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焘

　　原名曙先，浙江省衢县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1924年毕业后回国任教。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派至法国里昂大学攻读语言学。1931年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曾任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第三届特邀代表，江苏省人大代表等。中国近优秀现代国学家。

　　方光焘积极参加中国文法革新问题及语言和言语问题等的讨论，在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从语言事实出发建立汉语语法体系、建设我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以及培养语言学研究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积极参加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陈望道发起的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讨论了汉语词类划分、划分词类的依据、汉语有无形态变化、语法体系的共时性与语法变化的历时性的关系及语法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等问题。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体系与方法》（《语文周刊》1939年第28期），其中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他强调研究方法对建立语法体系的重要意义，提出广义形态学说。所谓广义形态，即“关系”“结合”等。他认为广义形态是语法研究的对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方光焘作为重要发轫者之一，发起了语言与言语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南京大学论坛》1959年第4期）、《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等多篇文章。这些论文大都收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集》中。方光焘作为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曾在留学时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过《疟疾》《曼蓝之死》等小说，并翻译了英国、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合作编译出版了《文学入门》。解放后曾任江苏省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方光焘的《语法论稿》，其中收录了他语法方面的多篇论文。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收录了他语法和语言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多篇。

20世纪中叶，在人才济济的中国教育界，有一颗明星始终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这就是语言学大家方光焘。方光焘毕生致力于教育、文化和文学事业，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生前没有专著问世，连发表的文章也很少，但大家公认他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代宗师；虽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没有他的名字，但他的学术影响，可能不比书上有名字的某些人差，甚至某些著作等身的学者都无法与他相比。

两度留学，精通三国语。方光焘（1898.8—1964.7），字曙先，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家庭。祖上虽然有过富裕的日子，可是到了他父亲一辈的手上，家道中落，早已今非昔比。家里有个小酒坊，再加上几亩薄地的佃金收入聊可维持家用。方光焘憨厚耿直，从小聪颖过人。目睹每况愈下的家庭处境，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面对望子成龙的严父慈母，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为了摆脱对家庭的依赖，他痛下决心，发奋图强，学会本事，独立谋生。第一次留学始于1916年，他在衢县中学尚未毕业的情况下，就跑到上海去报考留美预备学校。所幸天遂人意，一考就中，他欣喜万分，埋头苦学，半年后便转入沪宾英文专门学校。1918年8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公费赴日留学。遗憾的是家中经济拮据，入不敷出，没有资金帮扶他留学。于是方光焘便想方设法从亲友们那里东拼西凑，借来200元钱作为留日的费用。初进东京东亚日语预备学校补习日语，次年春季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那时东高师的学制是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但留学生要读了一年的特别预科之后，才和日本学生一同读正式预科，然后分别进入各个专门的科系学习。方光焘和田汉都是英语科，也是同班同学，专习英语及语言学。当时东高师的英语科是相当有名的，这不仅因为有冈仓由三郎、竹友藻风、盐谷荣、神保格等著名教授，而且还因为邀请英国著名教授帕麦来校讲授英语语音学以及推行国际音标，倡导标准英语。那时的方光焘，中等身材，穿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袍子，头发硬得像茅柴，两眼高度近视，眼镜深得像两个洋瓶底。他，貌不惊人，年方二十就有点弯腰驼背，老气横秋了。然而，他才思敏捷，言辞锋利，勤奋好学，品学兼优。1924年3月本科毕业后旋即回国。这次留学日本，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方光焘的收获不仅是精通了日语和英语，而且还为日后专攻语言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方光焘的第二次留学是在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派遣，赴法国里昂大学读研究生，专攻一般语言学和语法理论。这个学校是李曾等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作费来开办的一所学校，同时也是以勤工俭学为基础为基本原则的学校，在中国留学生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方光焘这次出国说是公派，其实学校是用留职停薪的方式让他出洋的。自然巨大的留学费用只有通过自身勤工俭学的方式才能解决。去时他只准备了几百元费用，想不到留学开支很大，还不到一年那点钱就花得一干二净了。当时方光焘的身体状况不佳，还做了痔疮切除手续，根本无法做任何工作，所以不能“勤工”，只好“俭学”了。无奈之下投书向留日同窗章克标求助，通过章的周旋才从国内好友邵君那里借了500元来维持他的留学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方光焘毅然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这次留法的时间并不长，收获却很大。如果说早年留学日本，是通过接触小林英夫翻译的《言语学原论》来初步了解索绪尔学说的话，那么留学法国是他深入了解语言学，并把索绪尔确立为自己的终生学术信仰的关键时期。因为，那是索绪尔的弟子在法国大学执教年代，索绪尔学说在法国开始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代。

