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君

艾君 - 简介

艾君：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作家、资深记者。本名宋艾君，出生在山东青岛，常用笔名“艾君、皑峻、草峻、

夏草、木公、子翁、木草”等。曾担任过专职团委书记、报刊社记者编辑、部主任、副总编等职务。现为北京《工会博览》杂志社副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委。系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中国区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秘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理事、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北京写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古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乡土文学委员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首都青年记者协会一届理事、北京杂文学会会员等。
 

艾君 - 工作

主要从事“三农”问题、乡土民间文化、企业文化、广告公关等课题的研究与评论，系我国公共关系前期研究和传播者之一。1988年参与策划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公关媒体《北京公关报》并兼编委。北京亚运会前后多次受邀到首都高校作公关专题讲座，并多次担任中国公关协会主办活动的评委。曾担任或者兼任过北京公关报社编委、光明日报社记者，《北京商业》杂志常务副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辑部主任、编委，《企业与品牌》周刊主编、《国门时报-经贸周刊》主编、《中国县市乡镇长周刊》、《中国特种种植养殖周刊》主编等职。
 

艾君 - 经历

中学起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作品千余万字、摄影作品数百幅。
从1995年12月起参与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调研和报道，近10篇文章获部委好新闻1-3等奖。所出版的个人诗集《奇异的情思》（1991年。系我国首部书信体诗集）、书信体诗选《梦在旅途》、爱情书信体诗选《等你一千年》，以及散文集《走过一串心》（作为献给95年教师节之书出版，向希望工程捐书3000余册，此书荣获第三届北京写作文化节文学类2等奖）、经济专著《当代生意经》（荣获首届北京写作文化节科研类特等奖）等著作。
1993年主编过"商海谋略系列丛书"和诗集《流远的思念》。
1995年参与了我国首部1000万字《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管理卷的编写。
1998年12月受中宣部、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委托主笔编著《中国，您好》（中小学2版本）一书。
2005年主编并编著了我国首部以春节新习俗为主题的贺岁书－《中国年》。
2005年参与主编大型精装礼品书《时代劳模》等。

艾君 - 主要观点

文化观

贺岁理念：2005年艾君在接受红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贺岁”作品，我国传统民俗与西方理解是不同的，我国民俗界与影视界的观念也是有区别的。他说，在演艺界“炒作贺岁”实际传承的是西方“贺岁理念”。他们把贺岁片归纳于三种类型，即“类型说”、“档期说”和“模糊说”。所谓类型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的观点。所谓档期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在春节档期放映的影片而已”的观点。所谓模糊说，就是既不完全赞成类型说，也不完全赞成档期说，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两种观点提出自己观点。而在我国民俗界，更注重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挖掘。简言之“贺岁”就是庆贺岁末。查阅《现代汉语词典》，“贺”的含义是“庆贺”，“岁”的含义是“年”，“贺岁”也就是表示“庆贺（新）年”。既然是“贺岁”文化，那么他的内容和故事一定与祝贺新年、春节等有关，中国的贺岁文化是春节文化的特有产物，不容盲目更改，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从民间文化的事件、风情和民间生活去发现和追溯看“贺岁”作品也是有民间来源的。旧时我国的梨园有个传统，每逢年关岁末，必会聚合大帮名角儿唱一出大戏，内容都是与春节关联的吉祥喜闹类，各位角儿都使出看家的本领。演出目的就是感谢观众多年的厚爱，与义演无异。可见传统的“贺岁”作品也是有标准：一是主题以喜庆吉祥为主，为节日里图个吉利；二是内容与过年有关；三是目的主要是酬谢观众厚爱。

 现代春节：艾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用我的方式来过我自己喜欢的年”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过年的意识变革，这是《中国年》一书编写的主体思路。《中国年》不仅叙述了旧时的春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融入的无限留恋、回味和憧憬，也阐明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过春节的方式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以传统与现代对比的写法，告诉你现代人过春节的思维方略，让你的春节每年都是新的。并阐述了在现代的春节如何体现出人们对吉祥、团圆的愿望；现代的春节如何玩得开心、吃得满意；现代的春节如何去完美打扮自我等等，同时启发你如何更好地以自己的方法策划出一个你希望拥有的幸福愉快的春节。可以说，是一部涉猎内容广泛，集知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于一体，过节以及度假的参考读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年》打“贺岁”文化品牌是恰如其分的。他说，“贺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文化品牌，应好好珍惜，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炒作“贺岁”可以，不过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春节出版的作品都堪称“贺岁”，这是创作、制作方的投机心理，只顾打出“贺岁”的牌子，其实并不具备贺岁的品质，甚至损坏了“贺岁”的品牌。这将形成一种很不健康的文化市场环境，不利于整个“贺岁”文化市场的发展。
  《中国年》一书紧紧围绕春节吃、喝、玩、乐进行构思设计，勾勒出过年总在与欢乐相连，过年总在和幸福吉祥对接，过年总在折射出时代的影子，过年总是反映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带着人们走进时空隧道，回首过去，瞻望未来的……书中用一些想象和智慧，带我们玩出无限创意，而愿望和希冀追求的是吉祥、平安、团圆；玩的方式就是我开心、我高兴、我愿意。这些答案在《中国年》里都能得到完美解释。

