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

　　姓名：江一真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15～1994

　　国籍：中国

　　朝代：现代

　　籍贯：福建省连城

　　民族：汉族

　　身份：原中国卫生部长

　　政治面貌：中国共产党员

　　1927年参加长汀反帝大同盟，

　　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翌年3月加入共青团，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战士、闽西独立团宣传员。

　　1931年调红十二军医务训练队当护士长、见习医生。

　　1932年秋入中央红色卫生学校军医四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当医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中历任师卫生队队长，总收容队医疗队队长，红军总医院医务主任，红军重伤医院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晋察冀边区军民反“扫荡”和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奉命组建八路军野战医院，任院长。不久调延安，任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长兼手术组长。

　　1938年秋，到晋察冀边区创办卫生学校。

　　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第一任校长。

　　1942年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

　　1946年随陈毅、邓子恢前往华东前线做党政工作。历任新四军滨海总队政委兼滨海县委书记，华中土改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泰州地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农民协会主席，省农林厅厅长，福建农学院院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

　　1956年当选为福建省省长。对福建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错定为“江、魏反党集团”，下放到三明钢铁厂任副厂长。

　　1962年平反。年底调任中央农垦部副部长。

　　1965年任农业部代部长兼党组书记。期间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抓农田基本建设，重视农业教育与农业科学技术的改革和发展，为我国农垦战线的建设和农村的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1977年平反。同年11月任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保健领导小组副组长。

　　上任后狠抓各项工作整顿，努力探索医药卫生事业改革路子。

　　第一任,李德全,女,河北,1949年11月—1965年1月

　　第二任,钱信忠,男,江苏,1965年—1973年以及1979年至1983年

　　第三任,刘湘屏,女,山西,1973年4月—1976年10月

　　第四任,江一真,男,福建,1977年11月—1979年3月

　　第五任,崔月犁,男,河北,1982年4—1987年3月

　　第六任,陈敏章,男,浙江,1987年3月—1998年3月

　　第七任,张文康,男,上海,1998年3月—2003年4月

　　第八任,吴 仪,女,湖北,2003年4月—2005年4月

　　第九任,高强,男,河北,2005年4月—2007年6月

　　第十任,陈竺,男,江苏,2007年6月—

       1957年夏，福建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后排右一站立者）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魏金水、伍洪祥等在福州郊区参加劳动。

       心系百姓冷暖，调研最基层 

       1959年1月中旬，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江一真继对晋江、龙溪（今漳州）、龙岩县农村调研之后，来到家乡连城县庙前公社。“大跃进”以来城乡出现的各种问题沿途可见，看到不少群众在冬日里还是单衣单裤，他的心情异常沉重。

       2月初当选省长不久，江一真再次深入农村基层调研，沿途耳闻目睹了一些新材料，感到问题确实不少。随他下乡的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魏金水，很佩服江一真敢于为民鼓与呼的炮筒子性格，发自内心地说：我们做监察干部的，不应有个人顾虑，要向党讲真话，自觉抵制歪风，“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江一真问，你就不怕被打成右派？魏金水说不怕当监委的右派头子，还说，这两年省委有一言堂现象，一些事情明摆着是错的，但大家也跟着错，这是不正之风，党内整风要从省委开始。两人交流了对时局和形势的看法，一致认为应该纠正当前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江一真还设想利用4月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之机，向中央反映基层不容乐观的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江一真赴京参加全国人代会之际，4月18日，周恩来给福建省委来信，谈了“15省2517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这15个省就包括福建在内，他要求福建省委迅速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解除春荒缺粮的紧急危机。此时，福建全省粮食库存降至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有的地方每人每天只吃五六两粮食，群众思想很紧张，国家库存薄弱，调粮计划完不成，城市和工厂区的存粮只有几天粮食，几乎是吃一天筹一天粮食”，“紧张情况已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稍有疏忽，就有脱销和饿死人的危险”。

       身为一省之长的江一真没有理由不为粮食问题而紧张。5月下旬，他从东北参观回来时，对省委正进行的纯洁基层组织、整风算账部署有不同看法，认为主要应该抓生产，整风算账可推迟，整风算账即使要按省委既定部署进行，也应与生产密切结合，绝不能单打一。

       在5月23日召开的省人委（省政府）、省政协联席会议上，江一真批评去年基建项目太多，工业战线拉得太长，不仅给工业发展本身带来了许多问题，还大大影响了农业，大量动用了农村劳动力，“我跑了几个公社，劳力确实很紧张，有的在家的都是老人，有的公社不能叫u2018公社u2019而是变为u2018母社u2019，都是女人。”他坦率地指出：粮食这么紧张，可以断定去年全省粮食总产177亿斤肯定是没有的，这是浮夸的数字！