三大论争，造就一宗师。方光焘1931年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主要讲授语言学，着力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并潜心于把这些理论用于汉语分析的探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的革新者。新中国建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中国文法革新问题及语言和言语问题等的讨论，在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建设我国普通语言学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语言学界发起的三大论争中，他以超人的才思睿智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博得了学界的好评。在1938—1942年由陈望道发起的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中，方光焘始终是一员主将，他宣扬索绪尔学说，旗帜鲜明，锋芒毕露，针锋相对，得理不让人。他先后发表了《体系与方法》等六篇论文，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和语言的体系性，他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可谓一鸣惊人，奠定了他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崇高地位。在1956年的词类问题讨论中，他作了《汉语词类研究问题的几个根本问题》学术报告，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他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并认为这种广义的形态应该是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有趣的是学术界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直到如今仍然没有跨越当年方光焘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之外。针对北京大学高名凯的“言语有阶级性”的论断，方光焘在《南京大学论坛》上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与施文涛合写）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语言与言语的争论。在历时四年多的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漫谈语言和言语问题》、《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等重要论文，这对区分语言与言语并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理论上的廓清，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方光焘十分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语言研究中所作的新尝试，他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当朱德熙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说“的”》等论文后，他立即组织南京大学师生讨论，鼓励撰文对朱文发表意见，并亲自作了《论语言记号的同一性——评朱德熙先生的〈说“的”〉》学术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修订意见。

中国语言学有南派和北派之分，文法革新讨论可以看作是南派诞生的标志。北派以高名凯为代表，南派以陈望道和方光焘为首。陈望道和方光焘共同创建了南派语言学，但是陈望身为复旦大学校长，繁忙的社会工作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工作，而方光焘虽然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但主要还是教师。所以南派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方光焘在挂帅。他大张旗鼓地同高名凯论战语言与言语的时候，陈望道在上海展开文法和语法的大讨论，一方面学术影响不是很大，另一方面参与人数很少，只局限在上海内部。正如北大教授在他的《语言论》专著中所说，“当时的理论语言学界，北方以高名凯为代表，南方以方光焘为旗帜。”这也就是后人把方光焘誉为中国语言学宗师的理由所在。

一生从教，桃李满天下。方光焘是著名的语言学大家，也是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和教育家。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 新文学团体“创造社”，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同为早期创造社的成员；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兼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联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等职。他早年在《创造》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和论文多篇，被收进《中国新文学系》的有《疟疾》和《曼蓝之死》。他的作品不多，大约他好研究学问，早把创作生活牺牲了。然而，单就《创造季刊》和《周报》上所发表的几个短篇，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当写实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列主义就有了初步认识，但因受阶级定命论的影响，认为自己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不足担任这种使命，而自己又不愿意表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而放弃了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学创作，而改作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讲授过文学概论，现代散文、现代文学名著选、鲁迅研究、世界文艺史和文艺学等课程，著有《文学入门》（与章克标合著），并发表过十多篇相关论文和译作。

方光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教育态度认真，讲课生动活泼，善于联系实际，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深受学生欢迎。更可贵的是，他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甘愿牺牲自己，埋在泥土底下，将来会产生出无限的麦子来。他就是以这种甘做“一粒麦子”的精神，乐育英才，去追求人类幸福的理想。方光焘可谓一生站台，桃李满天下。他的学术成就是同他的弟子密切联系着的。方光焘是语言学大家，也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许多人。他培养了许多语言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也是后继有人的。他的语法学思想体现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导胡裕树的学术活动之中。胡裕树曾说过，“方先生说，“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这就是中国语法学的正确道路。总有一天，要走到这条路上来的。”胡裕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可以说胡裕树是方光焘早年语法思想的主要代言人、阐述者和继承人。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思益是方光焘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其学术思想的真正继承人、发扬光大者。方光焘的重要学术思想就充分体现在徐思益的论著中。弟子施文涛和黄景欣是语言和言语讨论期间方光焘的代言人和阐释者。方光焘晚年与朱德熙的学术论争时，黄景欣是方光焘的第一助手，他的论著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方光焘的观点。但继续方光焘晚年学术思想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吴为章、锦州师范大学教授冯凭、南京大学教授卞觉非等。吴为章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方光焘晚年的学术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根元、龚千炎和曹建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庄文中，中华书局编审赵诚，南京大学教授王希杰、裴显生、王继中、许惟炎、方华，南京晓庄师大教授夏锡骏，中山大学教授、博导黄家教，兰州大学教授黄伯荣，浙江大学教授方文惠，宁波大学教授边兴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方光焘的语言学思想，分别在不同的领域里做出了成绩。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王希杰和陆学海，在宣传和确立方光焘的学术地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希杰才华横溢，造诣高深，他在全面推介先师方光焘的语言学成就，确立方光焘的学术成就方面功不可没。陆学海是方光焘的最后研究生，也是最虔诚的弟子。他对方光焘学术思想做出了其他第子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方光焘《语法论稿》主要是陆学海根据自己的课堂笔记记录整理的。这些课堂记录充分显示了方光焘的语言学大家的本色。

