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

1814年5月8日，巴枯宁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的一个叫普里阿姆基诺的小地方。作为一个当时被人们称为“小贵族”的家庭里的长子，他是在充满田园般的纯朴浪漫环境中长大的。按照父亲希望他将来从事军事生涯的意愿，他在14岁时被送到圣彼得堡炮兵学校。和其它年轻贵族兼帝国未来的军官们一样，青年巴枯宁那时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但是他很快就对军营失去了兴趣，并试图用各种办法摆脱。不懈坚持几年后他如愿以偿，但也为此连累他父亲得罪了一些朋友。

他突然决定就读莫斯科大学，并在那里认识了赫尔岑与奥伽雷夫。这两个人当时从圣彼得堡被流放到莫斯科。巴枯宁并不是课堂里的好学生，但他热衷于德国哲学。假期来到时，他回到家乡普里阿姆基诺，怀着一个目的：离开俄国，到德国去学习黑格尔理论。最后赫尔岑解囊帮助他实现了这个计划。时间到了1840年，巴枯宁已经二十六岁。在柏林，他是维尔德课堂上的常客。维尔德是当时黑格尔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就像那个时代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许多年轻哲学爱好者一样，黑格尔理论对巴枯宁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引导巴枯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在那时，他决定不再返回俄国。

他开始经常与民主圈子的人士密切来往，与此同时，沙皇的秘密警察也开始注意上了他。巴枯宁只能选择离开德国。他先后辗转瑞士和比利时，最后来到法国。

在巴黎，他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常常与德国和波兰的流放人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认识了蒲鲁东，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值得提醒的是蒲鲁东府上在1845年那个时代几乎被视为全世界革命人士的“圣地”。巴枯宁深深被蒲鲁东的理念所吸引。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枯宁唯一的活动似乎仅仅是广泛地与巴黎各界民主人士讨论。有一次他受波兰年轻人的邀请在一个纪念波兰革命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巴枯宁的首次演说经历。俄国大使对此马上做出反应，法国政府在压力下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他来到了比利时。

1848年初。“二月革命”在巴黎爆发。巴枯宁闻讯立即回到巴黎，并热情投入到激昂的运动中。集会、游行、街垒抗争中都有他的影子。在一篇刊登在“改良”杂志上的文章中，他写道：欧洲大陆只要还有皇室的一点残余，革命就会枯竭死亡。 在他看来所有国家都应该去除暴君。他的这番话显然特别指向斯拉夫国家而言。接下来波兰发生起义，他匆匆动身前往；起义被镇压下去时，他还在德国。于是他改变行程来到布拉格，参加那里的一个奥地利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布拉格市状况频繁出现，并导致了持续五日的骚乱，最后大会代表们不得不撤离奥地利（当时布拉格位于奥匈帝国内）。

巴枯宁随后来到德国的德雷斯顿，这里也出现了革命风潮。巴枯宁自然加入并成为这个革命运动的主要成员。 可是和其它地方一样，运动还是以反动势力凯旋收场，他被投入监狱。当局对他的审判拖了又拖。直到1850年他被判处死刑，稍后改判终身强制劳动。奥地利和俄国都要求将他引渡。最后德国人把他交给奥地利，后者在1851年5月又将他引渡回俄国。

就这样巴枯宁回到了他曾不愿再次见到的俄国，他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皮埃尔保罗城堡中。在狱中他写了一份著名的（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恭维沙皇是“慈父”，承认自己是“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表示向沙皇“伏地求恩”。由于他卑躬屈膝，连续得到减刑。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总督是他的舅父，他被委托到名地去巡视，趁机逃出西伯利亚。

整整八年以后，巴枯宁被减刑为终身放逐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成功逃脱，并辗转日本、三番市、纽约，终于在1861年底来到伦敦。

巴枯宁很快就和1848年以前认识的革命人士重新取得联系。这时起义在波兰再次爆发。很多志愿者组织起来试图经过俄国水道输送支持力量。巴枯宁也加入了这一行动，他历经惊险曲折，两次赴瑞典。

巴枯宁在巴黎安顿下来以前，曾在伦敦与马克思有过一次会面。到巴黎后在蒲鲁东过世前不久他又与蒲鲁东相见。巴枯宁经过日本、美国，于1861年重返欧洲。他把自己打扮成越狱归来的“英雄”，以“老革命”自诩。

