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

履历

　　崔乃夫，河北昌平（今属北京）人。

 　　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和工作。

 　　1949年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秘书，全国代销合作总社科长，兰州大学常委宣传部部长、教务长。文革其间任兰州大学林场场长,文革后曾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

 　　1978年，调民政部政治部任负责人，后任民政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评价

　　崔乃夫任部长期间，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中国的社会福利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后有了新的尝试模式。

 　　崔乃夫分别是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被尊为“公益慈善事业的教父”。 　　如果从1978年算起，直到1993年他从民政部部长的岗位上任职期满告退，他在民政部前后工作了15年；如果从1982年3月算起，他在民政部部长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1年，是为共和国60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民政（内务）部长。

 　　而这11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日益发生巨大变化的11年。

 　　正是在这11年里，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秉承服从、服务于国家中心工作的宗旨，坚持改革开放，民政事业取得了全面、长足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顺利进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普遍建立，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快速发展，撤县设市在全国大范围展开，历史空前的界线勘测扎实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试点，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管理的开拓，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婚姻登记管理、殡葬改革等传统民政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创新发展、扎实推进，中国残疾人事业长足发展，中国社会事业创立并快速发展，民政工作社会化的探索与实践开始广泛开展，民政理论、新闻文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纷纷创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11年是新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特建民政的历史背景下，正是由于这11年的努力，新时期民政工作的职责、范畴框架基本划定，新时期民政事业的腾飞与发展在这11年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11年也因此被誉为我国当代民政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

 　　所有这些，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得益于全国民政系统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理所当然地，也与在这11年间主政民政部工作、领军民政事业的崔乃夫部长密不可分。

　　1982年，崔乃夫就任民政部长之初，正是拨乱反正后不久，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其时，恢复成立不久的民政部在程子华部长的带领下，在艰苦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民政工作，为民政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用崔乃夫部长的话说就是：程部长他们那些老部长们，无论是地位、能力、贡献和影响，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高山仰止之感，他们在恢复重建民政部几年中做的工作，特别是给民政部打下的干部基础、作风基础和工作基础，都为民政工作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实现更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虽然我国的民政事业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而“重生”而发展，但毋庸讳言，就民政工作的社会知名度、社会影响力而言，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还是不甚了解，或者只知皮毛、难窥整体、未谙本质。对此崔乃夫部长体会弥深。他感慨地谈起当时的情况：“到民政部不久，我几次去问部里的或地方的工作人员，民政是做什么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只是历数民政业务的种类和多达20多项的具体工作，但都难以从整体上表达民政工作的概念。”

 　　如何给民政工作一个准确的定位，如何界定民政部门与兄弟部门之间的业务范围？这个问题当时困扰着民政系统里里外外的人们。为了尽快解除困扰，更重要的，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有利于扩大民政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崔乃夫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准确概括民政工作的定位。也就是说，解决认识上的民政是干什么的问题。 　　崔乃夫回忆说：于是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提出了一个初步概念，民政是搞社会行政工作的。行政就是政府工作，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工作的职能部门。不过这个初期结论提出后，还是有许多人不能明晰民政的概念，“后来我们通过对民政20多项业务的排列组合，发现u2018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政权建设u2019三方面可以涵盖全部民政业权建设方面，我们只负责指导城乡基层政权建保障范畴，优抚安置界定为特殊的社会保障，虽然内容比较多，但也不能囊括所有的社会保障内容，而且当时还有社会保障部；像行政区划、婚姻登记、收容遣送、殡葬改革等都是行政管理，但也只是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所以反复论证，最终提出了民政工作u2018三个一部分u2019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民政工作的内涵外延都有所拓展。但是，直到今天，崔部长关于“民政工作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的概括，对人们认识民政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服从服务整体 助力改革大局

　　“民政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整体工作。”这是崔乃夫在任时经常讲、时常说的一句话。不仅讲在口上、唱响于讲话报告之中，更重要的是，他总是自觉地将此作为主持民政工作时的指导思想，始终牢记于心，并体现在探索工作思路、决断工作部署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改革最早、最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起源于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制。这一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形势为之一新。同时，也通过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对整个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变，随之凸显了农村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与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经济体制不相适应，而改革的疾风暴雨也使得习惯了过去管理方式的农村干部一时茫然：管得多了会出错，不管也不行，怎么管又不会。于是，农村一些地方一度出现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的状况，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秩序，而且需要回应农民以政治民主权利保障经济社会权益的迫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亟须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而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承担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职能的民政部肩上。