  “文化热”现象：关于“文化”热，艾君在接受“价值中国”采访时针对“文化热”现象谈到，我们所说的文化热实际是“传统文化”热！他说，我也看到有些传媒在关注这些问题，也说成“文化热”。他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一种“虚热”、“内发热”或者是“文化利益驱动热”，没有真的热，只能说文化的内部的分子结构在开始活动，但还没有碰撞、没有爆炸产生热量。文化的概念是很难界定的，时而很大，时而很小。所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其涵盖面非常广泛。狭义文化，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
   媒体在说文化热，艾君不承认热的说法，他认为，文化热不是由上到下，由组织策动能达到的。热的现象表现为一种思维和理论被打倒广泛认可，让百姓自动参与其中的现象。不是政府拿钱找热，而是百姓广泛自愿形成热。“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此不做更多地解释。有学者将文化理解成三性，即历史性、群体性、影响性。所以才有了“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广义说法。
    实际任何理论概念的产生，都有着它很难具体界定的问题，但他对文化的理解，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带有主观因素的，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社会意识、道德制度等观念。他认为其表现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例如，思想、道德、价值观、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都属于无形的文化；而“一幅画作、一座寺庙、一台京剧、一部著作、一个活动”等等都属于有形的。在当今社会里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精神食粮、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例如，我们如果把某阶段的历史纳入“文化”范畴，只能是说这段历史给与我们思维的启示，或者这段历史被写成了一部作品出版，或者说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观念冲击。再譬如，有人对纯商业企业的全聚德申请非物质文化保护提出异议，认为全聚德不应该属于非物质文化范畴。实际不是全聚德这个商业店需要保护，而是全聚德所走过的风风雨雨，所形成的商业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商业历史的启迪、价值品牌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畴，需要保护。
文化的概念的理解：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会随着社会人们精神、价值趋向、道德观念、社会认知度而发生变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文化仅仅理解成“精神”，所以才有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说法；后来，随着我们观念的更新，社会的发展，认为“精神”已经无法完全包含一些社会文化内涵，所以后来便采用了“先进的文化”概念，实际就是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大的文化范畴。
    所以，在当今知识膨胀、信仰价值多元化化的社会，对于文化概念的诠释和理解，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发展理念，实事求是、可操作性为出发点，广义的也不能广的无止境，狭义的也不能小到成点，一切不要陷入文化的机械主义观念中，针对社会发展现状和需求，以科学发展为出发点，去动态地理解文化的概念，才能发挥文化生产力的巨大魅力，为人类进步和发展服务。
乡土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问题：艾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无论何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不能走入为传承而传承，为保护而保护的路子。传承和保护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传统的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传统的不是全部指老一辈的留下东西。实际保护的目的为了发展。