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青 - 个人简介
凌青， 原名林墨卿，曾祖父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福建福州人，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习。1923年出生于北京。高中时期就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考入燕京大学后很快加入了地下党组织。1944年，他前往延安，主要负责与当时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翻译和接待工作。1945年1月，凌青开始了外事翻译，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领袖以及叶剑英、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其后一直从事国家翻译等重要工作。
1980年至1985年5月，凌青继黄华、陈楚之后，成为第三位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1985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后，凌青先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任常务副会长，后回福建省任政协副主席。此后，担任全国政协的外事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凌青正式离休。
凌青 - 生平经历
凌青1923年出生，原名叫林墨卿。谈到改名一事，凌青说还得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凌青高中时在北京四中上学，平时喜欢读书。课内书读得不多，课外书倒是读得不少。像巴金的《家》、《春》、《秋》和鲁迅的一些著作，就是那时读的。当时正是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对进步书籍查得很严，凌青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林曾同和他的一些同学经常想办法带一些书籍回来，其中就有不少进步书籍。“当时我们担心日本人找麻烦，每次把那些进步书籍看完后就埋在地下。我最初就是这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凌青向笔者回忆那段生活时仍然感慨万千。
18岁那年，凌青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当时燕京大学有个学生进步组织，叫T r i o R a e d i n g C l u b ( 意为“三个年级学生组成的读书会”) ，读书会的会长是凌青的同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二姐林锦双( 后来改名傅秀，解放后在地质矿产部工作) ，实际上读书会的组织者是燕京大学的大四学生、地下党员赵凤章和陆孝华( 解放后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凌青当时参加了读书会，在赵凤章和陆孝华的介绍下，凌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 年，参加读书会的一个地下党员在做联络工作时被捕了，后来他供出了读书会这个进步组织，日本人立即按照他提供的名单抓人。当时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及时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来到凌青家中，通知凌青和其二姐赶紧转移，凌青和其二姐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
凌青从家里出来后转移到北平一个地下党员家中住了20多天。后来组织上安排凌青和其他一些学生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当时组织上安排的路线是从北平坐火车到保定，在事先约好的旅馆住下来，组织上再派人带他们去根据地。
到了保定后，凌青住在约定的旅馆里，半夜日本宪兵又在街道上盘查，气氛挺紧张的。过了几天，组织上派人把凌青接走，趁日本宪兵检查的空隙出了保定城，越过游击区，找到交通员后又摸黑穿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赶到了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组织上安顿好凌青后，要求凌青不要再使用原名林墨卿，以免让在北平的父亲、哥哥因为他而受连累。凌青思索一番后，遂将林墨卿改为凌青。凌青说自己姓名的改法有讲究，之所以把姓从林改为凌，一是当时自己思想比较激进，将姓改为凌，象征着跟封建家庭背景决裂，彻底革命；二是因为日本人没抓住自己，“凌空而去”，来到根据地。至于改名，则因为原名墨卿中的“卿”与改名中的“青”谐音。自此之后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凌青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凌青 - 延安生活
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凌青最难忘的莫过于曾经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当翻译的经历。
1944年初，凌青被组织上派往延安。6月出发，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于8 月到达延安。之后凌青被介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部看到凌青是大学生，英语基础好，而当时在延安有个美国军事观察组，需要懂英语的人与他们联络，于是决定派凌青到延安外国语学校的英文分校学习。
凌青在英文学校从9月学到12月。1945年1月，凌青被调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当时的外事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的。中央军委外事组主要是与美国军事观察组打交道。凌青负责中央军委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之间的联络和翻译工作。
凌青指着客厅里电视柜上的一张装帧精美的照片对记者说：“这便是当年我给毛主席做翻译时与毛主席的合影。”笔者看到，照片中毛泽东主席刚从一个窑洞里走出来，凌青跟在后面，在凌青后面是美军观察组的一个军官正低头从窑洞里往外走。
看着这张记载自己50年前延安生活的照片，凌青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凌青工作、生活比较严谨。谈到这个习惯，凌青半开玩笑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总理调教出来的。凌青心里深深记着一件事：七十年代，有一次周总理要接见秘鲁代表团，总理向凌青询问秘鲁的有关情况，由于事先没准备，凌青当时答不出来，事后受到了总理的批评。每每想到这件事，凌青就感到很内疚，他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我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外交部工作人员，做外交工作要严格要求自己，分管什么方面，要对这一方面的一切都掌握得一清二楚，要对自己的业务很熟悉，丝毫马虎不得，外交无小事嘛。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周总理对外交人员的严格要求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凌青笑着告诉笔者，“有一次周总理在电话里要我向美国军事观察组转达他的一些意见，他在电话中讲完了以后，不放心，让我再向他重复一遍他的讲话内容，完全无误后，才让我向美军观察组传达。他平时很注意自己讲话内容的准确性，他改文章时经常连标点符号也要修改。”
凌青 - 外交工作
