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均
吴传均 - 简介
吴传钧，苏州市人。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重庆）。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
生院，理科硕士。1948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哲学博士。1943年—1945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讲师。
1946年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兼任讲师。
1948年—1949年任（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0年—今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1950～1956）、研究员（1956年至今）、副所长（1979～1984）。
1981年—1991年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1981年—1983年任（东京）联合国大学（UNU）校长顾问。
1983年—今任联合国大学科研协调员。
1988年—今任（地理学报）主编。
1988年—1996年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会长。
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曾出访过西欧、东欧、北美、南美、东亚、南亚及大洋洲等20余国。从事主要领域：经济地理、人文地理。
吴传均 - 著作
主要著作有：
《中国粮食地理》，商务印书馆，1942。RiceEconomyofChina，LiverpoolUniversityPh.DThe，1948。
《黄河中游西部地区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9。
《东北地区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9。LandResourcesofPeople’sRep（主编），UnitedNation’sUniversity，Tokyo，1983.GeographyinCh（主编）SciencePress，1984。RegionalPlanninginDifferentPoliticSystem：theChineseSetting （主编）RuhrUniversity，Bochum，1984。
《人文地理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国家农业地图集》（编委副主任），地图出版社，1989。
《国土开发整治规划》，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1000000中国土地利用图》（主编），科学出版社，1990。TheProgreofHumanGeographyinChina，GeoJournalVol.21，No.1－2，1990。TerritorialManagementandRegionalD，RecentDevelopmentofGeographicalScienceinChi，SciencePress，1990。（共出版专著约20种，发表中英文论文200篇）。
吴传均 - 学术研究
吴传钧出生于书香门弟。父亲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当过法官和律师，还是著名书法家。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
型的家庭妇女。吴传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出于朴素的爱国愿望，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93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1941年7月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本校研究生院，成为该院地理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生。1943年7月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讲师。1945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8年7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毅然返回到正处于动乱之中的祖国。吴传钧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是中国现代经济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地理学并非一般所说的经济科学，而是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密切交叉，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80年代提出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吴传钧的研究是随着20世纪中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进行的。他立足于地理学，广泛涉及人文地理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并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吴传钧学术研究最初侧重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并始终把这两者作为研究的重点，为发展中国农业地理学研究和土地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有别于国民经济其他生产部门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时期，地理学为农业服务，既可以发挥学科优势，又能够在生产实践中促进学科发展。而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正是地理学着力研究的问题”。他研究农业地理就是从土地利用入手。他的“中国粮食地理”、“威远山区的土地利用”、“中国稻作经济”三篇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属于这两个范畴。20世纪50年代初，他调查了南京市土地利用情况，并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大比例尺彩色土地利用图。随后，他参加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进行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研究。60年代他从事一系列以农业区划为中心的工作。70年代初期，他进行大兴安岭地区宜农荒地资源考察，又到东南、西北和西南各省区进行农业生产典型调查。随后，他承担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第108项重点任务。期间，由他负责设计、组织全国协作完成的755万字《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译成英文。他主编该丛书的主卷《中国农业地理总论》，对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条件、特点、水平、潜力及地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理论概括。其中有关对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山区综合开发的论证均被生产部门所采纳。这项成果为后来由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农业区划工作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吴传钧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所编制的《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是他组织全国41个单位300人历时10年完成的世界上第一本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在该图集中，他创造性地设计了用底色、线条、符号、注记来表现3个层次66个类型的方法，使图面直观地反映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和分布规律，超过了美、英、日、苏等国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水平，在设计水平、分类系统、图幅载量等各个方面均位居国际领先地位，成为中国搞好国土资源管理，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行国力综合研究的科学依据。同时，在他领导下制定的《1∶100万土地利用制图规范》成为编制土地利用图以及开展全国性土地利用研究的指南。
吴传钧的研究在经济地理学上不断创新，开拓了国土整治研究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不只局限于农业地理，而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来确定各个阶段的研究方向，面向整个经济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承担铁道部包头—银川—兰州的经济选线调查和黄河流域规划。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他参加了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华北地区工业布局和工业用水调查。90年代，他虽年逾古稀，仍在主持“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1949年后地理工作者虽然为国家经济建设开展了资源考察、区域开发、制定规划等工作，但未能把理论研究放在应有的位置，以致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建设尚很薄弱，吴传钧倡导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中起了重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吴传钧受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委派，前往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学习组织综合考察和开展经济地理研究的经验。他结合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体会，认为中国在当时学习苏联地理学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不同意将这门学科看作是纯经济科学的范畴。1960年他发表了论文“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提出“这门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关系非常密切，具有自然—经济—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科学，是整个科学体系中不可缺少，也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所不能代替的”新见解。