 　　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1982年通过的新的《宪法》，又明确提出了农村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样，大队改村民委员会也已经确定下来。但是具体怎么改，兹事体大，务须慎重。在彭真同志的指示下，崔乃夫部长带领民政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承担了代中央起草有关这场改革的政策性文件的艰巨任务。从1982年初到1983年10月，民政部多次就该文件进行讨论修改，召开各种形式的讨论、修改会议，近两年间，修改了20多次，文稿摞起来有一尺多厚。在这之中，最关键的是确定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设在哪里。当时有人主张建大乡，也有人主张建小乡；关于村，则有人主张在自然村建立村委会，而在村委会之上建立村公所。崔乃夫部长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后，力主在原来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乡镇政府，一般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建立村民委员会。他认为，这样建立新的乡村组织，折腾少，有利于集体资产的传承，有利于干部群众的稳定，有利于形成地域的认同感，有利于发展群众自治；而在自然村建立村委会，之上设置村公所，多了个层次。由于切合实际，中央采纳了民政部的建议。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发出，其中规定：“乡的规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辖范围为基础。”各地在改革中，村一级也绝大多数都是按照原生产大队的规模设置。后来，虽然有个别省份建立了小乡小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实践证明是弊大于利，各自主动回归到当初民政部的主张上来。

 　　一项关乎改革大局、牵涉整体的大政要务由民政部牵头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并不多见；受权草拟“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署名的文件，也算得上是民政史上的大事；而后来被彭真同志称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出台和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更是民政工作、民政人的光荣。

 　　正是由于民政部门的积极有效的工作，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从而确保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民政工作为党和国家整体工作服务，在全局工作发挥重要作用，这件事成为一个典范。

 　　从长远看，也许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正是从这个时期创立形成的，几千年来命运一直由别人掌握的中国农民，从此可以在国家法律的保护和规范下，自己组织起来，选举自己信得过的领头人，利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法进行村民自治了，以此为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可否认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谈到这里，崔乃夫部长不无欷感叹。他在肯定基层民主巨大成就的同时，以目前农村村委会选举中仍然不时出现的贿选等现象为例告诫人们：民主的发展是个历史过程，必须有长期渐进的准备。

创立造福社会大众

　　主持民政部工作期间，崔乃夫不仅拓展或扩大了许多民政业务，而且开创了一些至今为人称道的事业。其中他构思、争取和创立的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谓惠泽民生，誉海天下，被公认为新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谈起这件事，崔乃夫感慨颇深：“为什么要创办？核心的问题是因为民政系统没钱，可该做的事情又太多，所以就得想办法自己去找钱。为此，我们想了许多办法，作了许多探索，其中一个就是搞，而也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步。”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创立的经过。

 　　早在1983年，崔乃夫部长就开始酝酿推出这件事，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成功。1986年春天，崔乃夫与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一起出差，晚上住在湖北神农架。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崔乃夫向领导反映民政工作资金困难，希望国务院能给民政多拨些经费。领导问资金缺口有多大，崔乃夫实打实地报出了20个亿，这在当时显然是个天文数字，国家肯定拿不出来。崔乃夫遂向领导提出：能不能发行，向社会募集资金？这话引起了领导的共鸣，他谈起早年在武汉读书时知道当时发行航空奖券，崔乃夫也介绍了自己了解的北平黄河的情况。后来领导突然问：“苏联和东欧搞不搞？”得到肯定回答后，领导要求崔乃夫回去写个报告。崔部长回京后，立即派人去东欧和报告递交国务院，其中详细介绍了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就发行等情况。之后，民政部按照领导嘱咐，又起草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国务院领导又找到崔乃夫说：此事关系重大，还得写个报告，报党中央讨论批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不久报给中央。其时，恰逢中央主要领导变动，原国务院领导成为党中央主要领导，民政部的这个报告在中央会议上基本通过，只是在返奖奖金设置数额上小有争议。会后，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崔乃夫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行的专题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在我国发行。万事俱备之时，领导又指示：不要以民政部的名义发行，可以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操作。于是，民政部组织筹建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并聘请了赵朴初、程子华等为中募委名誉主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6月3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京成立，国家批准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发展以“安老、扶幼、助残、济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事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经营、管理机构。22年来，在一代代民政福彩人的努力下，福彩事业迅速发展壮大。通过上述创立的过程，人们不难领略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支持、重视和慎重，不难领略到崔乃夫部长等老一辈民政人的执著和努力。历史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为新中国社会福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

