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勒斯·万斯

赛勒斯·万斯 - 简介

塞勒斯·万斯是美国的一位民主党政治家，曾担任国会和国防部法律顾问、陆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及美国的第57任国务卿。他早年在纽约担任过律师，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开始到国会担任一些委员会的法律顾问，60年代初期，他进入肯尼迪政府，曾经先后担任陆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并在此期间推动了美国陆军的现代化，60年代后期，他又多次代表约翰逊总统赴国外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务，从而赢得了“美国头号麻烦处理专家”的称号。

在担任卡特政府国务卿期间，万斯力主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同时还积极地推动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并且与苏联签订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在卡特政府面临伊朗革命、人质危机、油价暴涨、国内经济衰退的困境时，万斯为协助卡特总统应付当时的国际危机出力不少。70年代后期，苏联出兵阿富汗导致了美苏关系的逆转，卡特政府也因此抛弃了“缓和”政策，万斯此时则由于同卡特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间的政治分歧日趋增大而辞职。万斯在离开政府后仍积极关注国际事务，并曾经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为缓解地区冲突和民族冲突而积极奔走，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上活跃的政治活动家。

赛勒斯·万斯 - 生平

早期生涯

1917年5月27日，万斯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不久后，尚在幼年时期的万斯就和父母一起移居纽约。在万斯5岁那年，其父因为肺炎突然去世，万斯此后由母亲和伯父抚养成人。母亲经常教育他，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得好。母亲的教导对万斯的成长影响甚大，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强烈的进取心。万斯的一位叔叔约翰·戴维斯曾参与19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选，万斯正是从他那里接受了法律与政治的启蒙教育。万斯从康涅狄格州肯特学校毕业后进入了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学习，并选择经济学为主修专业。正是在耶鲁，万斯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格雷斯·斯隆，他们两人于1947年正式结婚。与此同时万斯还有幸与萨金特·施赖弗、麦乔治·邦迪成为同学，他们三人日后曾经共同效力于肯尼迪政府。1939年，万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并在194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万斯加入美国海军，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曾先后随部队到过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塞班岛、关岛和菲律宾。1946年，万斯以上尉军衔退役。1947年，也就是退役后不久，万斯有幸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随后进入纽约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

通往华盛顿之路

万斯第一次到华盛顿工作是在1957年，当时，他在律师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要他帮忙组织一次由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在那里他首次遇到了林登·约翰逊，并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备小组委员会的特别法律顾问。第二年，万斯作为参议院航空航天特别委员会的一名法律顾问，参加了《国家空间法》的听证会，不久后，美国政府也正是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1959至1960年，万斯担任了美国参议院一个专门小组的法律副顾问，这个小组专门负责调查国防部的预算编制程序、导弹及卫星项目及美苏导弹打击力量的相对可靠度。由于为人谦逊并且在相关工作上卓有成效，万斯因此受到了他的那些国会同僚们的一致称赞。

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在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推荐下，万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在国防部工作期间，万斯与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且帮助后者建立了国防部组织和管理设计局，同时提出了一些改组五角大楼的计划，由此获得了麦克纳马拉的赏识。在麦克纳马拉的推荐下，万斯于1962年7月开始担任美国陆军部长。他上任后不仅致力于为陆军带来“成本效益”和维持陆军与国防部间的良好关系，同时还致力于帮助陆军提高打击力量的灵活性，以保持陆军与拥有战略导弹和轰炸机的空军及拥有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的海军间的平衡。

1964年1月，万斯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上任后，他先后赴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越南执行总统委派的公务。1967年6月，由于经济和健康的原因，万斯辞去了国防部副部长一职，回到了纽约律师界。不久后，万斯又受约翰逊总统的邀请，先后担任驻底特律种族骚乱区的总统特别代表以及驻塞浦路斯的总统特别代表等职。1968年5月，当有关越南战争的首次谈判在巴黎举行时，约翰逊总统又挑选万斯为美国代表团的首席副代表，以便于协助当时的首席代表、无任所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1969年10月，万斯和哈里曼共同支持尼克松总统提出了要求美国军队在越南脱离接触的停火建议。不久后，万斯重新回到了纽约，开始过上一种不担任公职的生活。