对于乡土、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他认为有五个目的：一是为了陶冶情操，树立爱家、爱乡、爱国意识；二是推动社会人文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承接和鉴赏；三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的比较多样性；四是发挥文化生产力的作用，以文化为平台，扯动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五是通过文化的精神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中华之大，民族众多，由此而发展的起来的乡土民间文化异彩纷呈，种类众多，许多是中华文化里的瑰宝。建国以来，我国在保护发展上，坚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指针，党和政府成立了许多领导性、指导性组织，把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建立起来了；科研教育活动也成果丰硕，许多大学已经设置相关的教学研究内容……这些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保护起着组织、指导、发展、科研的作用。一些应该保留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只要你留意，就会发现在书店、在旅游点、在互联网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图书、资料、照片比比皆是。这种记载下来的手段本身就是保护和传承。
   对于有人还是在呼吁保护，他认为，实际这种呼声是一种复兴、复古的保护观念和行为在作怪。对保护传承的理念的理解不一样，所追求的保护方法也就大相径庭。以他之见，保护方式和手段最为科学有效的和切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就是记载下来。利用文字、影像、缩景、绘画等形式去记载下来，就是科学的最为科学有效和切合实际的记载方法。
我国民族众多，地域之大，各地传统文化形式门类多，如果眉毛胡子都抓，什么都看成宝贝去呐喊去保护，那么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东西可就多了。现代社会人如果抱着传统文化留下的所有东西不放，5000多年了，我们活在世上也许就累死了。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文化形式的此消彼长也是发展的一种常态。社会的继承发展历来就是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优胜劣汰，这样一种自然继承与发展的规律。如果把传统文化与百姓情感联系起来，自然一些人会留恋它、思索它、梦见它，也很正常。人嘛，恋旧是人的本性。
另外，有人呼吁和担心那些灭绝的传统文化门类和形式。实际上，当反思一下，换位思考后，则会发现一些有价值、对社会发展进步有启迪作用的传统文化精品看似灭绝了，恰恰相反，而是被发展传承了。在传承中加以发展了，这本身也是一种最为科学的保护方法。乡土民间文化的特殊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决定，如果仅仅为保护继承而不去发展，那么把其作为历史记载、整理、存放就足够了。
时代不同了，科技发展了，以与时俱进的观点去看待一种传统文化，则会发现大多数的乡土民间文化被延续和发展了。当我们的“活字印刷术”被计算机胶印所替代的时候，我们的印刷教科书在讲印刷术的发展史时，自然会讲到“活字印刷术”吧？那么“活字印刷术”这门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科技文化”是否是灭绝了还是继承并发展了呢？
 实际上，当我们以此发展的保护观念去看待我国的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品时，则发现那些精品大都已得到完美的保护、传承或者发展中保护了。
 看看我们的“儒家学说”、“道家道教”、“中国佛教”、“诗歌词曲”、“文章骈赋”、“章回小说”、“书法篆刻”、“中国绘画”、“雕塑造像”、“传统音乐”、“古代舞蹈”、“古典戏曲”、“史官史学”、“书简典籍”、“中华武术”、“棋艺博戏”、“中医中药”、“建筑园林”、“古玩器皿”、“民俗”等等又有多少真正失传了呢？又有多少是灭绝了呢？又有多少是遭到破坏了呢？大多数不是被完美记载继承下来，就是随着科技和文化的需求被改造、完善和发展了。
 他认为，要说真正有破坏之说的也就是传统的“建筑园林”，但也不能说是灭绝性破坏。遭到破坏灭绝的也仅仅是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的凤毛麟角，何况关于建筑园林的技法式样并没有失传，也都能找到记载资料，真正意义上的灭绝的几乎为零。
 我国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华，有科学的，也有愚昧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对现代化建设有启发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也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约束、阻碍作用的。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才会有目标可循、有标准可言，才会不至于走入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束缚之中。

