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04.18—1823.09.11）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12岁到荷兰商业学校学习，14岁随父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25岁时拥有200万英镑财产，随后钻研数学、物理学。1799年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参加了当时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选为上议院议员。

大卫·李嘉图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实际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又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事实上，即使在修炼完成之后，李嘉图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搞学问的人——好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人安于坐在书斋中——相反，他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个活跃的议员，整天为经济政策和政治问题忙碌着。

跟穆勒的友谊对于李嘉图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在穆勒的再三催促下，李嘉图开始竞选国会议员，并于1819年2月当选。也是在穆勒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于1817年4月出版。李嘉图相当自负，他说，他的观点和大权威斯密及马尔萨斯不同，在英国，能读懂他的书的人，不会超过25个人。但不管人们是否读懂，反正他已经大大地有名了，他一举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与另一位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论战，也是李嘉图学术上迅速成熟的一个助推器。他们两人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直至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

李嘉图是1823年9月11日去世的，年仅51岁。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只耳朵的感染就夺取了这位天才的生命。

经济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业余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亚当·斯密，还是法国的萨伊、巴斯夏。那个时候，大学里面也没有经济系，政府也没有开办经济研究和顾问机构，要搞经济学研究，就得自己先给自己找到饭碗。自己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谈得上研究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正是这么一个典范，而且，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大卫·李嘉图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他27岁时才第一次读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37岁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随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在他14年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笔记、书信、演说。其中，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最具盛名。李嘉图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样结构严谨，行文没有斯密那样流畅，词句也不如斯密那样华美，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更为精炼的理论架构，更加贴近现实的语言与例证，全面论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使他成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辟出专章，集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

由于所有的人在中学就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以，大卫·李嘉图的名字在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更广为人知。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伦敦城。他是犹太人，有学者说，他之所以在后来的著作中喜欢抽象的演绎推理，就跟他的犹太血统有关。

李嘉图的父亲是个富裕的证券经纪人，所以，尽管李嘉图并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什么学，但他的父亲却有钱给他请任何他喜欢的家庭老师来给自己讲课。他12岁的时候，就曾被父亲派到荷兰留学，那时候的荷兰，可是全球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两年后，李嘉图回到英国，开始下海，跟父亲经商。

如果是这样一路下去，英国不过又多了个天才的证券经纪人而已。然而，李嘉图却爱上了一个跟自己家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姑娘。父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年轻气盛的李嘉图跟老父亲闹翻，21岁那年，父亲将李嘉图革出家门。

李嘉图只好独立经营。他已经在证券交易界摸爬滚打了七年，所以，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们的帮忙下，他的事业很快就上了正轨。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发财致富。据说，在他去世时，他的资产大约价值70万镑（如果折合成2013年的货币，可能价值数千万美元），每年还有2.8万镑的收入。他的一个得意之作是在滑铁卢战役前4天，成功地买进大量政府债券，结果英军打败拿破仑，他大赚了一笔。

至此，仅仅发财致富已经不能让李嘉图看到人生的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在知识领域搞点什么。27岁那年，他偶尔读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不过，与其说是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选择了他。因为，两年前，英国宣布铸币条例，发行金币，规定了含金量，银币处于辅币地位；1819年又颁布条例，要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1821年能兑换金条，在1823年能兑换金币，并取消对金币熔化及金条出口的限制，从此英国开始真正实行金币本位制。英镑正在经历剧烈波动，年轻的金融家李嘉图不能不思考货币问题。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图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

发表这篇文章已经是1809年了，在这之前长达十年，即从27岁到37岁，是李嘉图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这中间，他得到了英国当时著名学者、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穆勒（即后来写《论自由》的密尔的爸爸）的无私帮助。李嘉图虽然是天才，但搞经济学还得学会研究问题，尤其得学会写文章。对于没有好好上过学的李嘉图来说，这方面的训练是痛苦的，但又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他那11大卷著述了。

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作为建立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基础。

在分析论述比较优势理论中，李嘉图赋予劳动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曰用以与之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进而，他也像斯密一样，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法则，即决定为了交换他种商品必须付出多少此种商品的规律，全然取决于在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对劳动量”。