1969年，约翰逊总统在他卸任前，将美国国家最高奖章——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了万斯。约翰逊总统曾经对万斯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总是把祖国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以自己卓尔不凡的智慧为美国服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意志坚定且同时拥有着非凡智慧的人。”

1976年，万斯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萨金特·施赖弗参加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万斯应邀为他出谋划策。施赖弗在竞争候选人提名失败后，曾经与万斯一起在“三边委员会”工作的吉米·卡特邀请万斯参加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当时，卡特是佐治亚州的州长，并且在积极地筹划竞选下一任总统。在加盟卡特的竞选阵营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万斯越来越感到他与卡特二人在许多对外政策问题上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和观点。不久后，应卡特要求，万斯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一旦卡特当选为总统美国外交政策应有的具体目标及优先顺序。同年11月大选揭晓之后，当选总统卡特邀请万斯出任他的国务卿，万斯怀着感激和乐观的心情接受了卡特的邀请。

因人质危机而辞职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随后，伊朗新领导人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霍梅尼将美国称为“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

霍梅尼的这种反美言论极富号召力，很快便有千余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周围进行抗议活动。11月4日，数百名伊朗学生在一次骚乱中占领了美国使馆的主体建筑并且扣押了美国使馆的人员。使馆的陆战队守卫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而使馆职员不得不破坏通讯设备并将敏感的文件予以销毁。在90名使馆人员中，总共有66名被扣押，其中有3人在伊朗外交部被俘。

美国总统卡特立即对伊朗施加了经济和外交压力：1979年11月12日起，美国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与人质危机或伊朗新政权没有任何关系）；大约价值80亿美元的伊朗人在美国的资产自1979年11月14日起被冻结。但美国政府虽经多方面努力，人质问题仍迟迟得不到解决。1980年2月，伊朗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遣返被废黜的国王，向伊朗做出一些外交姿态（包括为美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为道歉），并且要保证今后不再干涉伊朗。

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3月，卡特内阁中有人提出武力营救的方案。万斯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但危及人质的生命，而且可能影响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导致伊朗倒向苏联。4月11日，在万斯外出度假缺席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决定施行营救方案，随后，卡特决定实施代号为“蓝光”的武装营救人质行动。万斯回到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强烈的震动和愤怒，他立即向卡特提出异议，但卡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万斯感到他与总统间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他无法再继续履行国务卿之责。4月21日，他向卡特提交辞呈，表示不管营救行动成功与否，他都将辞职。几天后，卡特宣布接受万斯的辞呈，万斯由此结束了国务卿生涯。据《纽约时报》报道，不赞同卡特政府的武力营救人质方针是万斯辞职的直接原因。不过，万斯在工作中还发现总统愈来愈听不进他的意见，而转向信任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使万斯当时的去意更坚决。后来万斯曾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万斯是正确的。营救人质的行动由于飞机在伊朗境内遇到沙暴天气发生故障而失败。美军损失了8架直升机和8名士兵，另有5人受重伤，营救行动也随之完全失败。而卡特也因对人质危机处理不当，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从而断送了自己的“连任梦”。人质危机直到里根上台后才得到解决，共历时444天。

后国务卿生涯

万斯在美国政界一直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并且因出色的调解能力而闻名。从政期间他一直致力于解决外国领土争端和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并卓有成绩。1967年和1968年，万斯以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先后负责处理了塞浦路斯危机和“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被朝鲜扣留的事件。1979年，身为国务卿的万斯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此外，在通过有关巴拿马运河的一系列条约以及美苏达成永久性军备控制协议中，万斯同样也功不可没。他为美国同伊朗的关系陷入敌对和相互指责的窘境感到痛心，并呼吁美国政府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老人正直而又诚实。