如何看“洋品”与“国造”问题：艾君认为，我们许多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是舶来品的崇尚者，实际这是改革开放国内的一股崇洋媚外心态作怪，也受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对待“洋品”与“国造”上，他的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具体做法上，不能走入极端化，所以我倡导“中庸”。
价值中国：对于我国很多的所谓艺术家都是舶来品的崇尚者，其鉴赏尺度和审美意识总是在褒“洋品”、贬“国造”，此现象折射了什么？怎样看这个“洋品”与“国造”？
艾君认为，我们许多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是舶来品的崇尚者，实际这是改革开放国内的一股崇洋媚外心态作怪，也受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这个问题，不能断裂开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闭关自守了几十年，而这几十年正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所带来的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经济是文化的传播基础，文化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当我们开关后，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然就戴上了新鲜的好奇感，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好的，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很精彩，所以那时有人还说“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心随物易啊！这也是当时我们传统的乡土民间文化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不仅文化，尤其是经济界更为明显，新概念、新理论都把过去研究和学了几十年的理论概念扔掉了，从零开始，招牌幌子改成了“广告”等等，所以，在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经济界研究人士出国就是找人家的理论回来普及。1990年前后，我们公关协会在北京普及公关知识，每次招生场面很火爆，许多来学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教授，有教授马列的、政经的，也有教中文的，为何？因为这些教授要转学科。那时，在一些大学讲座很火爆，新鲜啊！
艺术家常常以自己是西方艺术的追随者而自豪，成为西方审美意识的奴隶为荣，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反映了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革命！此消彼长是发展的一种常态，说到底是人的意识问题。当然，当学到一定程度，了解得多了，新鲜感没了，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和取向，就会感觉到中国民族的乡土的艺术品的博大精深。不是回到“国造”上，起码会走中庸之道！这也是这几年传统乡土民间文化有些回热的原因之一。
对待“洋品”与“国造”上，他的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具体做法上，不能走入极端化，所以我倡导“中庸”。
反对那种完全“拿来”的倾向，以“拿来”为雅，“自产”为俗。只要你会去西方取经“拿来”，哪怕是人家“两岁小孩手指画”也会被看成是高雅艺术，而将本国几千年乡土民间艺术看成是土货；将“拿来”人家张牙舞爪地涂抹硬说成意境远、寓意深的“阳春白雪”，而将自己精雕细刻、章法分明、构图优美的传统作品，却看成是初级的“乡里巴”之作。我们有一些评论家、艺术家就是舶来品的崇尚着，其鉴赏尺度和审美意识总是在褒“洋品”、贬“国造”，喜欢为西方艺术树碑立传、制造声势。这不是科学地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做法。
鲁迅曾经指出：“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无缘，这是艺术的不幸。”他要求艺术家“为了大众，力求易懂。”我国乡土民间艺术流派纷呈，透着喜庆和吉祥的大红剪纸、精巧细致的“蛋壳雕”、别出心裁的甲骨彩绘、灵韵别致的泥塑等等，充分体现了5000年文明古国深厚的乡土民间文化的底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问题：艾君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出发点，正确理解好保护与转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树立的正确的文化保护观，也是一种对文化负责人的态度。
价值中国：对于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才能更好传承和发扬？
艾君写过一篇《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杂谈民间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文章发在台湾《文化研究》上，其观点和理念是一致的。简单地说，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区域的文化与生活的环境和传统，尤其是非物质文化一直受某种区域内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由其特殊的区域情况所决定的。在西方吃一道中国菜。明明是中国的一道桂花肉，在那里却变成了甜酸肉，还要放上几块菠萝。肉还是猪肉，只是加了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调料。这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民间文化离开了它的生存土壤就会走了样。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的种子由于土壤、气候、环境的改变，结果就产生了橘与枳的差别。排除橘与枳味道上的优劣之分，同样说明，不同的环境对同一事物地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方的沙发到了日本，就被锯掉四条腿搬进了房间。人们受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拿来的新事物进行改造、发展，因此世界才有了千差万别、五彩缤纷。民间艺术的根在民间，它的继承发展和保护，也必须从民间做起，离开了民间的土壤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土之禾、无水之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供起来、不是让其成为雅文化、成为“阳春白雪”，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生存发展的环境，给他们应有的利益和荣誉。如果我们一谈保护就高高挂起。那样不仅得不到保护而且也毁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决定，保护人文的环境，培育观众才是长久之计。如果我们仅仅为了保护继承而不去发展，那么把其作为历史记载、整理、存放就足够了。时代不同了，科技发展了，如果用计算机刻、用石膏塑人在其艺术价值和内在表现主题上，与用剪刀、泥巴无差异的话，我们是否还要倡导以传统的思维和手段去让现代人拿起剪刀剪纸，拿起泥巴捏人呢？日前都市化速度的加剧、社会转型的迅疾，人口在日益膨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出发点，正确理解好保护与转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树立的正确的文化保护观，也是一种对文化负责人的态度。
价值中国：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受各种因素冲击，中国现下的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您认可这个观点吗？认可，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改进？/不认可，那么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
艾君认为，我们现代学术界、专家里真的都是“伸头王八”，缺少的是对事物的综合判断和全面分析，都走入了一种断裂开来看问题的方法。在民间艺术领域也有种错误的倾向，就是一提民间艺术就是指老一辈的、过去的东西，实际这不是科学地对待民间艺术的理解。
 如果有专家说，“中国现下的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那只能说某种门类、工艺的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例如，“中国的手工艺剪纸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手工剪刀会被电子剪刀剪纸这种工艺取代。因为许多民间艺术实际上属于民间工艺，不像绘画艺术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一千多年前，如果有电子机械可以剪纸，你想那是谁还会用手工去剪？所以断裂历史、断裂社会发展、断裂科技与文明现象去看待民间艺术是一种机械主义的艺术观。就说，国画里的宣纸工艺吧，是民间工艺的范畴，现在的造纸技术根本就打破了传统的技艺，可没有人去说三道四，为何？因为还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发展改造。
    不要把民间艺术看成是“过去的民间艺术”，实际现代社会生活中派生出来的一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也属于民间艺术范畴。可惜我们对于现代民俗学、民间艺术研究的人太少了，大多数学者都在为过去的老一辈的鞠躬尽瘁。

