荒唐！

时代：您的作品不是专业书籍，而是诗意文学。投身文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米勒：起初我并未打算写作，只是不堪越来越多的刁难，父亲又刚刚去世，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自己究竟是谁感到迷惘。我成了国家公敌，工厂的同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让我陷入孤独无助的深渊。痛苦中我选择了写作，写我的家乡尼茨基村的故事，写那里的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地方。人们离开村子是因为世界大战，或者被流放。活下来的人，像被磁铁深深吸引一样，又回到村庄。

时代：您就这样一直写下去了？

米勒：是的。每出一本书之后我都想，够了，以后不再写了。然而，一旦开始了用写作梳理自己的生活，你就无法停下脚步，无法放下。

时代：您的几部作品风格迥异，格调大不相同。这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米勒：这也不是有意为之。当我将自己投入到一部作品中时，主题自己就在寻找它的可能性，寻找旋律和形式。是主题在导演一切。

时代：您只需要找到合适的语言？

米勒：单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文学中语言的存在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我们的经历不是在语言中驻足，而是停留在某些地点，某些时日，和特定的人，我要做的是把它们转化为语言。这是一个加工过程，就像把一个事件编成哑剧。我只能努力争取接近事实本身。

时代：我们发现，《呼吸秋千》中，奥斯卡·帕斯提奥的经历没有按时间顺序安排，也就是说，从罗马尼亚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再到回家的经历。

米勒：这五年的顺序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个体受到的伤害，把造成创伤的情境展现出来。为此，我必须描述劳动营里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情况一年比一年更糟糕。奥斯卡当时不可能知道，他是否还能从劳动营里走出来，他对自己说：如果只能这样，这就是我的命运，苏联人也一样在这里生活。

时代：小说中有一句充满希望的话，是外祖母对奥斯卡说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米勒：奥斯卡对我说，是这句话让他活下来的。

时代：和解是可能的吗？

米勒：人与灾难是无法和解的。我怎么去和安全局和解呢？

时代：和当年折磨过你的安全局官员呢？

米勒：齐奥塞斯库倒台后，我重回罗马尼亚。在街上偶然碰到他，一开始没认出来，当时天气很冷，他穿着大衣戴着皮帽。他看见我吓了一跳，想在排队的人群中藏起来，这时我才认出他来。我走过去对他说：你瞧，1987年你怕我，就像1982年我怕你一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专制时代刚刚结束，人们个个义愤填膺，他是害怕被愤怒的人们打死。他已经死了，但他与我无法和解，因为他是国家机器的代表，我也无法与他和解，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他们手上。我应当代表朋友们和他们和解，可是这个责任我付不起，我做不到。

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努力让这段历史不被忘却，这也是您正在做的。

米勒：我自己无法忘却。当我把这一切写下来，别人也在迫不得已中知晓这一切。

时代：迫不得已？

米勒：这不是我的使命，这是我自己的心结，是我和其他许多人的遭遇带来的问题。我见过太多的不幸，见过太多的人生活被毁掉！

时代：您刚才说，诺奖是一种褒奖，那它也是一种补偿吗？

米勒：补偿是不可能的。

时代：您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吗？

米勒：有什么可改变的呢？我注视自己，只能感慨自己多么幸运，有时仍然不能理解。回想那些死去的朋友，我的心依然很痛。机缘巧合有好有坏，生活本身就是个迷宫。

时代：您神经完好吗？

米勒：我的神经很糟糕。还好已经淡漠了。

时代：您想过这么大一笔钱――将近一百万欧元――怎么去花吗？

米勒：不知道。我对有钱没什么经验，对没钱的滋味倒是很清楚。

采访者：乌尔里希·格莱纳

*1，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是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区重要的文化和商业街，在冷战期间，它被柏林墙上的查理检查站一分为二。西柏林乘客可以从一个站台转移到另一个站台，但是没有适当的文件，不能离开车站。

*2, Langwasser长水，是纽伦堡区在城市的东南区域。 它在二战后成为难民营，一些初来德国的避难者先在这里安身。

《法兰克福评论》报专访赫塔·米勒：语言应当是优美的　赫塔·米勒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采访，讲述《呼吸秋千》以及她与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合作该书的经过。奥斯卡·帕斯提奥是罗马尼亚德国少数族裔，曾在苏联劳动营流放五年。

《法兰克福评论》：德国少数族裔被流放的这段历史为何在罗马尼亚成为一个禁忌话题？

米勒：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曾一度站在希特勒一边，战争即将结束时改变了立场。战后，这段历史被重新改写，只见苏联红军凯旋的旗帜飘扬，不光彩的那段史实却销声匿迹。尽管罗马尼亚军队也曾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浴血奋战，苏联还是提出由德国少数族裔代替罗马尼亚补偿其战争损失。这一话题容易让人联想起与希特勒的牵连，所以罗马尼亚人从不愿提起。甚至乌克兰人也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土上曾有这样的劳动营存在过。苏联人把所有痕迹清理干净，包括那些墓地。