在5月底省委召开的泉州会议上，省委主要领导提出全省粮食的征购数要增加到30亿斤。江一真认为，实际粮产量没有估算的那么多，应减少征购，1955年就因多征购了一些粮，导致发生了闽北三千群众骚动、不得不出动两营部队的事情，这个教训不可忽略。党内出现意见分歧，省委第一书记决定采取表决方式。虽然江一真等极少数人反对或弃权，但大会仍通过了30亿斤的征购数。泉州会议不欢而散。 

       6月初，江一真轻车简从，一竿子插到平和县老区下寨公社调研，向民主大队支书黄现要了四个材料：一，当前群众最大意见是什么？二、去年“大跃进”损失了什么，负债多少？三，当前群众生活水平如何？四，干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随后，江一真马不停蹄地前往平和县最偏僻的九峰公社，在这里住下来。

在与一位支部书记座谈中，江一真说省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派幼稚病，恳切地请他以党性担保讲真话。支部书记先是不信，后见江一真神态肃然，一副倾听的神情，吧哒几口烟后，张嘴就甩出一句：“对你们来说是胜利冲昏头脑、左派幼稚病，我还不懂这些名词，但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胜利冲昏头脑，主要是两句话：强迫命令，盲目服从……”

       支部书记见省长边听边记，诚恳而认真，心理障碍慢慢消除了，竹筒倒豆般把农村的惨淡景象都吐了出来。他说社员把不少生活资料都吃光了，甚至把老底子、母鸡母鸭也吃掉了，九峰大队几个老农把15年的存酒喝光了；山格大队没粮没油，便全民吃甘蔗，每人600斤，吃了4个月……。

       江一真感谢支部书记讲了实话。支部书记噙着一汪清泪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领导的！你既然再三叫我讲实话，我就冒一次险了，做好了开除党籍、受处分的准备，也算是为民请了一次命。

       江一真安慰他放心，不会开除他的党籍，自己这次就是为解决农村问题而来的。支部书记茫然地摇了摇头：“这些（破坏）都已造成了长远的影响，许多社员短期内翻不了身！”

       到县城后，江一真也不稍歇，马上参加县委座谈会，事先声明：“这是作为我个人纠正自己的毛病，因为去年有些毛病是我个人的，莆田炼铁、并丘、密植我都有毛病，我要从中接受教训。”接着开门见山地摆出会上准备讨论的两大问题：一是1958年“大跃进”，有很多教训，正面的以前说了，主要希望听反面的东西；二、接受了教训，能否继续“大跃进”，如何“大跃进”，精神面貌物质条件等问题如何解决？他请大家给他当教员，放开来谈，所谈内容“不许出门”。

       平和县委第一书记鲁光经过鼓励，谈了自己和平和县委“左”倾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做法：

“（1958年）7月26日省委开扩大会。会上我写发言稿，准备搞1000斤，郭秘书长对我说，早稻湖北都已是1000斤，你晚稻仍这样怎么行？报上接着也来了南方赶北方、水稻赶小麦的社论。后来我就提1500、2000斤，还不行，一天光算账加码，谁少报就是落后，最后我就报2500，争取3000斤。大家又挤龙溪，一定要他报4000斤、5000斤。拿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口号，这时就不实际了。当时我想你不说就落后，又想精神上可不要输人，反正你搞不到我也搞不到，为什么不可干呢？能干多少就多少，干着看就是。那时一直没解决人家怎么能搞一万斤，大家也都不相信，但还得批评别人，群众开会说稻草泥土都算上也没有，我就说报上载连人也能坐上去，要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并把全国水稻卫星消息选印成一本小册子发给小队长以上干部以鼓大家的劲。还说人家是中国人，我们难道是六亿五千万以外的。我提要来一个原子爆炸，来个万斤县运动。思想基础就是这样来的。

       “8月份稻子收起来，接着9月19日就钢铁大动员，万斤县吹出去，粮食够吃了就算了，于是来一个战略大转变。到10月份我们是炼铁第一，苦战劲头很大，然而稻子熟了，不收不行，铁的任务是7天要搞2000吨，当时实在不知如何办？……”