 　　其实，不仅，11年间，善于创新的崔乃夫部长及其同人们，做了许多有关民政与社会建设的开创。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史上，就记载着这样一段佳话：1983年，崔乃夫部长第一次接触邓朴方。当时朴方刚从国外回来，感觉加拿大的残疾人康复工作做得很好，于是他找到崔乃夫部长，谈了想在中国搞一个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一个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康复中心的想法。后来又找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两位崔部长几次商量后形成一致意见：支持朴方成立残疾人福利基金会。1984年，挂靠在民政部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崔乃夫任理事长，李正、邓朴方等为副理事长。

 　　2010年11月9日，年第七届“公益事业与产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对中国内地行业的个人及优秀单位组织和公益金项目进行公益称号的颁发和表彰，原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因开创了现代中国而获得“终身成就奖”。

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轫于农村的改革逐渐扩展到城市，而城市改革对当时的城市社会福利、居民委员会便民利民服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崔乃夫部长的主导下，在不断的思考、探索和实践中，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个问题最初是在1986年左右提出的，当时改革开放进行到了一定程度。当时在城市，社会上有呼声，认为政府为大家提供得少，索取得多。中央号召各个部门加强服务，作为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我们面临的核心课题就是民政部门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回答好这个问题，也就做到了民政工作服从服务于中心工作的问题。思来想去，我们感到，民政部门理所当然地要把工作定位在服务上，而立足点就在社区，在社区开展社区服务。”崔乃夫说。

 　　选择社区这个实体作为服务群众和社会的落脚点，是当年崔乃夫力排众议作出的决定。当时民政系统内有的同志对此有异议，甚至认为崔部长老提新名词。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对社区服务这个概念接受非常快，社区服务发展也非常快，服医疗服务、计生服务等等工作也纷纷进入社区。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话：“社区服务是个筐服务这个概念越变越宽泛的时候，崔乃夫部长感到社区服务这个“筐子”太小了，于是他于9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了“开展社区建设”，“全方位建设社区”，进一步“巩固、提高和发展社区服务”的整体思路。当时，有社会学者和专家指出，国外都叫社区发展，我们也应该与国际接轨。崔乃夫在深入分析后认为，发展带有向外扩展等含义，而在中国的社区不仅有发展的意义，而且也有多方面发育、内在建设之义，建设也容易为国人理解与接受，并且，我们不一定什么都要与国外相同，“所以，我们坚持定为社区建设，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国理念，或者说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总结概括与升华。”崔乃夫说。

 　　回顾当初，即使是在民政系统内部，也确实一度有不少同志不理解社区建设概念的创立。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社区建设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之必需，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所高度倚重；即使从民政部门自己的“算盘”来看，如果没有及时提出和抓住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的理念，不及时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没有了当时民政工作的着力点、落脚点，以及后来民政工作发展的增长点，难以想象如今民政工作在城市能处于目前这种重要的地位！而这，也正是崔乃夫部长被后来的民政人称道为“善于为民政长远谋、善于为民政后来人谋”的典型写照之一。

　　社会保障在今天已经不是新鲜词汇，前不久，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养老保险试点，近期内使10%的农民实现养老保险保障。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崔乃夫就主持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开始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灾害保险的试点，并在第九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明确提出初步建立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制度雏形。

 　　中国人过去常讲“养儿防老”，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这种固有的养老方式显然遭遇到种种困难，完全靠“养儿防老”已经不现实。谈及这个话题，崔乃夫说，“我一直认为，解决这么多农民的养老问题，仅靠养儿防老，不行，但也不能完全靠国家，国家当然应该给予优惠的政策，也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但这只能是一部分，农民养老还是要以家庭为主，还是应该强调农民自己投保，即在他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为自己积蓄养老金，进入个体良性循环。我一直不主张政府包揽过多的社会养老，因为国家包不了、包不好，也不能包，何况这样对政府的压力过大，对个人养老意识的培养也不利。”