国际贸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于国际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水平。在李嘉图看来，一国国内各地区、各产业间资本、劳动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利润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流动则势必因各种原因而被强制性地打断，甚至完全不流动。由此，李嘉图断定，正是国际间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决定了“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的”一样。或者说，各类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完全不流动，打断了国际间利润率均等化的进程，因而使一国能够比较稳定地保持在某种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地位。

既然诸多原因决定了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国家其相对价值各异，那就给各国参与国际贸易获取贸易利益留下了可利用的空间。然而此处的前提必须是各国都能找准自己同他国比较的有利之处，即确定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

李嘉图也像斯密一样，采取了由个人经济行为推广至国家经济行为的办法，来分析论证他所说的比较优势以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模型。

在李嘉图看来，在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致力于生产对自己说来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他举例说，“如果两个人都生产鞋和帽子，其中一人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另一个人具有优势，不过在帽子生产上只领先于其竞争对手1/5或20%，而在鞋的生产上却要领先于其竞争对手1/3或33%；那么，这个具有优势的人专门生产鞋，而那个处于劣势的人专门生产帽子，难道不是对于他们双方都有利吗？”

既然国际间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打断了各国间利润均等化的进程，既然基于各种原因，每一个国家都可能有“某种具有优势的产品”，而且“这种优势还相当可观”，那么，“各国都更为合理地分配它的劳动资源，生产这种具有优势的产品”，并“将其用于相互交换，各国就都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同斯密相反，李嘉图强调的是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两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所处优势或劣势程度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机会和贸易利益。因为葡萄牙在葡萄酒的生产上优势更大（葡萄牙葡萄酒的生产成本为英国的2/3，毛呢的生产成本为英国的4/5），而英国在毛呢生产上劣势较小（英国毛呢的生产成本为葡萄牙的1.1倍，葡萄酒的生产成本为葡萄牙的1.5倍）。就像生产鞋和帽子的两个工匠一样，只要葡萄牙致力于生产葡萄酒，英国致力于生产毛呢，然后进行相互交换，两国就都能获得贸易利益。

由此可见，“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则。“正是这样一条原则，决定了葡萄酒应该在法国或葡萄牙生产，玉米应该在美国或波兰生产，而机器和其他商品应该在英国生产”。比较成本学说

李嘉图刚刚开始进入经济学界的时候，英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制订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李嘉图鼓吹自由贸易，但《谷物法》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促使李嘉图更深入地思考贸易问题，从理论上驳斥贸易限制的荒唐。

他的国际贸易学说可以被称为“比较成本说”或“比较成本规律”。他模仿同亚当·斯密斯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假定制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可以看出，葡国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

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

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从斯密那里来的，但经过了一些改动——怎么说呢，改动得越来越僵化了。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下面一句话：“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劳动的价值（工资）是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决定的，而利润则决定于工资。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我们看不到供给与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种神秘的因素所决定的。

不过，聪明的李嘉图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经犯过嘀咕：“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么？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到了18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我可能花了30年时间研究一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李嘉图认为，从长期来看，价格反映了生产成本，可称之为“自然价格”。自然价格中的人力成本，是劳动者维生所需的花费。如果工资反映人力成本的话，那么工资必须保持在可以维生的水平。然而，由于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会高于勉强维生的水平。相对工资——能购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以及供养家庭的能力，不应取决于其工资的货币数量，而应取决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实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即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李嘉图认为，实际工资的增加会导致实际利润的降低，因为货物销售的毛利可分为工资和净利两个部分。在论文《论利润》中他写道：“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取决于食品的价格。”

此外，一个与李嘉图有关的思想是“李嘉图等价”：在某种情况下一个政府应该如何支付其开销（即税收，发行债券或财政赤字）的选择对于经济没有影响。讽刺的是，尽管这个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并不相信这个理论。

赋税来源

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根据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税收来自劳动产品的价值，"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说，李嘉图将税收归纳为来源于资本和收入两个方面。如果税收的征收使得人们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那么税收来源于收入；如人们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则税收是来源于资本。