       听到这里，江一真插话说：“在龙岩召开的钢铁战役动员会争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就是拼命主义，稻子都不要，也完不成炼铁调铁任务。”并说，全民大炼钢铁，“六条纪律怕是起了作用，我回连城人家就对我说，六条纪律很怕人”，“当时主要是神经战，开除党籍中央委员也不例外，怎么敢唱反调？”从共产风谈到生产上的瞎指挥，江一真对自己所犯错误毫不隐瞒地作了自我批评。

1958年平和县1万来亩水稻中，指标大都超万斤，其中25万斤以上的有126亩，最高的是120万斤，当时县委一位书记还想拿50亩并一丘。至于放卫星，县委领导对能否搞到虽有怀疑，但想100万斤搞不到，搞到5万不是也很好，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能当促进派。头脑热到沸点，结果损失很大。听了具体的损失数字后，江一真严肃地指出：“领导上要算这些账，接受教训就深刻些。”

       鲁光还谈及：过去县委还不敢承认减产，这次开会群众批评我们：“糊涂人，醒醒吧！”“明明减产，偏说增产，是怕少领钱。”“县委实在太主观，没有实际乱宣传。”“要县委记住58年密植是罪恶，不再犯就好了。”他们表示要找奸臣，说：“朝内有奸臣，不法到处行，害死咱人民，必须加追根。”有的说奸臣“近在眼前，远在千里”。太溪老农发牢骚说：“30多年革命成绩，58年一年搞掉，便于蒋介石搞第三次世界大战。”黄井老农编了首打油诗：“解放十年9年好，生产措施都没错，三吨吃饭免怕饿，社员呼声都呵老，58年秋季计划错，采用密植大失落，又加并丘更不好，害得社员没米钱。”又说：“56年以前老老实实，57年马马虎虎，58年古古怪怪。”“斗争十几年，解放七八年，叫你们来一个58年，吹了。”南胜老农说：“你们有驳壳，我们有锄头，再不改我来第二次革命。”有的说：“君无乱言，国泰民安，君有乱言，邦丧国败。”“去年每亩几万斤，要压死美国鬼，结果把百姓都饿死了！”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到此，再任其发展下去，怕真有一根火柴引发熊熊大火！江一真明确指出，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这些事情上，县委要做好检查，把犯错误的根源告诉群众，一定要吸取教训，不搞强迫命令，要走群众路线，争取晚稻生产少出毛病。

       省长如此论调，在座的干部更是放开讲了，批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折价归公”体制对农具耕牛破坏极大。平和县公社化3个月内耕牛便杀了842头、冻死289头、跌死98头，群众过去死牛哭，现在笑哈哈，因为牛死了有肉吃。还说公社有六个过：管理过阔，调动过杂，统一过严，限制过死，平均过多，要求过急。鲁光在这方面特别有感触：“运动来得猛，公社化是共产风的一部分，一条是包，一条是公，什么也公，群众就慌了。吃鸡鸭，领存款，抢购物资，说人民币不能用，债务要取消，拆房卖料。”“群众觉悟不够，我们硬搞，增加了人的惰性，……劳动者消极，懒者狂妄，就是靠平均吃别人，u2018我吃的是公社的u2019，生产无人督促，中心问题是因为否定了按劳分配。”

       江一真认为之所以出这些乱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跑在农民觉悟前，一个是跑在经济基础前”。听到群众白天大吃大喝，晚上也在喝老黄酒，灯溪老农把15年没舍得喝的黄酒也拿出来喝这一事实，江一真忍不住作了点评：“可吃的大吃大喝，不可吃的是大丢大破坏。”广大农村饱受这样的破坏和损失，二三年能恢复吗？想到平和九峰支部书记对自己所说大破坏后“许多社员短期内翻不了身”那席话，他感到心里隐隐生痛，

       他近于交心地向大家谈了大破坏带来的深远影响：莆田地区有两万多户锅灶被毁，要全部恢复得二三年，养猪也会受影响；福安地区炸山搞铁沙，把河水变成泥水，几千亩地受影响，河床提高后又可能出水灾；农民吃不上饭还背债的情况亦相当严重，有的五至六年都还不了账，该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呢？

       这次座谈会，在江一真的引导下，大家畅所欲言，对“大跃进”的得失、成败和是非一一道来。说完，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仿佛讲真话是久违了的事，打开天窗说亮话，说者和听者都感受到了太阳的温暖，感受到了明日的希望。而江一真最感宽慰的是，广大干部对“左”的错误其实也是心中有秤，已从一段时间的盲从里抽身，自觉和不自觉地参加到群众的抵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