三农问题

艾君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主要观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如果说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并且由土地入手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序幕，那么30年后今天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将从土地入手完善和解决一些束缚农村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三农”问题，艾君关注了十多年，曾经多次撰文探讨和呼吁。写就了《农民与农民问题的探讨与思索》、《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切莫把“农民”与“村民”混为一谈》、《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还给“农民工”合体的称谓》等一系列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以及农业发展问题的探讨文章和呼吁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关于一些概念的界定问题，关于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提法倡导“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关于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问题，关于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城市发展权问题，关于农村和谐发展问题，关于“村民”、“农民”的界定问题，关于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的问题，关于村民的权利和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以及城乡环保一体化问题、生态农业问题等等，艾君都或多或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纵观有些见解和看法，值得欣慰的是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央正在逐步推行实施的相一致。
现简述一下艾君的一些主要的观点：
 1、对“农业产业化看作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的提法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将土地进行产权分配并作为生产资料可入股问题”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观点。
  1995年春天，由山东诸城等地总结出来的一套农业产业化经营经验在我国已进入研讨试点阶段。当时典型事例就是“得利斯公司走农业产业化的成功经验”。其内涵实质是“加”字，模式即“公司加农户”、“农户加协会”、“协会加公司”等等。
  1996年5月左右，全国首届农业产业化研讨在潍坊召开，会议进行了四天。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全国各地农业部门负责人、工程院院士、各农业科研部门专家学者进行了3天的研讨。会议最后一天大家推举让艾君代表入会采访的记者谈谈感受，当时他提出了如下看法：
  一是不赞成第二次飞跃的说法。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根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可以称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次飞跃”，因为是从土地入手的，农民最关心的也正是土地。而“农业产业化经营”解决的是市场和经营问题，不是从根本解决农民问题，因此有关权威提出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的观点，他不赞成，不可以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如果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当时我国农民吃饭问题，那么，实行农业产业化仅仅可以称为解决了农民如何经营农业，如何赚钱过好日子的问题。如果是解决农村经营和市场问题，为何大都是研究农业技术和政策的专家学者入会，为何不吸收一些例如，商业部、外贸部、社科院等一些长期研究市场和经营的专家和学者一起研究呢？
 二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如果按当时农村现状，盲目上马一些农村经营实体、村办企业，会不会造成农村原材料的浪费？会不会加工技术问题不过关？会不会造成农业部门对原材料、乡村企业的垄断？会不会造成城市尤其是当时的轻工行业国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因原材料进货难、进价高而造成破产（因为我国大部份轻工企业原材料都是来自农村）？
三是“农村盲目成立一些协会，例如诸城绿宝协会、蔬菜协会”等等，从经验看在全国发展会员，是否已经违背社团管理规定？[因为按社团法规不许异地发展会员]。
会上，艾君针对定性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要真正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必须从土地所有权入手，眼下土地私有化问题不适合于我国国情，但从第一次农村改革的经验中，可以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永久性问题，即，土地分配后可以使用权交易，可以入股连片经营，可以继承。
这次会议上，艾君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将土地进行产权分配并作为生产资料可入股问题”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观点。
2、针对我国出现的“三农”问题，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２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
 艾君利用工作之便，十几年来在全国城乡调研采访，对三农问题有过深入的了解。总起来讲，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2002年他写成《城乡一体化 ,户籍坚冰在解冻》，较早针对我国户籍问题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综合报道的新闻述评。2004年通过对产生农民工概念和问题的考察思考，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是户籍制度”，并首次提出伴随着“户籍改革序幕拉开，农民工一词必成历史”的观念；2005年春天此观点以题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抛弃农民工的称谓》在媒体刊发后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由此引起人们对农民工问题从户籍上进行深度的思考。
 2005年在《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一文里，艾君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２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包括“以房定户”、“实行注册登记制”等一体化的改革。
 他说，应该肯定在户口改革问题，近一两年，我国政府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公安部也出台了相关的措施，一些省市也进行了一元制的改革和试点。
他提出了“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的观点，并提出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流转”），涉猎了关于土地入股经营等问题。
3、针对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倡导的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观点，艾君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表述。首次提出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流转），土地入股经营” 等建议。
 艾君在《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一文里，提出了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实施农业产业化仅仅是解决了让农村如何走向市场化的问题，让农村学会了如何经营的问题，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则是解决农村居民生产资料的根本问题。
 针对如何解决笔者提出了见解：艾君认为，让土地按人口实行合理地使用权再分配。把使用权作为永久性的个人生产资料，产权归国家，使用权给个人。分配后的农村居民可以自由转让、也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入股到农场，也可以进行使用权的交换，相当于土地使用权买卖。解决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就可以解决好农村居民的经营问题、自由流动问题、土地过于零碎问题、化零为整实行机械化操作问题、建立现代化的农场庄园问题、提高农业整体效益问题等等。农村解决好了文里提出的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
