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芬斯塔尔

    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就是为纳粹拍摄过纪录片的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1902年8月22日，里芬斯塔尔出生在德国柏林一个富商之家，少年时曾在柏林一家艺术学校修习油画和芭蕾，因为有习舞的经历，她后来习惯于称自己是运动员。这位自幼喜欢神话的少女迷上了当时流行的“高山电影”，这是一类以英雄为主角的带有原始神话色彩的德国电影，她不仅因为在这类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而红极一时，而且还成功执导过一部高山电影《蓝光》（1932年），这部电影使得希特勒成为她的崇拜者。1935年，刚刚篡夺大权的希特勒召见了里芬斯塔尔，委托她拍摄两天后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年度大会。里芬斯塔尔来不及多准备就投入了这场拍摄，由于有来自戈培尔的多方阻拦，拍摄过程很不顺心，最后完成了一部叫做《信仰的胜利》的短片，只映了一场就无声无息了。第二年，希特勒又邀请里芬斯塔尔来拍摄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里芬斯塔尔起初不太情愿，她推荐《柏林：大都市交响曲》的导演瓦尔特·鲁特曼来执导这部影片，但希特勒一再坚持他的请求，对这位女导演说，“把你的生命给我6天吧，今后你再不会违心替我做事了。”里芬斯塔尔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提出的条件是以后不再为党拍摄任何电影，事实上，除了1935年拍摄的一部短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军队》外，里芬斯塔尔的确没有再为纳粹党拍片。里芬斯塔尔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的艺术家，她在拍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两部片子时，甚至一再坚持聘用一个有犹太血统的摄影师，尽管后者曾一再提醒她这样做不太妥当。

　　里芬斯塔尔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导演，在接受希特勒的片约后，她立即着手组建了一支120人的摄制队伍，其中包括16位主摄影师，他们的助手以及相关的技术人员。里芬斯塔尔手里掌握着30台摄像机，4条声轨，以及22辆配有警察的汽车。会议召开前夕，里芬斯塔尔排除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为这120个人安排好食宿，然后立即率领技术人员在纽伦堡市安排拍摄点，位于Luipoldhain的120英尺高的旗杆被安上了电梯，以便摄影师在数秒之内升至旗杆顶端进行俯拍；一个两层楼高的坡道在希特勒广场修建起来，以便摄影车能够平行拍摄行进中的队列；一辆消防卡车进入待命状态，它的活动天梯有90英尺那么高，可以随时把摄影师送上天空，扫拍纽伦堡市的屋脊、纪念碑、游行队伍以及高举的标语和旗帜；党代会的主会场甚至也是按照拍摄的需要而搭建和布置起来的。当这一切准备停当以后，里芬斯塔尔率领她庞大的队伍投入了为期一周的紧张拍摄工作，从1934年9月4日到9月10日，里芬斯塔尔就像指挥一场战争一样指挥着摄影师以及各种相关人员，为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紧要历史关头留下了充足的影像证据。经过数月的剪辑，这部名为《意志的胜利》的纪录片于1935年的3月首映，当即被德国人欢呼为是一部杰作，此后，它还获得了威尼斯金奖（1935年）和巴黎世界博览会金奖（1937年）。

　　很多年以后，当美国人决定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被邀请前来为战争摇旗呐喊的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就是看了这部片子后，才找到了拍摄《为何而战》这部系列片的思路。据说，当他看完这部令人不寒而栗的“敌片”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假如能够让美国士兵看到这部片子，他们就一定会知道他们为何而战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里芬斯塔尔这个天才的电影眼睛是如何善于捕捉历史事件中本质性的要素，哪怕是邪恶的要素。里芬斯塔尔并没有为摄影镜头制造现场，她只是本着一个纪录人的天职，把现场一切活跃的因素都反映到电影银幕上。这部纪录片没有采用画外解说，而是让画面自身和从现场采集来的讲话、声音来说明问题。当然，这部片子把希特勒神化为一个齐格弗里德式的民族英雄，这肯定是有编排上的主观成份在起作用的，但是，这样一种虚假的历史意识，在当时却是一股真实的历史力量，它不仅代表了纳粹党人的意识形态，也代表了德国大部分民众的心态。《意志的胜利》所采用的小标题，不折不扣是这一时期德国民众“历史意识”的体现：