李嘉图认为，税收不论来自收入还是来自资本，都是对积累的减少。"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赋税不是落在资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资本，它就必然会相应；地减少一笔基金，而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多寡总是取决于这笔基金的大小。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减少积累。"因此，李嘉图认为，国家在增加税收时，除非人们能够按比例地增加资本和收入，否则他们的常年享受就必然减少。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不要征收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的赋税，因为征收这种赋税，会损害维持劳动的基金，因而会减少国家将来的生产。

税收原则

李嘉图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对税收原则进行分析，但在一些论述分析中也体现出他的税收原则思想，其中主要是税收公平和税收对生产的影响。

李嘉图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征税，人们应按自己的财力来负担税收；政府税收只要负担合理，至于落在哪项收入上面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赋税不是不平均地压在从事积累和节约的阶级身上，它究竟是课加在利润上面、课加在农产品上面、还是课加在工业品上面，并没有多大关系。"为了公平地征收税收，应该建立以工资税、利润税和农产品税组成的税收制度。同亚当·斯密一样，李嘉图也同意政府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的；政府税收是用于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产性；税收具有妨碍生产和耕种的通病，给生产带来负担。"任何形式的赋税，都只是流弊与流弊之间的选择问题。它要不是影响利润或其他来源，就一定会影响支出。"因此，李嘉图认为"最好的财政计划就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

赋税影响

①赋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李嘉图认为，税收不是来自资本，就是来自收入，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说：“如果没有赋税，资本这种增加还会更多得多。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赋税不是落在资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资本，它就必然会相应地减少一笔基金，而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多寡总是取决于这笔基金的大小的。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减少积累，或迫使纳税人相应地减少以前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以便把税款节省下来。但是，赋税的巨大危害倒不在课税的目的的选择，而在于整个来说的总效果”。李嘉图还进一步指出，来自资本的赋税比来自收入的赋税对生产更有害。如果赋税落在资本上，人民原来决定用在生产性消费上的基金将会因此受到损失。李嘉图在阐述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时，还指出赋税会造成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资本转移的倾向。他说：“如果谷物的价格不能按课税总额提高，农业利润就会低于一般利润水平，资本就会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他还认为，如果征税不具有普遍性，对某些行业征收某种税。而对另一些行业不征税，同样会引起资本的转移。他认为，为了减轻赋税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就要避免对资本课税，而尽量征收弊病最小的均等收入税和奢侈品税。

②赋税对价格的影响。李嘉图认为课税往往使商品价格呈上升趋势。“任何课加在农业经营者身上的赋税，无论是采取土地税的形式，什一税的形式还是产品税的形式，都将增加生产成本，因之也就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每一种新税都会成为生产的一种新负担，并使自然价格提高”。李嘉图还认为，赋税可以改变商品间原来的价格比例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谷物和农产品的直接税在货币也在本国生产的情况下，必须会按照农产品加入商品构成的比例而提高一切商品的价格，因而破坏各商品之间原有的自然关系”。

③赋税对经济的其他影响。李嘉图认为，税收可以通过改变利润水平来影响产品供求；税收还可以通过改变国民的收入投向，变个人所得为政府收入，引导资源配置；税收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减少劳动的实际需求，从而减少工人的就业机会；税收可以通过出口退税，进口课税，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分析

李嘉图在分析税收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种税进行了分析，而对各税的分析实际上是集中分析税收转嫁问题。

关于地租税。李嘉图根据其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地租税只影响地租，全部税收负担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转嫁给任何消费阶级；但在一定条件下，地租税也会引起农产品价格提高，税负由消费者承担。"十分肯定，对真正的地租所课的税全部要由地主负担，但对于地主，由于人们使用他在农场上投下的资本而得到的报酬所课的税，在进步的国家中就要落在农产品消费者身上。"