4、首次对政策研究和立法部门极力倡导的制定一部《农民（工）权益保护法》提出质疑，并进行解剖分析已不合时宜，提出了从社会发展和长远意义看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应该是一件有着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事情。
 2005年12月获悉，《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之后，草案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将于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1月，笔者在《农民与农民问题的探讨与思索》一文里，对媒体大力宣传的《农民权益保护法》的意义提出质疑并且解剖分析。文中艾君认为，在当今三农问题已经被中央提到重中之重为知的时候，看起来制定一部统一的《农民权益保护法》，使农民权益保护有更全面的法律依据似乎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在我国已经有了《农业法》，并且也增加了关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章节，在推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中，在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之别统一为“居民”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今天，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社会的今天，似乎制定一部《农民权益保护法》已不合时宜。如果一部概念模糊，保护群体模糊的《农民权益保护法》颁布后，能否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是值得认真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如果有必要出台一部关于农业劳动者的法律，从发展的角度看应该给《农民权益保护法》改个名字，改为《农业从业者权益保护法》。但从立法内容看，如果改为《农业从业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也不合适。艾君认为不如改一个名字叫《农村发展保护法》，该法中的“农民”都改为“农业劳动者”或者改为“农业从业者”。他认为，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应该是一件有着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事情，不仅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保驾护航，也可以为农村的资源合理利用、城乡贸易发展、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农村的长治久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入，农村、农民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趋明朗化。艾君曾经多次撰文探讨和呼吁实际“三农问题”仅仅为“两农问题”，那就是“农村、农民”问题。整体看我国的农业发展基本趋于健康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农业布局、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的发展、农业人才的培养、农业高科技含量、农产品加工利用等等基本上呈健康的发展趋势，即便有些问题也不是农业自身问题，而是因为“农村、农民”问题在农业上的反映。
5）写出《“农民工”这个称呼该不该抛弃》、《还给“农民工”合体的称谓》、《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提议抛弃“农民工”这个歧视性称呼》等文章首次对“农民工”称谓问题提出质疑。
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
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他说，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他强调，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岂不贻笑大方吗？
 6、针对三农问题逐渐被社会重视，艾君提出了如何界定“农民”和“村民”的概念问题，并认为，乡村与城市是相呼应的，村民与市民是相呼应的；从一定意义和大的方面看，农民对应的是工人。而从法律和严格意义上讲：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等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在实行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只有把农民当作职业而不是身份，才好解释和界定村民的概念。如果农民界定为身份，村民则无法界定，因为村民不可能界定为职业，而村民是与居住的环境场所相关联，是与户籍登记相联系的，也可以理解为身份。
“村民”不等于“农民”：现实生活里存在的村民，“村民”的主业已经不都是农业。“村民”的属性已经不是“乡下人”，乡、城两栖的“村民”有相当数量。
 乡村与城市是相呼应的，村民与市民是相呼应的；从一定意义和大的方面看，农民对应的是工人。而从法律和严格意义上讲：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等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
在实行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只有把农民当作职业而不是身份，才好解释和界定村民的概念。如果农民界定为身份，村民则无法界定，因为村民不可能界定为职业，而村民是与居住的环境场所相关联，是与户籍登记相联系的，也可以理解为身份。
 村民是在一定时期内，居住在某一乡村区域或村庄内，受某一区域或村庄组织领导管理的自然人。居住是他的第一要素，也是不可缺的要素；而农民作为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动者，是与就业、劳动相联系。
在乡村居住、生活但不从事农业劳动只能是村民但不能称之为农民。
在某村居住的村民不等于就是农民，它可能是该村教师、手工业者、本村合资企业的员工或者是失业者。在该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或许不是村民，它可能是城里的市民。
 他认为，眼下的一些界定只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户籍”为主要依据的一种翻版，即“户籍定村民、户籍定农民”。但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忽略了居住在农村的非农业户籍人员，算不算“村民”。
那么何谓“村民”呢？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村民是“居住在一国境内，受该国管辖的自然人”，对乡村的解释是“也称农村，是区别于城镇的一类居民点的总称”。在《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村民是“乡村居民”，对居民的解释是“固定住在某一地方的人”。
可见尽管各种辞书对“村民”这个概念的表达不同，但含义是基本一致的，也是合理的，从没有把其与户籍制度相关联。我国《宪法》对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人则一律称居民，也从没有把户籍制度作为分水岭。长期以来，我国政策和法律对“村民”这个概念没有清楚界定。使用文案用词不规范、同一部法律却出现不同的理解，反映了一些起草者对概念认识的模糊缺陷和缺少严谨性。因此，有必要对“村民”这个概念在全国的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界定准确村民这个概念。他认为，村民是在一定时期内，居住在某一乡村区域或村庄内，受某一区域或村庄组织领导管理的自然人”。
那么何谓“农民”呢？
 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依据这条标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是农民。所以，工会组织在评选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获得者时，总会把农民拉进来参评，农民是职业属性可以在此体现出来。 我国法律界和政策制定的决策者又在认定农民时用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即户籍标准。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农民。这是我国目前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即把农民演变成身为“农业户口”者的代名词了。
他认为，农民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不是静态的不变的概念，农民不是终身制。农民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
最原始的农民一词代表的就是唯一的职业属性。但现在所提到的农民的概念已经从最初的职业分工而发展裂变出来的成为代表整个农村社会问题的主体，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情况的整体反映。
农民的本意是一种职业。词典上把“长时间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动者”叫农民。就是说，短时间从事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生活但不从事农业劳动也不能成为农民。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

