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非
克非 - 作家简介
克非,生于1930年,眉山市东坡区伏龙场人,原名刘绍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创作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见长,出版有长篇小说《春潮急》、《山河颂》、《满目青山》、《野草闲花》、《鸦片王国沉浮记》、《无言的圣莽山》,中篇小说《头儿》、《微风燕子斜》、《多面神》、《牛魔王的后代们》,以及短篇小说数十篇,总计300万字,另对古典文学名篇《红楼梦》深入研究,写出学术专著《红楼雾瘴》和《红楼末路》。克非 - 人物经历
1930年生于眉山,4岁私塾发蒙。
1950年省立眉山高中毕业,旋入“西南革大”成都分校受训,后分到绵阳安县工作。
1955年在《西南文艺》发表小说《阴谋》,被《新观察》转载,被吸收为中国作协西南分会会员。
195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潮急》,其间运动不断,阻碍重重,及至1974年才得以出版。
新时期开始,先后发表出版了短篇《人在奈何天》(系列)、《火星闪闪到天明》、《花蜘蛛》,中篇《头儿》、《牛魔王的后代》,长篇《野草闲花》、《山河颂》、《满目青山》、《无言的圣莽山》、《鸦片王国沉浮记》等近200万字的作品。
1994年起,在大型文学杂志《峨眉》上连载发表“红学”研究专著《红楼雾瘴》,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4年,“红学”研究专著《红学末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克非 - 文学创作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的一部《春潮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印了两百万册。克非由此闻名全国。据说,有一阵此书一时售謦,在一些地方有奇货可居者,声言除给足价钱外还得搭上一张肉票。说起当时的风光,克非说:“现在看来这小说也有很多不足,当年之所以好卖,是因为那时可供人们读的书太少了。”这固然也是一个因素,但不可否认,书中生动的人物刻画、浓郁的乡土风情确实吸引了不少读者。
克非亲身经历了我国农村的沧桑巨变,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风雨同舟,命运相连。蜀乡沃土哺育了他,他也一直不懈地关注着父老乡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境遇,与他们同喜同悲,表现他们的疾苦奋斗与追求,为乡村的历史作证,为农民的心灵著史。从《春潮急》、《山河颂》到《头儿》、《满目青山》、《野草闲花》,再到《牛魔王的后代们》、《无言的圣莽山》,克非的创作根深叶茂,生气勃勃。沙汀当年曾称赞说,他第一条是深入生活,长期跟自己的描写对象打成一片。在评论家陈朝红眼中,克非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文坛潮起潮落,眼花缭乱,面对种种冲击与诱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走自己的路。当文坛弥漫着一种脱离群众的“贵族气”,一些人不关心民间疾苦,不屑于反映农村现实生活时,他却不怕被人讥为“土气”,“不合时宜”,自称为“乡坝佬”,以做农民的一员,做农民的忠实代言人为荣。
克非自己说:我是放牛娃出身,闻到青草的气息、庄稼的气息,我就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所以我总是喜欢呆在乡下。
克非 - 红学研究
可就在他的读者期待着他更多的新作时,因为偶然的原因,克非差不多完全丢开自己的小说创作而一头扎进红学领域,一干就是10年。
虽不是红学中人,但克非10多岁就接触《红楼梦》了,此后一读再读。这本书对他的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说,这本书全景式反映生活的网状结构、倾注了深情的激烈情绪表达、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对白等等,都值得一个作家好好借鉴。《红楼梦》具备一个百读不厌的好小说的魅力,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间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至于红学,阅读兴趣广泛的克非,早年也看过一些红学家的文章,还搜罗过一些书。“但纯粹是好奇,”克非说,“看了也就看了,没什么思考,也没注意到其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非痛风加剧,反复发作,动辄旬月。为转移注意力,抵抗剧痛,他照习惯求诸红楼。关连而及,又重读脂本,再品脂批,拜阅红坛各家的文章专著。“这之前,我也算得脂砚斋、脂批、脂本的迷信者。”克非说,“这次重读重温,大概由于时间长,持续而为,深入其中,定在其内,渐读渐思,渐觉有点不对。”他发现诸多脂批虽然言之凿凿,但连贯着看,往往前后矛盾,相互抵牾,斗不上榫;有的则明显是违反常识的无稽之谈,或生拉活扯的牵强附会。可新红学却尊脂崇脂,直将脂砚斋捧为神圣,将脂批奉为圭臬。这激起他一探究竟的兴趣。
这一探可不得了。许多年来,新红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往往都没有跳出脂砚斋评注的窠臼,殊不知恰恰进入了迷途。“脂批”数量甚夥,不算重复的即在千条以上,克非对此一一作了考查研究,对其中“要害”的一百多条,以现今已知道的历史事实作参照,作了深入而细微的解剖。得出的结论是:并无“脂砚斋”其人,推崇“脂批”,弘扬“脂批”,不过是历史大玩笑。新红学是在沙上建塔。
作家阿来说,克非着力解开红学迷林中的诸多疑案、悬案,堪称红学领域的福尔摩斯。
克非 - 作品成就
《山河颂》、《野草闲花》分别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四川省文学奖。由于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及独特的表现手法,使这部小说具有不同于“文革时期”同类题材的鲜明个性,被文学史家称为“是十年浩劫中多少可以填补这段空白的难得之作”,“这部作品和其它类似情况的作品在一起,在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