关于利润税。李嘉图认为，对资本利润征税会导致所生产的商品涨价，如对制帽业者利润征税会使帽子涨价；对农产主的利润征税会使谷物价格上涨；对毛织业者的利润征税会使毛呢价格上涨等。对资本家来说，如果征税后税收负担不随商品价格上涨而转嫁，生产产品的资本家就不能获得平均利润。李嘉图进一步分析，对资本利润课税而一切商品都按税额成比例地涨价，股票持有人就会受到影响，虽然他的股息并未课税。但是，如果由于货币价值变动，一切商品都回跌到以前的价格上，股票持有人就完全不负担税款。

关于工资税。对工资征税会使得工资上涨，因而导致资本利润率的降低。李嘉图指出，对必需品征税和对工资征税是不同的，必需品征税必然使必需品价格上涨，而工资税则不然；必需品征税部分是利润税，部分是对富有的消费者征税，工资税则全部是利润税。李嘉图认为，"工资税的影响是使工资增加，增加的数额至少与税额相等。税款即使不是直接由雇主支付，最后也要由他支付。"

关于农产品税。李嘉图认为，任何加在农业经营者身上的税收，无论采取土地税的形式、什一税的形式还是产品税的形式，都将增加生产成本，因而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对农产品的征税，不会是由地主负担，因为不能从地租中扣除税款；也不是由农场主的利润负担，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在其他行业获得较高利润的情况下要求农场主从事这种利润较低的行业。这样，李嘉图得出结论：农产品税不会由地主支付，也不会由农场主支付，而只会由消费者在上涨的价格中支付。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抽象推理方法的使用、假定问题思想、抽象的演绎方法、独创性地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不过，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李嘉图抽象推理方法的使用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他所使用的假设方法和他经常求助于想象的事例使人们阅读时感到困难。而随着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广地传播，其经济理论中的许多不合理部分也就成为不断被修正的对象而被逐渐完善。他的抽象的一般化分析方法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运用，他的这种方法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马歇尔之后，李嘉图的方法论,即抽象演绎法逐渐取代了斯密的方法论则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很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抽象方法的基础上的。他独创的抽象演绎方法最终以数学形式的定理呈现，如以函数的形式表示经济变量的关系。在他的比较成本理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等理论中都运用了数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李嘉图在经济学中使用的假定问题也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嘉图还独创性地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不妥，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更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他的思想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李嘉图抽象分析，建立经济模型简化了事实的复杂性，将所要研究的内容单独剥离出来，从而更加利于地得到经济学的相关结论。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倾向于利用严格的假设来支撑其论断，这种做法后来被熊彼特称作“李嘉图恶习”。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马克思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李嘉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斯密奠基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不朽的。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

李嘉图首先是一个金融天才。14岁时李嘉图就从事证券交易业务。26岁时李嘉图以800镑为资本开始独立经营，到42岁退休时，资产达到160万镑。这一数字使他成为当时的头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凯恩斯这样的经营奇才一样，后人对他们的景仰不是因为他们的投机传奇，而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真正使李嘉图具有传奇意义的还在于，这位经济学说史上一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学思想家的成就就必须归之于天才“。

1799年，李嘉图在某温泉胜地养病期间，偶尔翻阅了《国富论》，他“非常喜欢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体验。”这是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研究兴趣的开始。此后，李嘉图经常阅读詹姆斯·穆勒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08年穆勒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穆勒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穆勒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1815年，在有关《谷物法》存废的论战中，李嘉图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小册子，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发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穆勒认为李嘉图已经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思想家，还应该成为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图对小册子加以扩充和修改。李嘉图一开始并不情愿，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个重写一次”，“我恐怕我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切盼写出一写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地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最简单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乱。”此时穆勒承担起一个教师的职责，他对李嘉图鼓励道：“因为你已经是最优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以我决心让你成为最优良的写作家。”“正是由于穆勒的鼓励和帮助，李嘉图才消除了对自己从一个经济小册子作者发展成为一位整部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人的能力的疑虑”，李嘉图的信心有所增强：“为了满足我的宿愿，我一定要进行这一尝试。在一两年内，经过反复修改后，我也许能写出可以让人理解的东西。”面对写作中的困难，李嘉图有时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老调”，这时穆勒象一个严厉的教师那样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经济学”，要“一小时也不迟疑地立即开始写你所要写的著作……”穆勒不仅对李嘉图的写作给予精神支持，不断督促和鼓励，还在写作方法，结构安排，论点阐述等技术环节给予周详的指导。穆勒的鼓励和指导贯穿于李嘉图写作的整个过程中。1817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终于写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无私奉献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历史上既有重要时代意义的著作的问世，甚至可以说，没有穆勒，就没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评说并不过分：“如果不是我父亲恳切的请求与热情鼓励，恐怕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出。”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论敌和朋友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年）是两位在出身、经历、个性和思想观点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反差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出身于上层土地贵族社会，其父亲与当时思想界名流如休谟、卢梭等有着广泛的交游；而李嘉图出身于富有但缺乏社会地位的犹太移民家庭，其父亲似乎是一个惟利是图的投机者。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就博览群书，并进入剑桥大学；而李嘉图从未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马尔萨斯是一个职业学者；而李嘉图的身份是证券经纪人。马尔萨斯过的是平淡无奇的教师生活；而李嘉图不仅在证券经营中一帆风顺，还担任过议员。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李嘉图个人财产160万镑。