1971年，外交部正在就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工作，凌青也参加了这一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活动。1972年，以黄镇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凌青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处理前方联合国文件。
1973年，凌青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出席了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我是在委内瑞拉领略了当大使的滋味儿。”凌青回忆起自己最初当大使的情景时一副意味深长的神态。
1974年夏，凌青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参加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建交协议，凌青代表中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代表签订了建交协议。1975年，中国与委内瑞拉正式建交，凌青被任命为中国驻委内瑞拉第一任大使，一直工作至1977年。
1980年，凌青开始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命全权大使。回忆起那段生活，凌青很激动，“那时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既感到高兴，也感到很神圣，因为我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凌青告诉笔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已有7 人先后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第一任是黄华，第二是陈楚，凌青是第三任，第四任是李鹿野，第五任是李道豫，第六任是李肇星，现任大使秦华孙是第七任。“那时正是我国对联合国的政策、做法变化比较大的时期，事务很多。一方面是联合国本身已不像五十年代那样由美国一手操纵而处处排斥我们，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也都变活了，更广泛积极地参加联合国活动；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我国从以前不接受联合国援助，到1978 年开始改变做法，接受援助，截至目前共接受援助22亿美元左右。再就是中国向联合国总部缴纳的会费比率，也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数目，从最初的5.5%降到0.9%。”凌青在回忆他1980—1985年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说，“当时中国跟美国正面冲突较少。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主要是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反对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让凌青尤为难忘的一幕，是1985年凌青同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汤姆逊大使共同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时的情景。“其实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过两国政府签署正式文件即生法律效应，本来也无需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但为了扩大联合声明在国际上的影响，中英双方都同意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登记，以取得国际社会的确认。”10多年过去了，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日期的一天天临近，凌青讲起这段互换文本的故事时是那样的高兴。
凌青说当大使感受最深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他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件事：1985 年凌青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40周年庆祝会，当他看到会场上悬挂着台湾国民党的旗帜，当即向大会主席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撤下台湾的旗帜。这一要求当然是完全合理的，联合国会场上的台湾国民党的旗帜最终被撤去。谈及此事，凌青说，爱国主义是周总理曾经反复告诉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应该始终铭记在心的信念，他曾经给我们讲过林则徐的爱国义举，并叮嘱我们外交人员一定要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敬业，像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
在联合国当大使工作节奏快，平时比较紧张，但也有相对轻松的时候。凌青讲了一段联合国请客的事儿。安理会每月主席都要请安理会中其他14个理事国代表吃饭。就餐方式由主人定，一般都是吃西餐，中国做东道主时则请吃中餐，这是各国代表最盼望的。他们说，中国菜不仅好看、好吃，也很有营养。就餐时主人先致祝酒辞，主要客人则答辞致谢。凌青笑着说，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驻联合国代表们往往就一些问题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平时的私交往往都很不错，见面也是友好地点头打招呼。公事归公事，私交归私交，这一点丝毫不含糊。
凌青 - 晚年生活
1985年，凌青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职位上退下来，回到福建老家，主持福建省政协的日常工作。他利用林则徐在海外的影响和自己曾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积极吸引外资，为家乡的建设和对外开放做了大量工作。1993年，他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到现在。
凌青是林则徐的后裔，但他从不在公开场合宣扬自己与林则徐的家族关系。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曾有不少外国人问及他与林则徐的关系，他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在外交部工作时，他也是持此态度。凌青告诉笔者，直到1985年之前，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都不知道凌青是林则徐的第五代孙。1985年，全国政协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辰200 周年纪念会，习仲勋、胡绳等出席了纪念大会，凌青作为林则徐的嫡系子孙也出席了这次纪念会。海外华人报纸这才首次向世人披露了凌青是林则徐的后裔这层鲜为人知的关系。
凌青对祖上林则徐遗流下来的古训仍然熟记在心。凌青说，林则徐对林氏子孙要求甚严，他留下来的许多关于爱国和自身修养的古训，到现在对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告诉我们应该具有博大的胸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则要我们树立崇高的爱国主义气节，要把自己的一生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晚年的凌青日子过得很恬淡，夫人张联也是外交官出身，她曾在1991—1993年担任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1994年离休后在家。张联笑着告诉笔者，尽管自己已经离休，但平时也并不轻松，有时比在外交部工作时还忙。目前，张联正参与编写《外交大辞典》，家里电话整天不断，晚上仍然埋首案头笔耕不辍。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