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我国30年前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走出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缺乏的困境。
30年后的今天，农村、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农民问题以及所凸显出的社会矛盾也在制约着农村有序地健康发展，土地产权制度不明确也是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建国后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又以人民公社化把土地收归国有，家庭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合法化，给我国农村带来了一股春风，充满了活力，但30年后的今天土地仍归集体支配，农民拥有的是有限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发展活力。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所以倡导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话题具有时代现实意义。
艾君曾多次撰文呼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实际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难事，关键要看决策理念的正确性与否，要看决策者的决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人为本，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具广泛性、可行性、科学性和针对性。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明晰土地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延长土地经营权年限，允许农民土地流转，使土地收益更多地转向农民，也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这是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对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发展内涵的补充，体现和丰富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艾君 - 社会问题分析

关于青歌赛

艾君先生在《从央视歌手大赛诞生看文艺市场的变迁》一文中这样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如果说央视春晚会看作是春节期间文艺生活的“大餐”，是央视所打造的所有文艺节目中一个最具民俗色彩的文化品牌的话；那么，诞生于1984年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则成为改革开放后，央视为文艺百花园里“造星”、选拔声乐人才的出的又一项伟大的举措，无疑是电视主导文艺发展时代荧屏上最成功的造星工厂，它而引发了声乐百花园里的“造星热”。他认为，文革期间，因为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服务于政治”以及在党和政府对文艺内容、形式和市场的干预，“星”的培养主要是官方一条途径，没有市场的选拔机制，让谁演、让谁上，演什么、唱什么，谁好、谁坏都是文艺管理主导者指令性操作。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科学的春天、经济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到来了。随着科技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歌手大赛”这种新社会、新时代的文艺选拔机制在央视应运而生以重视、推广、变革和发展，成为为国家级选拔声乐人才、服务于人民大众，促进文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合形式。他指出，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创办于1984年，走过了24年的风雨里程，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回顾大奖赛的历史，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主导艺坛文艺人才选拔、培养的功能在逐渐减弱，其荧屏造星工厂的功能也在逐渐消失。他认为，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带来了广泛性发展，选拔方式和选拔机制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文艺人才和文艺体裁在社会得以重视并争相涌现。也就是说，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大众对文艺形式、作品口味的广泛性，文艺人才的培养和涌现再也不是由“大赛”、“央视”主导成名的时代了，所以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就不再是演艺界成名成星的唯一途径了。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经过了“诞生的轰动、强力的辐射、平稳的发展到影响力的弱的发展过程，其权威性和造星功能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冲击。在分析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他说，一是由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而引发的各种歌手大赛影响着央视歌手电视大奖赛的权威性。二是随着电视主导文艺市场的到来，我国诞生的大量地方电视台也成为文艺人才涌现而被社会大众认可接受的渠道。三是央视歌手大赛的评选造星功能已被文艺市场中的“作品”加“创意策略”这种让市场自然认可的形式所取代。四是文艺市场发展的多样化、文艺人才的大量涌现、文艺作品的丰富多彩，给社会观众带来了更多的娱乐形式的可选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央视歌手大赛的收视率其“造星功能”的社会影响力减弱。总体说，央视歌手大赛的人才选拔的造星功能  谈起时代意义，他认为，从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经过了“诞生的轰动、强力的辐射、平稳的发展到影响力的减弱”的发展过程；从央视歌手大赛的造星功能发展的逐渐减弱，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艺市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性发展、由一方主导市场发展的格局被时代发展的节奏所打破，文艺走入了姹紫嫣红的百花齐放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得到了真正体现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繁荣时期，没有涌现出真正的一线文艺人才，也不会再有独树一帜、一成不变的“贵族”地位的文艺之星，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变化，随着各种新贵的涌现而日渐暗淡。同时，也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权威对人才的选拔机制已经被打破，权威独霸文艺江湖已经在承受着来自公众接受的巨大压力，可见市场对人才需求的苛刻性日显端倪。 但无论如何说，诞生在1984年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其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文艺市场的繁荣所起到的推进作用不容忽视。它的诞生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后引导文艺人才培养的摇篮，成为我国人才选拔的成为唱响时代旋律的鼓手。