《法兰克福评论》：你们合作这部作品的过程如何？也有过意见不一的时候吗？

米勒：奥斯卡口述，我负责做笔记。我非常想了解一个人在当时状态下真实的内心活动，所以每个细节都不愿放过。奥斯卡还为我画了劳动营和焦化厂的草图。所有细枝末节都在他脑子里，足见他当时观察之细微，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思考，这些经历不会在记忆中留下太多痕迹。奥斯卡靠想象熬过了劳动营的日子。他的目光容纳了更多的东西，营地的生活因此更加难以忍受，但他终究做到了自我保全。奥斯卡的记忆宝库实在是一件幸事，我采访过的其他一些幸存者，完全不知道从何谈起，他们找不到表达自身感受的语言，只会重复着：我们吃尽了苦头，总算挺过来了…… 都是一些无用的老生常谈。

奥斯卡的语汇当然和我的不同，因为他的处境不同：他在叙述时必须跳出他生活过的劳动营，而我则需要进入。他在写作时总是迟疑不决，这样很难形成好的文字，因为那些人物在他脑中过于鲜活，无法摆脱。他本不想采用第一人称记叙，但比较之下感觉还是这样更好些。他常说：没想到，创作散文会这么困难。

《法兰克福评论》：2004年你们一起前往乌克兰实地考察，那次考察情形如何？

米勒：一开始我担心奥斯卡会受不了，结果他像是重回老家，亲切地称其为“我们的营地”，甚至“我的营地”。他带我们看了所有地方，包括当年人们偷情的场地――齐柏林飞船*。但物是人非，一切已遭破坏。奥斯卡伤心地说：“我在这儿的活儿都白干了。”这次旅行让他和那里完全融入一体，他不顾自己的糖尿病，吃了很多很多东西，还从集市买回数不清的甜品，因为他要“还食品以应有的尊严”，用它们“喂养我的灵魂”。他整天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天的行程，比如前往亚辛诺瓦塔亚的前夜，那里出产他最喜欢的一种煤。那是一种极度兴奋不安的期待。

因为看过了那一带的风景，我在后来才能营造出一些场景。奥斯卡不懂植物，他常常提起的薰衣草，实际上是兰花苕子。他在描述那里的风景时，喜欢使用与山有关的词，但那里并没有山，只是矿渣堆。

《法兰克福评论》：您在落笔写作时感受如何？

米勒：奥斯卡·帕斯提奥的死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把它也带进了小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对这些笔记，因为受不了与他如此地靠近。大半年之后，我终于振作起精神，拿起笔记。看着它们，我知道，从此我必须抛开“我们”，否则什么也做不了。我不知道，如果奥斯卡还活着，情况会怎样。或许我们无法完成这部小说，俩个人一起不行。我要做的事大多是不可分的，如果奥斯卡还在，对他来说也会是不可分的。有时他会说，这个你来吧，结果最后还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不是因为我们会起争执，是我们触到了某个界限。我也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如果你在创作过程中总能感觉到另外一个人直接的目光，便无法完全释放自我，这也是一种障碍。写作时，有的章节很短，而且几经深思熟虑，我只要插入一两个句子即可。那些大段的文字基本直接来自笔记，而且没有贯穿全程的人物。有时，关于某个人物或场景我往往只有一句话可以参考，这时我只好自己试着在人物之间安排一种关系，构建某种张力。

《法兰克福评论》：这部小说比您前期的作品更加富有诗意，也更严谨和紧凑。除了奥斯卡的声音之外，和剪报拼贴的运用也有关系吗？

米勒：很有关系。我在拼贴时能够与每一个词亲密接触。因为要粘贴在一种很小的卡片上，空间有限，因此它成了我的一种“最简写”训练，在精简的同时内容还不能缺失。小说中经常出现我的拼贴词汇，这些词已经坐在我脑子里，在我写作较大篇幅时它们纷至沓来，与其它字词携手同行。劳动营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灾难，需要通过语言展现在世人面前，粗砺的环境折射出的人物内心的优雅也要经由语言体现。此外，语言还应当是优美的。我希望尽可能赋予书中的“我”更多的内容，让他在其中卓尔不群。如果奥斯卡看了小说，希望他会说：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或者说：这样我感觉很好。

