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龄

李鹤龄 - 李鹤龄

李鹤龄 (1902—1927)，原名李登寿，又名李合林、李松林，郫县郫筒镇东街人，生于1902年8月6日。其父李星衢，以经营古旧衣货为业。留法勤工俭学。李鹤龄于1913考入郫县高等小学，后转入模范高等小学第一班，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5年李鹤龄考入成都联立中学。

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中学。在清华中学读书期间，李鹤龄曾参加著名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当时正值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李鹤龄于1920年4月去法国，先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由于成绩优良，被华法教育会聘用，作批转信件的工作。1921年秋，经华法教育会华籍秘书李光汉介绍，李鹤龄任华籍女律师郑毓秀的“代笔师爷”。郑毓秀系广东人，是1913年留学法国的唯一女官费生，留学期间曾3次回国。郑毓秀于1922年春在巴黎大学发表博士论文后，成为中国在法的名流人士，与法国的政界人员有密切的往来，拜法国国会议员禹格勒阿为义父。郑毓秀所住的房屋就是其义父赠予的。

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到法国不久，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的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许多工厂停业，新去的许多勤工俭学的学生不但无工可做，连学习也无法进行。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开展争取“三权”（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李鹤龄与同学们一起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请愿，明确提出“三权”要求。陈箓却勾结法国军警殴打学生，激起旅法华侨团体和国内各界的一致声讨。1921年4月，中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向法国政府贷款5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打内战。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得知此项消息后，群情愤慨，在赵世炎、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同学的领导下，筹备并召开了“反对中法借款大会”。李鹤龄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拒借大会。大会上，中国驻法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代表公使陈箓参加大会，愤怒的学生们质问王曾思借款一事，王矢口否认，遭到同学们的痛打。由于在法学生们的反对，国内各界人士的痛斥，北洋政府的借款一事未能得逞。

1921年，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法国里昂修建了中法大学（简称“里大”）。但是，当中法大学建成后，招收的学生却大部分是由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官僚贵族子弟，对勤工俭学学生一个不收，这就引起全体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极大愤怒。9月12日，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陈毅、陈炎等104人，不顾法国军警和校方的阻拦，涌进中法大学，占据一座楼房。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强行进驻“里大”后，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同学们节衣宿食，千方百计筹集钱款支援他们。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和在法的官僚政客吴稚晖等人，表面上假情假意地同学生们兜圈子，暗中却勾结法军警对进驻“里大”的学生代表下毒手。10月14日，法国军警将进驻“里大”的全体学生代表强制上船，驱逐出境，遣返押解回国。

通过争“三权”的斗争，反借款的斗争和进驻“里大”的斗争李鹤龄看清了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箓，是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在法罪魁，他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罪魁。由于李鹤龄掌握中、法两种文字的能力较强，郑毓秀掌握法文的能力还可以，但中文能力却很差，写起中文来往往词不达意，且错别字连篇。所以郑毓秀草拟中文稿或作翻译工作时，都离不开李鹤龄这个代笔师爷，因此李鹤龄是住在郑毓秀的寓所内。这样李鹤龄就有机会接近在法的中国官吏，他决定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待机枪杀陈箓。

机会终于来了。1922年3月19日，为郑毓秀女士生日，法国政界不少的人和在法的中国官吏名流如公使陈箓偕夫人、领事廖世功以及中国铁道工程师张祜等均至郑毓秀的寓所贺寿。李鹤龄把从游乐园购置的用作射击游戏的手枪（击中要害处也能致死人命）擦拭一新，上好五粒子弹，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午宴上，李鹤龄看见陈箓那得意忘形的样子，气得咬牙切齿，多次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进内衣，摸着枪把，很想当场就将陈箓打死。可是由于人多，没有机会下手，心中暗想：让你再活两小时。午宴毕，李鹤龄上楼休息，密切注视着楼下陈箓的动向。直至下午二时，李鹤龄听到楼下陈箓夫妇向主人告辞，他立即下楼冲出门外，见陈箓已上汽车，他急忙举枪射击。遗憾的是连发3枪均未击中，吓得陈箓紧紧伏在车内，子弹打破玻璃，擦伤了陈箓老婆的手臂和同车张祜的耳朵。李鹤龄正要发第四枪，已被郑毓秀的双手箍抱住，只得弃枪逃遁。附近法国警察局立即派人将郑毓秀的寓所包围，严禁出入，进行搜查。三小时后，李鹤龄到法国警厅自首，供称因陈箓迫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不得人心，出于义愤故杀之，为里昂中法大学被迫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