马尔萨斯成名早于李嘉图。由于《人口原理》的发表，在李嘉图进行经济学研究时，马尔萨斯早已是名满英伦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很是折服。“它所阐述的理论是那么清楚，那么使人满意，因而引起我的兴趣，这是仅次于亚当·斯密的名著。”在当时关于银行券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分别于1810年和1811年发表了《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验证》和《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价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两篇论文，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为了和李嘉图在相关问题上取得一致，避免无谓的笔墨官司，马尔萨斯主动结识了李嘉图。

由于理论观点的尖锐对立，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谷物贸易、价值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方面的争论在他们结识后全面展开，并持续到李嘉图离开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场上的马尔萨斯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支配原则的研究》和《对限制国外谷物输入政策的意见的研究》，为谷物法的实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价进行辩护；作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人的李嘉图发表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前已述及，正是为批驳马尔萨斯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引出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和出版）。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在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关系中，与终身论敌相伴是另一层关系——终身朋友。在1811年6月马尔萨斯向李嘉图“冒昧地引见自己”之后，他们不仅十几年间持续通信交流思想，还经常相互拜访。李嘉图不仅通过自己的证券经营帮助过马尔萨斯赚取投资收益，临终前还留赠了马尔萨斯一笔生活费用。同他们作为论敌的持久争论具有持久的影响一样，他们持久的友谊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学术友谊、学术批评和学术发展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的故事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学生在无私的老师的鼓励、督促和指导下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过程。穆勒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他们对经济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们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学术友谊对学术进步的促进。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当李嘉图和穆勒之间的角色关系发生变化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学术崇拜对学术发展的桎梏。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发表，使李嘉图成为一流经济学，并成为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的宗师。这时，穆勒与李嘉图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以李嘉图为学生和穆勒为教师的师生关系发展为以李嘉图为导师和以穆勒等人为信徒的门徒关系。穆勒就自称他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的两个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地地道道的信徒。为了传播李嘉图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系统阐述李嘉图的理论。

对李嘉图的学术崇拜阻碍了穆勒对科学的探讨和对真理的追求。李嘉图体系存在两个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矛盾；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19世纪二十年代，李嘉图体系遭到了马尔萨斯和贝利的猛烈攻击。在李嘉图去世后，作为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怀着对李嘉图及其学说的深厚感情，穆勒担当起为李嘉图学说辩护的责任。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学的辩护注定是缺乏力量的，放弃了科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失败。在对第一个矛盾的解释中，穆勒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实际上是取消了李嘉图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而在对第二个矛盾的解释中，穆勒关于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的解释最终成为学说史上的一个笑话。穆勒的解释丝毫没有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反而将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体系的解体。

由于不同的世界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是，基于对真理和科学的共同信仰，使他们在讨论问题时能够做到笃实不欺，不为情感所俘虏。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对真理的热爱，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狭隘情感。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而正是对科学和真理的执著，使他们能够在一生的尖锐论争中保持纯洁而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种只有胸怀坦荡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谊。李嘉图去世前写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实际上，基于科学精神的学术批评也正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过程，不断与马尔萨斯商榷，在与马尔萨斯的不断论争改进自己的观点和写作；也正是通过与马尔萨斯的论争，李嘉图在其最后的著作《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中，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才取得明确的认识。