万斯离开华盛顿后，回到了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但仍积极关心、参与美国的外交和国际事务。他也经常被政府召回，运用从容的谈判技巧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万斯数次被联合国任命为谈判代表，在全世界参与解决冲突的谈判。布隆迪、南非、希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而他最大的成就是参与了联合国在波黑的谈判。20世纪90年代初，万斯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命为特使，前往南斯拉夫斡旋。在那里，他通过谈判促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克罗地亚，对交战双方进行缴械。从1992年起，万斯参与促成了多项停火协议和和平计划，为冲突当地带来了和平。另外，在南非、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他都担任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为解决争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3年8月1日，他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派驻马其顿和希腊的私人使节，后因个人原因辞职。万斯在这一时期一直保持低调，很少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1983年，美国西蒙·豪斯特公司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困难的抉择》一书，万斯在书中坦率地叙述了他作为国务卿3年多的经历。

2002年1月，在与阿耳茨海默氏病（老年痴呆症）进行长期的斗争之后，万斯在纽约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4岁。

赛勒斯·万斯 - 谈判专家

万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取得了多个重大的外交成就。卡特政府刚刚上台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如何尽力缓和美苏间的紧张关系。1977年，如何才能使美苏有关“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谈判继续下去成为当时东西方关系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万斯在担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谈判问题进行商讨。在莫斯科，万斯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卡特总统的有关全面削减洲际弹道导弹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遭到了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拒绝，万斯上任后的首次出访也因此而毫无收获。在随后大约两年时间，美苏两国间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1979年5月，经过万斯和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多方不懈努力，卡特总统同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终于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及其一系列附件。这个条约不仅对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发射器的总额及其中带分弹头的发射器数量进行了限制，而且对当时美苏双方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及巡航导弹数量也进行了明确限制。苏联对这个条约的签订表示“深为满意”；但美国由于此时国内的强硬派开始占据上风，因此这个条约受到了强烈批评且迟迟未获得国会批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条约终成泡影，尽管如此美苏双方都表示继续遵守条约规定。

1977年，万斯还协助卡特解决了巴拿马运河问题。这一问题当年被一些人认为是越南战争后美国面临的最有争议的问题。当年9月，巴拿马军政府领导人马丁·托里霍斯与卡特总统签订了关于巴拿马运河主权过渡的条约，以此来取代那个在1903年签订的旧条约。同年10月1日，新条约生效，有效期到1999年12月31日。新条约规定，巴拿马运河由两国官员组成的运河管理委员会管理，运河区的司法和移民机构、海关、邮局等逐步移交给巴拿马政府来管辖和经营，新条约期满后，由巴拿马来承担运河的管理和防务，而这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2000年开始，巴拿马运河区将完全交还给巴拿马政府。

万斯担任国务卿期间的最大外交成果，是促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中东和平的框架协议——《戴维营协议》。担任国务卿期间，万斯多次前往中东，旨在调解阿拉伯与以色列的矛盾。1978年9月，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一起到华盛顿附近的戴维营举行三方会谈，万斯在其中积极斡旋，力促埃以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1979年的《埃以和约》的签订。从此，埃及和以色列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恢复了正常关系，以色列同意撤出其占领的埃及领土，《埃以和约》的签订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在此次埃以谈判中，万斯出色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才能得到了美国各界的极大肯定。1979年的《埃以和约》的签订帮助万斯达到了国务卿生涯的顶峰期，此后，万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下降。