1866年巴枯宁赴日内瓦参加“和平与自由联盟”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成员，负责策划行动计划。在这一阶段，他写下了论著《联邦主义，社会主义与反对神学主义》，并结识了后来成为他思想传人的詹姆士·季佑姆。

1868年， 巴枯宁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际劳工联合会”。他进而要求将“社会民主国际联盟”纳入“国际劳工联合会”。开始该要求受到拒绝，后来还是获得同意，但是以“联盟”地方分会的名义被接纳。

在“国际劳工联合会”（后来的第一国际）内部，巴枯宁很快就与马克思产生分歧。冲突原因远不是简单的个人矛盾，根本上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革命的组织思想之间的对抗。巴枯宁反对中央集权政府和对革命领袖的服从。瑞士巴塞尔大会上，巴枯宁代表的力量虽然得到加强，但两派的斗争在以后的日子里非但没有中断，而且将以各种形式愈演愈烈，从这时，巴枯宁开始玩弄阴谋，企图将第一国际分裂，从而篡夺国际领导权。然而，他的阴谋诡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马克思主义者击破。

这时，法国的拿破仑在普鲁士被俾斯麦军队打败。 共和国呼之欲出。巴枯宁来到里昂，在法国革命人士的帮助下成功占领市政府以向市民“宣告取缔国家压迫”。但是民众没有响应这群人士的行动。

意大利民主党人士马兹尼发表了对巴黎公社及社员的严厉批评，巴枯宁这时正在意大利，他立即在当地报章上对此做出一系列的响应。1872年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他指使其党羽搞分裂活动，和季佑姆被开除出“国际劳工联盟”（其总部已经转到纽约）。接下来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组织（仅剩下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完全消失 。

一直到1873年，巴枯宁留在汝拉地区同盟会。由于年纪体力关系，他后来退出该会。1874年他又参与意大利波伦亚一次市民起义的发动工作。事实上他对起义的成功并不乐观，但“死在街垒战地”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起义计划后来被警方发现而流产。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他又一次出走逃亡。

巴枯宁一生的最后两年在远离政治的环境中度过，有时在意大利，有时在瑞士。1876年7月1日，巴枯宁在瑞士伯尔尼去世。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主要著作有《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1866）、《革命问答》（1869）、《上帝与国家》 （1870-1871）、《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等。其中1866年写成的《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标志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已逐渐形成。他认为，人类进化的目标在于完成人性，只有当个人得到绝对自由时人性才能获得最完满的实现。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同个人自由相对立的，因而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主张通过暴动和不间断的破坏立即消灭国家，然后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各自由公社的联邦。联邦中的所有个人和团体都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权力的支配。另外巴枯宁于1873年发表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集中表达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与马克思不同，巴枯宁的一生风暴迭起。每一次反抗政府的行动总能得到他的同情，在支持这些行动时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安危。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个性魅力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他的著述也像他的生活一样与马克思的著述大不相同。他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条理，大都是即兴而作，除了一些谈论当时的政治情况的篇章外，一般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从不面对经济事实，而通常是一头扎进理论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和马克思相比，一当他从这些领域脱身出来，他更要受制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而不相信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他赞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可他仍然从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的篇幅最大的著作《鞭笞统治的日尔曼帝国和社会革命》主要就是谈论普法战争后期法国的形势以及抵抗日尔曼帝国主义的措施。他的多数著作都是在每两次起义之间的间隔期内仓促写成的。他的文字的杂乱无序倒也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与国家》，而这不过是其思想的残篇断章。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家的信仰乃是人类自由的两大障碍。

巴枯宁认为，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是道德的唯一基础，无自由即无幸福。国家按其性质来说，必然是对外实行侵略，对内庇护特权阶级，剥削人民劳动的暴政独裁工具。 有国家必然有统治，有统治必然有奴役，有奴役即无自由。他主张立即摧毁和破坏一切国家，只有国家的消灭才有资本、 剥削和奴役的消灭。他提出要摧毁国家必须不断地进行暴动，由个人坚强意志领导的密谋团体组织全民暴乱是推 翻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巴枯宁虽然认为农民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把流氓无产者看作暴动的主要力量，认为在他们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他把未来社会描绘成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他反对一切权威、社会立法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拒绝进行政治斗争，主张个人和社会的绝对“自治”。他的信条是“自由即至善”。

巴枯宁的主张19世纪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广泛传播，对现代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