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海寰（外交家）

　　吕海寰（ 1843——1927），字镜宇，掖城西南隅村人。清末 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中国近代法律的开拓者之一，历任工、兵、外务部尚书等职。出身贫寒，幼读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去顺天（今北京）大兴县谋生，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任兵部员外郎十余年，光绪二十年（1894） 任江苏常镇通海道。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1842年7月12日）早晨，吕海寰出生在莱州府掖县（今烟台莱州市）西关粮食市一个没落的低级幕僚家庭，家道中衰。其祖父吕书城书虽然勤苦，但屡试不第，中年以后外出游幕。喜好扶危济贫，故“作幕一世，毫无积蓄”。吕书诚有4个儿子，长子、次子早逝，三子不务正业，小子即吕海寰的父亲吕晋险。吕晋险（1813--1869年，字荆西，号筱卿），长期在外谋生，先后游幕江西、浙江、广西、陕西等省，以教读为业。他为人忠厚，“凡贫苦朋友来告贷者，往往典衣节食以济之”。长期在外，“足迹几偏天下而不名一钱”。吕晋险育有两子，长子吕曦寰（1840-1894年，后改名该寰，字仙舫），次子即吕海寰。1844年吕晋险外出游幕时，吕海寰只有3岁，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历尽艰辛。

　　吕海寰自幼聪慧异常，但时常患“气厥”之症，每年至少出现一二次，故7岁时尚未人学，8岁才开始读书。最初与其兄同在街北刘焕章宅内从当地塾师罗文溶学习，同窗共7人。1851年其母延师在家书房内授业，读至《诗经》。是年农历8月间，72岁的吕书诚自外游幕回到故乡。吕书诚继承了世代书吏的家学传统，每日能用蝇头蚕尾小楷写万余字。他将自己游幕各处的文件等抄写成峡，取名《衙斋巢赏》，共10册。他还抄有《东华录》、《西域闻风录》、《唐诗》等书。从这年冬天开始，吕海寰兄弟即在其祖父的指导下读书。吕书诚望孙成龙，对两个孙子“期望甚深，故督责亦甚切”。他每天“随讲随读，同桌吃饭，不准偷闲游玩”，夏天还要增加夜课。课读之暇，经常选摘《大清一统志》内诗文另用别本录出教授，以扩大视野。他看到吕海寰资质尚聪颖，每天另外增添4页（每页20行）生书。在吕书诚的严格要求下，吕海寰读书“工夫颇见进境”。1853年，吕海寰与其兄同时开笔作论。几个月后，他就开始攻读八股文，作六韵诗。1854年，12岁的吕海寰刚读完《五经》就“发辫红头绳，曳绣花履”，参加童子试，结果被“邑侯拔置前列，府试亦在20名前”。虽然在当年的院试中落选，但“见者无不以大器许之”。

　　就在吕海寰准备科举考试的关键时刻，其祖父却病倒了。加上在外谋生的父亲已不能“按时寄银养赡”，“家道益窘”。吕海寰虽年幼，亦颇知度日之艰，看到母亲“挖肉补疮，备尝艰苦，心实伤之”，已不能专心攻读。1856年，兄弟二人被迫辍学，不得不谋升斗之需。吕流寰在家为蒙童师。14岁的吕海寰则在青龙观替其族舅李化南先生教义学，每月可得糊口之资。李氏担心他们学业半途而废，就与当地名士宋星搓（讳汉）先生联系，吕海寰得以跟从看课。在宋先生加意训导下，吕海寰开始用力于大家制艺，参加“考书院，亦往往得高列，所得奖赏悉心奉母”。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其祖父去世后不久，李氏也因操劳过度而患上“不寐之症，备夜头汗不止，而颈以下无汗”。这使他们本来就十分贫寒的生活更加艰辛了。母子三人只能依靠兄弟二人微薄的教读收人来维持生计，而二人每年所得束修之资，仅有制钱30串。其生活之艰辛程度即可想而知。1860年，风传英法联军要进攻莱州，警报不断，人心惶惶。李氏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861年1月31日去世。不久，捻军势力发展到邻县潍县，掖县又一次人心大惶，谣言四起，一日数警。掖县知县许乃恩联合当地绅商兴办团练，吕海寰兄弟即参加团练，司笔墨事。后来，由于掖县实行坚壁清野，凡居关厢者均移居于城内，兄弟二人只得连夜匆匆将其母亲掩埋。吕海寰与其兄嫂一起到城内大舅父家磨坊暂时借居。兄弟二人昼夜巡城，每u2018旧只得百数十文，赖以生活”，苦不堪言。在捻军退出潍县后，其家内什物已被洗劫一空。兵荒马乱之后，上学的人很少，吕滚寰在家书房内招蒙童数人教读，“每日不过制钱两吊文而已”。吕海寰则因昼夜焦劳，右腿生出恶疮，接着又接连病瘟，竟卧床一月有余，后在其嫂侯氏的精心护持下方得以痊愈。