方光焘因病死于1964年，逝世至今已有四十五周年了。尽管他生前没有编过集子，但他的学生却把他的论文、报告、提纲、教材讲稿的记录编成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和《语法论稿》，而其中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法论稿》一书，还荣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吴玉章一等奖。人谢世了三十年，却有作学生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收集他的文稿、讲稿，奉献给当代和后世；生前没有著作行世，死后居然有大作获学术界最高奖——这真是举世罕有，千古美谈！方光焘先生如果在天有灵，那真的可以死而无憾，含笑九泉了。

1931年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曾任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第三届特邀代表，江苏省人大代表等。方光焘积极参加中国文法革新问题及语言和言语问题等的讨论，在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从语言事实出发建立汉语语法体系、建设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以及培养语言学研究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积极参加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陈望道发起的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讨论了汉语词类划分、划分词类的依据、汉语有无形态变化、语法体系的共时性与语法变化的历时性的关系及语法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等问题。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体系与方法》（《语文周刊》1939年第28期），其中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他强调研究方法对建立语法体系的重要意义，提出广义形态学说。所谓广义形态，即“关系”“结合”等。他认为广义形态是语法研究的对象。

0年代末60年代初，方光焘作为重要发轫者之一，发起了语言与言语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南京大学论坛》1959年第4期）、《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等多篇文章。这些论文大都收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集》中。方光焘作为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曾在留学时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过《疟疾》、 《曼蓝之死》等小说，并翻译了英国、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合作编译出版了《文学入门》。

解放后曾任江苏省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方光焘的《语法论稿》，其中收录了他语法方面的多篇论文。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收录了他语法和语言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多篇。

方光焘是中国新文学的创造者之一，早在1921年他在日本与郭德表、郁达夫等同为创造社成员，在其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多篇论文。他在任教期间还讲授过文学概论、现代散文、现代文学名著选、鲁迅研究、世界文学史等课程，著有《文学入门》，并发表过十多篇相关论文和译作。

方光焘是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留日期间就研究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1931年四国就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在安徽大学时曾公开演讲，批判封建文学，介绍鲁迅反帝反封建之新文学；1937年在暨南大学讲课时，因介绍历史唯物论的文艺理论而深遭校方责难。抗战时期，在郑振铎、王任叔等人领导下参加各种讲演会、讲习班、读书会，宣传抗日，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1946年还与学生协力将破坏民主之特务驱逐出暨南大学，并因与校长发生冲突而愤然离职。1947年在中大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支援学生五二○运动，并发表反对非法逮捕学生的宣言，因此收到过特务机关寄来的子弹。在中大迁台之议时，他严正声明决不去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许多工作，他为人正直坦率，极富正义感，原则性很强，在师生中具有很高威望，1956的3月13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茍，尊重科学，成为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发难者和组织者。1956年他作了“汉语词类研究与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认为意义部与形态部结合的结构、构造叫形态，这种广义形态应该是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1959年在《南京大学论坛》上针对高名凯的“言语有阶级性”的论断，与施文涛合写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一文，作出了言语没有阶级性的大胆论断。在历时长达四年之久的争论中，他连续发表了5篇重要论文加以阐明。这在当时鼓吹“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特殊时代是需要高超的胆识与极大的勇气的，确实难能可贵。

令人心痛的是他终因常年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于1964的7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仅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