在卡特政府各项对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上，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是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身为波兰移民后裔的布热津斯基是一个极端反苏派，他主张从苏美对抗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因此他常常与强调对苏缓和的万斯意见相左。在有关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过程中，双方也产生了分歧，万斯主张在适当时候与中国建交，但坚决不同意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等人要求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并且在战略上共同对付苏联的主张，他认为，这么做将会给美苏关系、美日关系以及美国与其他亚太盟国的关系带来相当大的风险。1978年，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性时刻，万斯正前往中东推动埃以间的和谈，由于布热津斯基封锁消息，万斯完全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此后，由于苏联在全球的扩张趋势日益增强，卡特的人权外交和缓和政策又未能奏效，再加上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的举动，因此，从1978年后期开始，卡特政府逐渐开始转向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而这点也正导致了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两人间矛盾的日益加深，万斯在某些问题上与卡特总统也产生了分歧。

赛勒斯·万斯 -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万斯生前曾经5次访问中国，他本人也表示自己从小就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担任国务卿后，卡特总统就将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重任交给他。万斯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力图从政治、法律、战略等方面，全面研究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各种对华关系文件。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万斯对此功不可没。

1977年8月22日，万斯兴致勃勃地飞抵北京，当时，首先会见万斯的乃是中国外长黄华。谈判一开始，万斯就向黄华表示，美国将坚持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立场，但美国将会在适当时候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以此来表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强烈关注。万斯甚至还强硬地要求中国，不仅不能发表否定美国声明的声明，也不能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来解放台湾的新声明。”万斯霸气十足，黄华当然也不示弱，他当即严正表明：如果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就必须与台湾实现“废约、撤军、断交”，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实质是“口惠而实不至”；如果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会被无限期地推迟。万斯没有想到一开始自己就碰了一个硬钉子，心里很懊恼。但他不甘心就此回国，便提出要与中国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谈。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也确实需要一名高级领导人出面会见万斯，并向他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以此打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中央考虑到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巧，因而决定由邓小平会见万斯。

8月24日，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万斯。万斯知道，“眼前这个小个子不好惹”，外交高手基辛格、前任总统福特都吃过他的闭门羹，所以他当时十分小心谨慎，以免自己重蹈覆辙。他先是说了一通美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能够与台湾的民间往来和私人交往不受影响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话，接下来，他才开始切入“台湾”这个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万斯向邓小平表示：第一，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做出对台湾问题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仍然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三，美国将采取“倒联络处”方案，即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尽管万斯说话时尽量保持语气轻缓，以免邓小平，但仍然不难看出他十足的“美国式”霸气和强硬。

万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邓小平一言不发，而是从容地吸着熊猫牌香烟。待万斯发言完毕，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又掏出一支烟徐徐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不急不躁地说：“我们历来都在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起我们在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对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万斯早有心理准备，黄华外长对他也是这么说的，因此他并没有说什么。邓小平接着说：“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的建议，只不过是设立一个门前没有标志或国旗的大使馆。”说完这句话，邓小平用眼紧紧地注视了一会儿万斯的脸，顿了一顿，突然提高声音异常坚定地说：“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听到这里，万斯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明白，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做出让步的，邓小平的表态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没有等万斯答话，邓小平又放缓了语气继续说道：“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也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美国要下决心。”这时，万斯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们是准备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的。”邓小平并不理会万斯的表态，他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自己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在邓小平系统、明确、坚定地阐述完中方的立场后，万斯已经僵在谈判桌上，他知道邓小平的这个表态与自己的设想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在这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看来不会有松动，自己的这次访华竟然像一些美国人预言的一样“只能碰一鼻子灰”了。

8月26日，万斯沮丧地返回美国。万斯访华没有达到他本人和美国政府的预定目的，但却有助于卡特政府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从而迫使美国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华和对台的政策，并不断派出使团访华，试图重建中美对话的有效途径。万斯曾经说过：“美中关系如果不设法向前迈进，那就会向后倒退，而倒退将会给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造成严重损害。”在“退居二线”以后，万斯依然十分关心中美关系。1987年，他与另一位前国务卿基辛格两人曾一起牵头成立了“美国—中国协会”，共同担任主席，从事对华友好交流。1998年，万斯带团来华访问，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江泽民对万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积极贡献及卸任后又继续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表示赞赏，并希望他继续关心并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