　　早在海寰5岁那年，李氏为其聘定其次舅李同熙之女乃心为妻，后因家贫迄未成礼。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为度岁祭祀，海寰向其族叔吕十爷借“五供”（铜或锡制的蜡台、香炉等）一份，用后因一时手边窘迫，将五供质于当店，转年上元节筹措得钱赴当店赎取，当店诬指该物为盗赃，送交县署究办。实际是李同熙嫌吕氏家贫，意图悔婚而勾结吕氏及当店主等合谋诬陷，构成罪状以为悔婚之借口。后经县学生员具保始释。年已20的吕海寰决意离家赴京谋生。临行前，其未婚妻李乃心送来首饰一包，助其资斧，并誓言从一之志、决不悔婚。

　　1842-1860年是吕海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艰苦生活，使吕海寰养成了积极进取、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正直诚信等优良品质。

　　1862年初吕海寰到北京，在东四牌楼四条胡同一齐姓人家设帐授徒，学生三人。由于齐家本不富裕，“每月供撰亦只家常便饭”，“束修当十钱拾婚”。秋冬时齐家又代为延致学生数人，每月收人增加到20余绪。吕海寰将束修所得全部交给父添补用度，自己仅以所补底子钱零用。他一面教读，一面“重理旧业，发愤读书，朝夕不逞”。

　　翌年2月，吕海寰以童生资格取得了顺天府大兴县县籍。从此，他读书更为勤奋，“致力于制艺试贴，昼夜不敢稍懈”。自3月起至6月，每日早晨，作文一篇，诗一首。白天授徒。晚上用功读书。当时，齐家只有一盏灯，即使装满油也只能用到半夜。他便每晚10点钟以前不点灯，默诵制艺40篇后再点上灯火，读文看书，直至鸡鸣时分油尽灯灭为止。黎明以前即起身，作文一篇后天始亮。开始时因用力太猛，往往见太阳即觉昏晕，后徐徐用力才稍有好转。吕海寰学习勤苦，日起有功。当年夏参加府试，名列第一。顺天府府承卞宝第（字诵臣，扬州人，后官至闽浙总督）对其大加褒奖。后因当地士人的反对，降为第三。于是，吕海寰文名大起。同年冬，参加院试，学台汪啸落在阅卷时评价“出语出凡，定是大器”。结果，吕海寰以第五名的成绩取得大兴县学资格。但例有学规（即学费），后经再三磋磨，降为银钱10两。即便如此，吕海寰还是付不起，最终仍是友人帮助垫付才得人学。吕海寰人学之后，与庆营、陈钱、禧增、邵海航等人交往密切，时常在一起切磋文学，进步很快。1864年，吕海寰参加了顺天府乡试。由于初次下场，不谙规矩，亦无熟人指教，一应书籍、片竹只纸都未敢带进场内，他还听说场中有饭有粥，足敷饮食之需，不知全是具文，头场考试中竟饿了三天。出场后，当他挨到距贡院仅有五六里路的万寿寺时已到二更天了。这次乡试吕海寰虽然落第，但是取得了备荐资格。

　　同治四年（1865）正月，吕海寰转至城外炭儿胡同的潘秋水（浙江人，时为低级武官）处教徒，学生三人。潘家“景况甚窘，束修竞不能按月致送”，但“馆待甚有礼数”。吕海寰看到他们万分困苦，不忍辞馆。5月间，在北京设帐授徒的父亲因患脑充血导致半身不遂。虽延医治好，而步履艰难。吕海寰只得将父亲护送回籍养病。是年6月，吕海寰回京参加岁考，经学台庞钟璐阅卷，取列一等第20名。至秋间补增广生。稍后，他与陈树庭等结文社，聘请绩学之士李梦九（字延龄，壬戌举人，门徒甚广，以严厉著名）批课。1866年，潘家为生活所迫迁至大马神庙，几有容飨不继之势，已无支付学费之力。但是，吕海寰看到他们礼节周到，学生也依依不舍，还是不忍辞去。他自己只能依赖考书院、考国子监所得膏火奖赏作为日用之资。直到潘家衣食无着，实在无力延师时才离开。1867年，吕海寰移馆至前门外观音寺胡同观音庙内西厢。不久，听闻玉碟开馆，即辞馆与熟识之方沦洲同赴谢姓经承寓内佣书。初缮副本，后缮正本。每千字二千文，每日可写3 000字，足资糊口。他早晚仍攻举子业。不久，府学来送信，凛生缺出可以叙补。因手内空乏，使费无出，吕海寰打算乡试后再呈请补察。所以，在他上交吏部的亲供履历中仍写为增广生。