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根据该科学的实践和发展，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经济地理学不应只是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的狭义生产地理学，而是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为中心，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的广义经济地理学”的新论述。他所倡导的科学新内涵，使广大同行们明确了这门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对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传钧作为中国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1981年中国提出进行国土开发整治的重大任务不久，就指出“国土整治所涉及的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大规模改造自然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与后效预测，地区建设和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各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以及不同地域范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保护等问题，归根结底是要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而这些正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目标。国土整治和地理学两种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事国土整治工作可以促进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于是，他倡导地理学要为国土整治服务，并动员地理学界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不顾年老体弱，身先士卒，亲临青海和贵州进行国土整治的考察，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和《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学术刊物的顾问，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专著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拓。与此同时，他的倡导得到全国地理学界同行们的响应和支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的热潮。吴传钧在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深化地理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中国现代地理学，一方面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以自然地理学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度忽视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甚至片面接受苏联部门统计学派的观点，对人文地理学进行地理虚无主义的批判，使这门学科受到了摧残。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理科学同世界各国一样，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一度忽视了地理学综合研究。“文化大革命”后，吴传钧和李旭旦为扭转中国地理学重自然、轻人文的不平衡局面，于1979年率先提出要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并做了大量促进工作。他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分支，分别兼任全国第一个人文地理研究所和第一个人文地理学术刊物的名誉所长和顾问，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全国人文地理学研讨班等。
1986年他在全国地理学大会上宣读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指出“协调好人地关系是当前
最迫切的全球问题。研究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立足点，也是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用武之地，更是这门学科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见解已被全国地理学界所认同，从而使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大大加强，并促使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向纵深发展。吴传钧积极组织国内与国际学术活动，或短期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单独或率团出访英、法、苏、美、日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多次卓有成效地组织双边、多边、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国外介绍中国地理学的进展，增强与各国的学术交往，做了许多沟通中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工作。1984年，他率领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学大会期间，同各国代表团团长进行协商。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该会的会籍，为中国地理学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开辟了道路。吴传钧还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特别重视培养又红又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青年地理学工作者这件大事，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经常到大学讲课，指导地理爱好者撰写论文，辅导身边的年轻同志，带助手，而且作为硕士、博士、博士后导师，从1961年起，先后为地理学输送了国土整治、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专业的高层次中青年科技人才。这些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地理教育和研究的骨干和中坚。
吴传钧早年回国后，受地处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教授聘请，到该所工作。1953年，这个所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并于1958年由南京迁到北京，吴传钧历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全国性学会的正副理事长、秘书长，一些兄弟研究所和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员、教授，《地理学报》等7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的顾问、主编、副主编，以及《中国地理学家》等3个外国出版的学术刊物的编委、联合国大学科学研究协调员、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等数十个职务。
吴传均 - 访谈录
吴传钧：在小时候吧，少年时代喜欢看两种书，一种是地图集，另外喜欢看游记。
主持人：《徐霞客游记》？
吴传钧：徐霞客游记还没看了，看不懂，它多少是文言文。我看的是通俗性的游记。小本子的，游记不一定是一
主持人：包括各个领域实际上。
吴传钧：那是1919年正好是“五四”运动那一年他提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老师讲了以后很鼓舞人心。我觉得这套计划好像跟地理有关系，地理老师来介绍的，跟地理有关系。慢慢地对地理越来越有兴趣，所以我193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别的都不考虑了，别的志愿都不考虑，那个时候我们同时毕业的同学考工科的最多。然后有考银行的，有考邮局经济管理的，铁路管理的，总是两头一头工资待遇好，一头搞技术的。地理那个时候是个冷门的东西，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考地理。
主持人：对啊，在那个时候，您看您刚才提到其他的人，收入会比较好。那您是不是想过我学了地理之后我会做什么？我的未来是什么？
吴传钧：像孙中山这个实业计划我认为都可以通过学地理来使上劲的。有这种想法。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有远大的抱负。
吴传钧：就是有偏爱！我们那个时候条件我讲了留学生待遇并不高，但是我们为了脚踏实地学地理，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假期我们骑自行车到英国各地来跑。英国它有一个组织叫，YouthHotelAssociation，青年旅馆，它等于是自助旅馆，设备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你事先按照我们考察的路线，估计到哪一天什么时候到达，给它一个明信片就可以。通知许多一路的青年旅馆它就等着你了。所以我不仅在英国，我在瑞士也租了一个自行车跑几个城市。觉得很有乐趣的，因为你需要下来仔细看看你停车去看看。
吴传钧：他比我年纪大五、六岁，他是北大的教授，我们俩人在一起。
主持人：那么两个人一起走肯定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你们能走到一起吗？
吴传钧：能走到一起，我们意见不一致就是我们考察的兴趣不同，重点不同。他是学历史地理的，所以每到英国一个小镇上跑教堂，他是一定要跑的。因为当地有什么名人什么东西也许就安葬在，教堂的坟场上面也许教堂里面还有遗留他的文字的碑，他的兴趣在这个方面。我的兴趣是在市政的一个，总的面貌我要了解，一个布局的情况，到市场去看看它在卖些什么东西。兴趣有点偏重不一样，但是我们约好了大概几点钟我们再碰头，再一起继续走。可以协调好的。我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是脑子动、手动、脚动，他们说我好像长得年轻，我主要是年轻时打了基础，特别骑自行车打了基础，我一直到八十多岁还骑，后来两三年以前钥匙被我老伴收去了，不准骑了，她说你现在年纪大了，你不撞人人家要撞你了，现在小伙子骑车很猛，把你撞到骨折就麻烦了。一直骑到八十多岁。我觉得这个脚踏实地很重要。
吴传均 - 评价
吴传钧作为一名科学家，具有崇高的思想品格。虽然他身居高位、成绩卓著，但虚怀若谷，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受到同行们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