　　1934年9月5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20年

　　德意志人苦难生涯开始后的第16年

　　德意志取得新生后的第19个月

　　阿道夫·希特勒再次飞临纽伦堡

　　去检阅他忠实的追随者们

　　如果说纪录纽伦堡大会还有点勉强的话，那么拍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就完全是出于自愿了。这部片子应该说和纳粹政府没有太多关系，希特勒本人虽然对里芬斯塔尔保持着一贯的支持态度，但里芬斯塔尔却不想有官方因素介入进来，她绕开元首直接和国际奥委会联系，并最终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授权和支持，1939年，国际奥委会还特地授予里芬斯塔尔一枚“奥林匹克金章”，以表彰她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实际上，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当时也在拍摄一部奥运会电影，他们对里芬斯塔尔的摄制组采取了一种排斥和不友好的态度，甚至对里芬斯塔尔的成片也横加干涉，如命令她删除有关黑人运动员夺冠的镜头等，但里芬斯塔尔巧妙地绕过了宣传部的审查，在1938年的首映式上拿出了《奥林匹亚》未经审查的完整版本。里芬斯塔尔是这部片子的总导演和集资人，她成立了一个由自己担任股东的“奥林匹亚有限公司”，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前的几个月里，这个公司和托比斯（Tobis）电影公司签订了一份75万帝国马克的合同。加上向海外推广时的翻译和制作费，12部有关运动的科教和纪录电影，以及大量的运动电影文献，《奥林匹亚》的全部项目经费是220万帝国马克（在1938年约等于523810美元），据德国《明镜》周刊1952年5月的一次访谈记载，《奥林匹亚》放映后的收入在700万到800万帝国马克之间，这还不包括战后它在德国之外放映时的收入。也就是说，《奥林匹亚》是一个在经济上自负盈亏的项目，而不是“拿了纳粹党数不清的钱”。

　　《奥林匹亚》由两部具有正片长度的纪录片构成，它的主题是非政治的。1958年，里芬斯塔尔在《奥林匹亚拍摄手记》中回忆说，当时她为这部片子确立的主题是：运动竞赛，运动的美，奥林匹克精神。里芬斯塔尔说，她的影片要表现紧张激烈的竞赛过程，要表现运动员健美的体魄、敏捷的身姿以及他们在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力量，还要体现出一种奥林匹克精神：国家之间、全世界的青年之间和平竞赛的精神，并追溯这一精神的发生发展以及它对全世界所具有的影响 。

　　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拍摄，里芬斯塔尔这次募集了80名摄影师及摄影助理，在驻地还安排了30名补给人员，另有两支小分队，一支小分队开赴希腊，从那里尾随火炬运动员穿越七个国家，另一支驻扎在德国基尔的划艇赛场。早在赛前几个月，里芬斯塔尔就率领了一支由摄影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前往赛场进行勘查，寻找合适的拍摄点，实验各种可能的拍摄角度，提前确定胶片和光圈的系数，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是一次难度非常大的拍摄，因为它要追踪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高速运动，而且还要应付包括天气和光线在内的各种不测。里芬斯塔尔为这部片子定下的基调是：“这部电影必须是一部纪录片。任何东西都不能遗漏”，可是奥运会组委会的底线是绝不能干扰比赛。里芬斯塔尔的拍摄重点是田赛和径赛，这需要有摄影师进入赛场的核心部分，而这在历届奥运会上一向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里芬斯塔尔感到困难重重，但她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和组委会讨价还价，最终争取到了她所需要的最低拍摄条件 ：