李鹤龄到法国后，没有像其他多数的勤工俭学同学那样，为生活所迫，到法国的小城镇、小工厂到处找活干，好不容易找到一项活，干不上两三月又被人家辞退，只得又别寻新路，一年四季都在奔波。而李鹤龄却被名流人士郑毓秀聘用，一直住在高级寓所内，与上层人士的接触也较多，如果想攀附这些官吏要员，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可是，李鹤龄没有去攀附那些权贵，反而对他们切齿痛恨，甚至颇为大胆地枪击公使大人，他的勇敢之举，吓坏了以陈箓为首的官吏要员，使他们不能不考虑今后在对待勤工俭学学生的问题上，不要把局势搞得太僵了，因为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人数达1300多人，并且在他们身后还有法国和国内的许多人支持他们。李鹤龄枪击陈箓的勇敢之举，得到广大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和主张正义人士的赞赏，他们在舆论上和物质上给予李鹤龄很大的支持，并四处奔走联络，群起声援李鹤龄，强烈谴责陈箓。在异国法庭上，李鹤龄义正辞严，用流利的法语答辩，博得在场大多数旁听者的同情。法庭无法作出判决，只好将李鹤龄暂时拘押。由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领导，旅法华侨、留法学生联合会以及法国主张正义人士，纷纷揭露陈箓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旅居英、德、比、奥等国的华侨也通过报界或直接致电致函声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狱中的李鹤龄辩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老奸巨滑的陈箓只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从宽发落”。李鹤龄得以获释。

从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选送一些党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先后去的四川籍学生有赵世炎（酉阳县人，192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刘伯坚（平昌县人，1935年在广东大庾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希贤（小平）、聂荣臻、朱德、林修杰（南充人，1928年在江西波阳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穆青（树珊、合江县人，1930年牺牲于巴县）、李畅英（大章）等。李鹤龄是旅欧支部第二批选送到莫斯科的。1923年11月，李鹤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课程和军事课程。1924年，由于孙中山颁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南方革命政府与苏联关系更加友好。苏联应孙中山的要求，在莫斯科专门为中国开办了一所大学，只收中国学生，这就是中山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这样，从法国选送到莫斯科的学生，与从国内选送到莫斯科的学生都到中山大学就学。

李鹤龄于1925年初回国。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李鹤龄被安排到刚开办不久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6年在广州参加北伐军，在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组织科科长。1927年北伐军攻下武汉，由于武汉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工运工作急需充实力量，李鹤龄奉调做工运工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由于我党主要负责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看不到潜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敌人，看不清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一丘之貉，自动解除了武装，不采取防范措施以防止蒋介石之类的人物再次发动反革命政变，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把持武汉军政府的汪精卫身上，期求汪精卫把大革命的旗帜再举起来。7月15日，汪精卫的狰狞面目暴露出来了，他与蒋介石一样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又象上海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惨遭杀害，李鹤龄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都在这次白色恐怖中惨遭杀害，以他25岁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壮美人生赞歌。

李鹤龄 - 李鹤龄是否是共产党员考证

据史学家林虎考证，李鹤龄的确是共产党员，1902年8月，李鹤龄生在古蜀国的都城——郫县，1927年7月，李鹤龄把他的满腔热血洒在江城——武汉，前后时间不到25年。时间是短暂的，可留给后人的财富却是宝贵的。

李鹤龄是不是中共党员？如果是中共党员又什么时候入的党？李鹤龄是怎样牺牲的？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科长是否属实？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查找了一些资料。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4页第1行“担任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军要职的中共党员”栏的第57页19行载有如下文字：

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

秘书主任（即秘书长） 李一氓

党务科科长 季 刚

组织科科长 鹤 龄

根据李鹤龄亲属提供的文字材料：“1925年初李鹤龄从莫斯科回国，1926年在广州参加北伐军，任北伐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根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里黄里州（映湖）文《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51页第13行写道：“李鹤龄在莫斯科住东方大学，一年后回到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任科长。后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中牺牲。”根据《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九辑李一氓文《北伐和南昌起义》（上）第12页第1行写道：“李合林，四川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总政治部（大前题是北伐军）社会科长。”这里李一氓的回忆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所载“李鹤龄任组织科科长”有些出入，我们认为可能是职务称谓上的不同，或任职时间的先后不同所至。以上载文均可证实《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列的“组织科科长鹤龄”即是本文介绍的李鹤龄同志。李鹤龄既已被列入北伐军中“担任要职的中共党员”了，李鹤龄的党员身份也就证实了。另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二十九册杨逸棠文《第一次国共合作片断》第35页倒数第5行写道“在部内（北伐军总政治部内）主要共产党同志如章伯均、李民治、李合林、潘汉军、恽代英……”都可证实李鹤龄的中共党员身份。

至于李鹤龄是是怎样牺牲的，前面黄里州的文中已谈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中牺牲”。同书李伟文《留法勤工俭学亲历》第150页第2行中写道：“（李鹤龄）初在广州参加工作，北伐前（或后）在汉口组织工运壮烈牺牲矣！惜哉！”

至于李鹤龄的入党时间，得从李鹤龄1923年11月被旅欧支部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说起，与他同去的有刘伯坚等10余人。根据何长工《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一文中写道：“从1923年开始，为了加速培养干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旅欧总支部便有计划地选送大批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十九册第165页第13行）旅欧支部称被选送者为“同志”，李鹤龄就是被选送者之一，因此我们认为李鹤龄的入党时间应是1923年。当然，这只是推断，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