     “农村灾害救助也是同理，中国是个灾害频发国家，有了灾害，一要靠国家，二要靠保险。”崔部长回忆说，当时我们提出搞农村灾害保险，但有人感到风险太大，怕赔付不起，所以不赞成搞，殊为可惜。同时，他谈到救灾工作时说：多年救灾工作的经验证明，国家救灾主要是临时解决吃、穿、住、治，重建家园还是要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资金哪里来？靠政府不是唯一途径。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让人们在衣食无忧的阶段，为自己的财产，比如农作物、房产等进行投保，以防不测。

为责任而谋因时势而断

　　崔乃夫担任民政部长期间，民政业务在不少方面得到拓展：新建了社团管理司，新增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业务，基层政权、行政区划、社会事务、婚姻管理、政策法规、人事教育、综合计划、国际合作等都扩大为单独的司局，并指导中残联、老龄委和中募委工作。在许多善谋善断——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他善于从战略上对民政工作进行分析、论证，为民政事业的长远发展进行理论奠基和发展铺也使民政系统特别是民政部机关许多干部职工受到启迪和影响。谈及此，崔乃夫部长很谦虚。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他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崔乃夫认为，如果一个人心里不装事、不想事，那他就没有什么可谋的。作为一名民政工作者，特别是作为民政部长，面对那么多繁重的工作任务，职责促使你必须不断地去思考、去谋划。民政工作发展前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遇到一个个困难，然后结合实际想办法不断克服、解决困难的过程。同时，在解决困难中，要善于了解各方面的信息和情况，善于分析研究，善于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知道古今中外的做法与思路，集思广益，最后从中选择最好的思路和办法，就容易做成事情——此谓之善谋。

 　　什么是善断？崔部长说，有了好的主张和办法，什么时候可以做，必须格外注意。这里，特别要注意善抓机遇。因为机遇就像一匹奔马，稍纵即逝，时不我待。比如福利企业，20世纪50年代就存在，到了80年代，抓住乡镇企业和街道企业大发展的时机，我经过与财政部领导沟通，争取到给予减免税收的政策支持，提出小型、分散、集体为主的福利企业发展方针，利用乡镇街道企业推动福利企业，很快，全国福利企业有员工200万，产值达到2000多亿元。又如你们《中国社会报》的创建，就是因为需要向社会宣传民政，需要引导和统一各地工作的指导思想，需要发现和交流各地实践中涌现的鲜活的新经验与新亮点，我就力主同意创办了报纸。再如，1988年设立海南省，实行省管县体制，建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有力地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与建设。还有长期的界线纠纷，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也是思考许久，最后抓住机会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同意支持后，不失时机地开始“千年一划”的历史性勘界工作。当然，改革创新，谋略决断，有时还要求你敢于冒点风险，像中华慈善总会酝酿成立时，议论多多，甚至反对、非议之声不少，但是我认为我们是社会性群众性组织，不拿国家一分钱，只是想在法律规范下为社会做好事做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做错了你可以查我、处理我，就这样，硬着头皮成立了，结果很快受到社会的承认与接受。所以，我以为，善断就是要因应时势，既符合实际，又选准时机。

谦逊长者 睿智老人

　　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崔乃夫部长，至今身体健康，特别是反应敏捷，思维清晰。他告诉记者，他退下来之后有一个原则，就是仍然关心民政工作，但是具体事情从来不过问、不参与。他说，从你们报纸等途径，我了解到这十几年民政工作的成绩很大、发展很快；他说多吉才让部长和李学举部长他们工作做得很多、很好，比他自己做得好，弥补了他当时的不足。

 　　老部长并不是在故作谦虚，而是实实在在地思考历史、盘点自己的民政生涯。他一再要求记者一定要写上他对自己民政生涯评价的几句话：“我担任民政部长11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在u2018三化u2019方面做得不足，这u2018三化u2019就是法制化、专业化、现代化。”

 　　法制化具体是指立法。崔乃夫表示，当年民政部对相关民政方面的法律的制定、修改、淘汰做得不到位，立法工作相当薄弱。

 　　专业化是指许多民政干部没有成为相关业务领域的专家。他特别强调，民政干部不应是“万金油”，不是谁都能做民政干部，像政权建设、行政区划等等，都应该成为他那个方面国内权威的专家，而他认为自己在培养干部成为专家方面做得不够。

 　　现代化是指了解当代国际最新动态，能够看清楚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他说，这并不是说凡事都要追潮流，或者都要与国际接轨，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国外这项工作的最新发展情况，明白现代化的大趋势，也许我不一定按照国外的办法做，但我知道大趋势，至少不会与社会发展逆向而行，不会逆潮流而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