*齐柏林飞船：齐柏林飞船(Zeppelin)是一种或一系列硬式飞船(Rigid airship)的总称，是著名的德国飞船设计家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在20世纪初期以大卫·舒瓦兹(David Schwarz)所设计的飞船为蓝本，进一步发展而来。由于这系列飞船的成功，“齐柏林飞船”甚至成为当代称呼此类飞船时所用的代名词。小说中指一个7~8米长，2米高的钢管，一头焊死像个蓄水池，是书中劳动营被流放者偷偷亲密的场所，被大家戏称为齐柏林飞船。

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米勒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

继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199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米勒是又一名以诗歌摘取文学桂冠的女性。鉴于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由法国作家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摘获，一些人推测1996年文学奖可能不会归属欧洲人。

一些人先前预测，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归属诗歌。奖项公布前，《瑞典日报》文化栏目编辑斯特凡·埃克隆德评论道：“不少人说，该是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了。也许今年会是一名诗人获奖。” 瑞典诺尔斯泰特出版社编辑哈坎·布拉文杰持相同观点：“是该诗歌了。”

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女性获奖者包括赛珍珠、托妮·莫里森等。，女性获奖人数创历年诺贝尔奖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不同，文学奖大多归属一名获奖者，而非多人。自1901年首次确定文学奖获奖者至今，这一奖项仅4次由两人分享。

12月10日，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颁奖仪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在每个诺贝尔奖项评选委员会的代表介绍了获奖者的成就之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向每位获奖者颁发了诺贝尔奖证书、金质奖章和奖金。199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金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

诺贝尔颁奖词（节选）

“赫塔·米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罗马尼亚巴纳特一个德语小镇。她的父母是罗马尼亚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她的父亲在二战期间为德国党卫军效力。1945年大量罗马尼亚人被流放到苏联，缪勒的妈妈就在其中，她在当今的乌克兰境内某个劳动营工作了5年。多年之后，缪勒在其作品《呼吸摆动》(2009年)中描写了流放到苏联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1973年到1976年缪勒在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一所大学学习罗马尼亚和德国文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她加入了巴纳特行动小组。巴纳特行动小组是一个讲德语青年作家组织，反对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奇奥塞斯库的统治，寻求言论自由。完成大学学业后，1977年到1979年缪勒在一家机器工厂当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缪勒被工厂解雇。被解雇之后，她受到了秘密部门的骚扰。”

1993年 批判文学奖

1994年克莱斯特文学奖

1995年 亚里斯提奖

1997年格拉茨文学奖

1999年 弗兰茨卡夫卡奖

2002年莱茵兰—普法尔茨的卡尔—楚克迈尔奖章

2003年约瑟夫—布赖特巴赫奖（与克里斯托弗·梅克尔和哈拉尔德·魏因里希分享）

2004年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文学奖

2005年 柏林文学奖

2006年 维特欧洲文学奖、沃尔特—哈森克勒费尔文学奖

美联社消息称：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呼吁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而不必考虑这样做是否对中国平民造成伤害。

2009年12月8日，米勒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米勒称，”只有在西方少一点宽容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才会稍稍考虑改变其政策“。

获奖争议

反面：德国批评界对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是一开始都承认没有料到米勒会得奖，有的批评家甚至称，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但转眼间又说，米勒获奖是实至名归，理所应当。德语媒体的相关评论，谈政治内涵的多，谈艺术成就的少。最有趣的是德国“文学批评教皇”拉尼茨基的点评：“我不想谈那个赫塔·米勒。再见！”

2009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月12日，在德国图书奖评奖中落选，败给了女作家和诗人凯瑟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和她的《你不死》。

正面：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米勒“缘于极权、压迫、恐惧的生活经历的伟大文学，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米勒在德国找到了故乡”。

德国总统科勒说：“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米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

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2009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她的出生地——罗马尼亚乡镇尼特基多夫也在一日之间闻名于世。 “今天，尼特基多夫终于出现在了地图上！”尼特基多夫镇长伊万·马斯科韦斯库激动地说，他为自己的家乡诞生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而感到自豪。 尼特基多夫位于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县，几个世纪前由移居而来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修建。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里的人口不断减少，只剩约1500人，而德裔居民约10人。 据马斯科韦斯库介绍，米勒出生的房屋已归国家所有，不过，“这里有一块她继承所得的土地”。 对于绝大多数罗马尼亚人来说，尼特基多夫是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米勒的获奖无疑将改变这个小地方的命运。蒂米什县的历史研究员伊万·哈采甘自信地说，只要把通往尼特基多夫的公路修好，米勒的故乡就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可以考虑对米勒的故居进行开发利用，当然这还要取决于故居现住户的态度，”哈采甘表示，“至少可以在故居墙上镶嵌一块纪念牌。另外，米勒当年就读的学校和当地的文化馆可以用她的名字来命名。” 米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尼特基多夫一个德裔少数民族家庭，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移居当时的西德，居住在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