　　1、跳高架边可以挖两条摄影壕沟，百米赛起跑线后5米处可以挖一条摄影壕沟，终点上可以挖一条摄影壕沟，跳远跑道边可以挖一条电影壕沟；

　　2、径赛时可在赛场中央搭建三个摄影塔，百米赛起跑线后可搭建一个摄影塔，链球比赛的护网后可以搭建一条摄影轨道，这些设施用后必须立即拆除；

　　3、最多六个摄影师可以进入赛场中央，不许使用在轨道上自动运行的摄影机（这条禁令后来被打破了）。

　　除此之外，里芬斯塔尔还在体育馆上空安排了飞机和气球，在船上和马背上安装了固定摄影机，在跑道边安装了摄影机跑轨。1936年7月20日，奥运圣火在希腊点燃，从这一天起，摄制组在里芬斯塔尔的指挥下，投入了一场紧张的战斗，几乎没有一分钟的松懈。在为期16天的比赛中，摄制组共拍摄了120万英尺的素材，余下的18个月，里芬斯塔尔把自己关在剪辑室里，在没有助理导演和艺术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剪完了120万英尺的胶片，这不仅严重损坏了她的健康，而且还遭来了人们的嘲笑，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奥林匹亚》毕竟成功了，它获得了很多奖项和好评。在这之后，里芬斯塔尔本想拍摄一部叫做“Penthesilea”的故事片，由她出演希腊神话中好战的亚马逊女王，但突然爆发的战争把她的拍摄计划打断了，一直到临死她也没有把这部片子拍出来。二战结束后，里芬斯塔尔因为涉嫌与纳粹牵连，被投入了监狱，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 重新获得自由后，里芬斯塔尔试图恢复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地位，但是无形的猜忌和谴责还是经常落到她的身上。1956年，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她的非洲之旅，在那里，她不仅“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还开始拍摄一部叫做“黑奴船”的半虚构的纪录片，以表达她对现代奴隶买卖的义愤。可是因为资金、战争、车祸、天气等原因，这部片子被拖延了下来。从1962年开始，里芬斯塔尔数次前往苏丹努巴山区的原始部落，去进行研究和拍摄工作。尽管她不是第一个拍摄他们的人，但她是第一个被皮肤黝黑的努巴人接受的外人，她被允许去拍摄努巴人神圣的仪式。从1965年开始，受努巴人金属般优雅的体态和富于美感的生活方式的吸引，这位62岁的老人开始拍摄一部关于努巴人的彩色纪录片，以记录这一正处于崩溃瓦解之中的原始文明。与此同时，里芬斯塔尔出版和展出了一些关于东非和努巴原始部族的照片集，如《努巴人》，《考的努巴人》等，这些光彩夺目的照片使她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里芬斯塔尔说，她只拍好看的人和好看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她个人不喜欢有病的人，而是因为拍好看的人能给观者带来愉悦。

　　71岁那年，里芬斯塔尔参加了潜水训练，她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拍摄水底世界。不久，她果真成了一个出色的水底摄影师，并出版了两本插图著作，《珊瑚花园》和《水下的奇观》。从此以后，里芬斯塔尔反复前往最优美的潜水区，去拍摄她的水下纪录片，直到94岁的时候，里芬斯塔尔还戴着潜水镜，到可可岛附近的水域去拍摄鲨鱼。97岁那年，里芬斯塔尔竟决定再次前往苏丹，去看望和帮助被战争隔绝的努巴人。里芬斯塔尔已经23年没能见到她的努巴朋友们了，为了这次旅行，她与苏丹政府进行了反复磋商，甚至和叛军首领取得了联系。2000年2月，里芬斯塔尔率领一个小型摄影队飞抵苏丹首都喀土木，在那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难的谈判，当局终于同意他们前往努巴山区。成千上万的努巴人翘首期盼她的到来，在那里，她发现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成了内战的牺牲品，正当里芬斯塔尔准备继续对那些还活着的努巴朋友进行纪录时，新的战争爆发了，她只好立即和摄影队乘直升飞机离开努巴山区。另一场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直升机坠毁了，所幸没有人员死亡。一架救援飞机把里芬斯塔尔运往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人们发现这位九旬老人肋骨多处断裂并伤及肺部。尽管发生了这场可怕的事件，这位精力旺盛的老人还是没有放弃她再次前往苏丹的计划。

　　2003年9月9日，这位充满了坎坷与传奇的世纪老人，在慕尼黑附近的家中安然辞别了人世。里芬斯塔尔对纪实镜头的迷恋以及她富于激情的工作方式，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维尔托夫意义上的电影眼睛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只能说她是一个不纯粹的电影眼睛人。与维尔托夫的平民电影相比，她的电影带有更多的贵族气息，她醉心于生活的“美”，却并不关心生活的全部，她擅长拍摄纪录片，但工作起来更像是一个故事片导演，她拒绝承认《意志的胜利》是一部宣传电影，但恰好因为它是“艺术”的，所以才有煽动性，她从不关心政治，所以才会被政治利用。里芬斯塔尔与维尔托夫这两个伟大的电影眼睛人，各自代表了本雅明所指出的两条对立的艺术路线：政治的审美化（法西斯主义）与艺术的政治化（共产主义） 。在这里，“艺术政治化”中的政治，不应理解为钦定的政治，而应理解为关涉到我们每一个人权利的政治。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报”曾用电影的形式为这种政治确立了一种典范：一种“自下而上”的、不是从上级命令出发的政治。维尔托夫的电影实践告诉我们，人民有权通过电影眼睛来记录和观察自己的生活。这一号召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