综述

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显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广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上时，就出现了致命的硬伤。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只有中西部及东北等潜在市场不断被开发出来，中国的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出路。

纺织品贸易战凸显李嘉图理论误区

李嘉图的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一个家庭里，家庭主妇能比保姆更好地教育和抚养自己的子女，但由于她外出工作每小时的工资是10元，而保姆每小时的工资是1元，那么，经济上最合理的安排是:家庭主妇外出工作，获得每小时10元的工资，用其中的1元给保姆，这样，这个家庭可以获得9元的剩余。尽管家庭主妇在教育子女和外出打工两方面都胜过保姆，但是她外出工作是相对效益最大的，这就是她的比较优势。同理，对于两个国家而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即使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在两种产品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当今的经济发展主流思维认为，在国际领域开展贸易，让每个国家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简单延伸。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比较优势这一整洁完美的理论正遭到烦杂现实的挑战。2013年发生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之间的摩擦就最好地揭示了李嘉图理论作为发展战略的误区。

中国的纺织业据官方声称吸纳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而美国和欧洲的纺织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充其量不过几十万。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和欧洲应该放弃他们在纺织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并将其让位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发挥后者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既是相对比较优势，也是绝对优势)。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发达国家几十万人的小产业上。

第一，如果欧美放弃纺织品行业，这几十万的产业工人将面临巨大的工作转型的挑战，让这部分工人从纺织业转移到高技术行业或是其他欧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中的培训和迁移成本远远高于这些产业工人的年薪收入。第二，这几十万工人的政治能力是巨大的。西方人常说，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当地的问题(allpoliticsarelocal)。这几十万人可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政治能量去游说本地的议员们，进而动用这些议员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资本给本国的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的纺织品加以限制。因此，纺织品贸易之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就业之战，是几十万欧美纺织工人同近2000万中国纺织工人的政治较量。在这种政治较量中，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出口国，是难以完全制胜的—尽管我们的政府官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为这个博弈的主战场不在中国，也不在WTO，而是在欧美的纺织业比较聚积的地区。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2000万人的就业相对于中国尚未转移的3亿多农村劳动力以及每年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而言，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指望继续扩大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产品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其道路可谓艰难至极。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维的，这就注定我们在贸易问题上不可能用尽所有的国际政治资本，我们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国际政治目标需要推进，比如引导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改革、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资源等问题的协商、祖国统一等等。

再进一步分析，纺织品贸易还凸显出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很多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在纺织品出口上赚取的利润差额远远不到10%。事实上，全球70%以上的纺织品进出口都是由若干家以香港为总部的公司所掌握，所以中国在所谓“中国制造”的游戏中，得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以及极为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产品升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两大致命硬伤决定中国应当告别李嘉图

可见，以大卫·李嘉图为先锋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而言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把它推广到发展战略，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上时，就出现了致命的硬伤。

第一，来自于国际政治的困难。当年大卫·李嘉图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力主废除保护地主阶层利益的《玉米法》(cornlaw)时，面对的主要是英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势力，而如今，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所面对的是发达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不论在国家的数量上还是在人口上都占绝对多数，发达国家则占少数，但这些少数国家的市场容量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容量，因此，少数国家对于多数国家在谈判问题上反而是占有优势的。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来自国内特定阶层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指望发达国家不断地开放市场、不断地让出那些已经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是明显不现实的。

第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潜在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2013年，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远远没有完全开发，包括中部、西部及东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只有这部分市场不断地开发出来，中国的企业才能够不断地更加顺利地发展，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也只有这样，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才能够从根本上找到出路。

别了，大卫·李嘉图!别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崭新发展道路!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1819年他曾被选为下院议员，极力主张议会改革，鼓吹自由贸易，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12岁到荷兰商业学校学习，14岁随父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25岁时拥有200万英镑财产，随后钻研数学、物理学。1799年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参加了当时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选为下议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