　　是年，吕海寰第二次参加乡试。此次顺天府乡试的主考是武英殿大学士 太子太保贾祯、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 瑞常、工部尚书愚谦和都察院 左都御史 军机大臣汪元方。吕海寰所在第九房房师是户部山东司郎中军机处行走方熊祥（字子望，浙江仁和县人，咸丰癸丑进士）。三场考试时间分别是1867年9月5日、8日、11日。第一、二场考四书五经，第三场考策论。策论共有五题，其内容分别是：第一问，本学术以阐明治术之体用；第二问，述经史以发现致用之人才；第三问，究史学以预备“三长”之鳞选；第四问，聂考课以讲求吏治之政绩；第五问，稽来果以经济养民之善政。这次乡试吕海寰颇感顺手，做策论时更是得意，到12日午后，五道策均脱稿。不意在誊写过程中一时失于检点，竟将第四道题答案末遗写“添注涂改（拾捌字）七个字，而该卷尾只剩5字之空。根据场规，只有将数目字注明才不为犯规。他绞尽脑汁将“添注”二字旁写，格中写“无”、“改”“拾捌字”，恰好是5字。终于顺利交卷。其房师的批语是：“第一场：首先，气遒笔炼，法密机圆；（其）次，酌斟饱满；（第）三，驭题有法不懈而及于古诗工。第二场：香皇典丽，华贵雍容，诗礼二艺顿挫抑扬，尤极蕴籍之致。第三场：断制谨严，议论确实，足证面壁功深”。出榜后，中266名举人。经保和殿复试，钦取一等第七名。与杨儒、英瑞、李鸿彬、巴图隆阿、吴燮臣、李鹤亭等15人为同门。

　　吕海寰中举后，在管帚胡同张姓人家宅内设帐授徒。翌年参加院试落第，从此，困于科场。1868年夏，他回籍省亲，立旗悬匾，并迎娶表姐李乃心。一时间贺者盈门，嘉宾络绎不绝。这时，咸丰年间发行的库钞因无信誉形同废纸，但作为捐官上税，尚可当做现银交纳。吕海寰友人樊某在户部任京垂，家中库钞很多。他建议吕海寰用其库钞捐官。1869年7月间，吕海寰便以检选举人资格纳资捐了主事。是年秋，父病段，吕海寰回乡将父亲安葬完毕后即返京，继续教读生活。

　　1861-1869年是吕海寰成长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从取得顺天府户籍，到中举、捐纳主事是吕海寰发奋读书和友人帮助的结果，也是其一生重要转之一。它不仅使其逐步摆脱了贫寒的教读生活，也奠定了晋身清末政界的基础。

　　时逢日本强迫清政府拟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草约，他将“洋货照完半税”改为“照完正税”，“准日人在通商口岸城镇运货设行栈”改为“通商口岸之城镇”，等等，密报总署，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了救。泰安、江阴两教案及英国轮船以在台湾被扣留检查为由要求赔偿损失一案均处理得有理有节，中外钦服，遂以善办外交闻名。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专荐吕海寰为驻德国、荷兰大臣。二十六年，德使克林德向巡街清兵开枪被自卫清兵击毙，德国大哗。不少驻德公使劝他逃离柏林，可他始终坚守职位，凡是涉及国体主权方面的事情都据理力争，毫不妥协。《辛丑条约》签订后，吕海寰极力斡旋，方使赴德“谢过”的清使醇亲王免行跪拜之礼。回国后督办津浦铁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吕海寰苦口劝导，解决了浦口站之泺口桥两大关键问题，使铁路顺利通车。

　　吕海寰任常镇通海道时即曾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如创设保婴局、京口救生会，开浚荷花塘船坞等。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2），日俄战争爆发。此时，工部尚书吕海寰正在上海任会办商约大臣。他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904.3.10）正式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日俄战争两年间，共救护46.7万余人出境。光绪帝曾发上谕，“颁发内银十万两”作经费，以为褒奖。三十三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次年，吕海寰为中外总董等办事人员制发了分金银铜三等的双龙红十字佩章和凭照。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正式委派其副手盛宣怀为会长，并颁发关防。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又改派吕海寰出任会长，会同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办理战地救护事宜。其间大清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于十月廿五日派出医疗队驰赴武汉。武昌一役，治疗伤者数千人，掩埋尸骸8000余具。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

　　早在红十字会初创时期，吕海寰即为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多方奔走，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联名具函，言中国入会一事业已成就，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布告在约各国。但最终未予正式承认。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通过承认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各国红十字协会（现称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了国际救济活动。1914年捐款救济欧战难民和日本鹿儿岛地震难民，1920年8月救助俄属庙街2000余名避难华侨和驻外领事、军舰，都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此后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次年归葬家乡。著有《奉使金鉴》60卷、补辑40卷，《庚子海外记事》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