关于央视春晚

艾君2008年在在中国网回顾改革开放30年活动中撰文如下叙述：“春晚”25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八十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九十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二十一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央视“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盛典。25年的发展，“央视的春节文艺晚会”已经成为“春晚”一词的固有的概念被公众接受认可。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如果没有电视主导了大众文化的劲势传播的时代，或许也就不存在“春晚”被广泛认可和引起关注。
  对于什么是春晚？艾君认为，“春晚”是cctv春节晚会的简称和俗称。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并诞生在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文艺形式中的变异儿。
 艾君认为，“春晚”是改革开放后文艺百花园里的变异词。30年的改革开放，25年的春节文艺晚会，让我们记住了一些元素、一些符号、一些概念，让我们领略和感受到了一些变化、一些喜悦、一些快乐、一些抹不去的记忆。如果我们单一地去看待“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新年的娱乐形式则会发现，春节晚会并非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产物。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十年，春节联欢晚会也是各地区、各单位、各行业所崇尚喜爱的一种春节娱乐形式，只是那个年代春晚的内容比较单一，以“破四旧、立四新”为主题的样板戏、红色节目主导着“节日的联欢节目”，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批判“黑五类”的舞台。因为受到传播手段的限制，那个年代，在全国范围内也很难形成在同一时间内、同一范围内、同一场合下，公众能看到、享受到欢乐气氛的一台春节晚会，因而，那时的春晚只能是在一定群体里、范围内各自为战、各自欣赏、各自宣传娱乐的形式。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科学的春天、经济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到来了。随着科技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春节联欢晚会这种新社会、新时代的春节娱乐形式，得以重视、变革和发展，成为人民群众在节日里，追求吉祥、和谐、欢乐的一种节日里精神上的大餐和美餐。
尽管我们现在理念和感觉中的“春晚”开始于1983年，但实际据说改革开放后至1983年之前已经有了类似形式的所谓“春节联欢晚会”。只是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受传播手段的限制，它是被摄影机纪录下来做成胶片后，在春节期间到去各地播放，有点像转播而不是现在的直播形式。在有些偏远地区，往往看到晚会的时候，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就是说，在电影的时代、广播的时代，春晚的传播手段和形式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这种多样化、形象化新的传播媒体逐渐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强劲势头，自然带来了电视的普及。一种崭新的春节文艺晚会在酝酿和变革中，利用电视的优势，打造一台春节晚会也自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清除文化领域的精神污染”，文艺界迅即开展了对自由化等倾向的反思和清理，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央视借助现代媒体的优势，打造一台春节晚会也势在必行。利用春节，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宣传形式展示改革开放的中国崭新的社会风貌、人文景观，同时以艺术传播的手段去纯洁净化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和意识，这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世界文化交流都有着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晚会终于在大年三十亮相。
 从25年的历史发展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开创了电视综艺节目的先河，成为国人春节期间期盼了一整年的生活“大餐”，而且也成为央视所打造的所有文艺节目中一个最具民俗色彩的文化品牌。“春晚”这个文化品牌的打造，它不仅丰富了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而且从“春晚”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和人的思维的重大转变。同时，以春晚的诞生和被广泛的认可，而衍生出的国庆、五一、八一、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会不仅成为央视必搞节目，而且带动了全国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综合文艺晚会这种电视文艺形式已风靡祖国的各地。
从“春晚”25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八十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九十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二十一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央视“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文化的盛典。同时，也把一个本来存在的传统文化概念通过央视春节文艺晚会的广泛被公众接受打造成一个固有的、被广泛认可的春节文艺晚会的代名词--“春晚”，也就是说“央视的春节文艺晚会”已成为“春晚”一词的固有的概念而被公众广泛接受和认可。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为打造综合文艺晚会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电视主导了大众文化的劲势传播的时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电视的普及发展，或许也就不存在被广泛认可和引起关注的“春晚”。可以这样认为，“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并诞生在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文艺形式中的变异儿。

关于草根文化现象

艾君在人民网、中国网“改革开放30周年解读”中认为，每一次思想的解放、社会变革和科教的进步，都会派生和衍生出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而草根文化现象，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民间产生的大众平民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体现出改革开放后而出现的文化的多样性的特点，也可以从一定意义反映出以阳春白雪占主流的雅文化的格局已经在承受着社会文化中的“副文化、亚文化”的冲击。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社会民众的一种诉求表达，折射出社会民众的一种生活和消费需求，以及存在的心理需求。
 对于草根文化现象的起源，艾君在《改革开放30年，“草根文化”补充了主流文化》一文中认为，“草根文化”的发展往往起源于普通民众，但会影响着人们意识观念中的崇尚的主流文化、宫廷文化和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因为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自然产生了各种亚文化、副文化的出现和流行，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草根文化”、“山寨文化”、“平民文化”、“民间文化”等等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出现了“草根文化”盛行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普通大众不再只是主流文化的接受者，而成为了社会文化的创造者。
 对草根文化他这样界定问题，他认为，“草根文化，属于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的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潮流现象，它实际是一种“副文化、亚文化”现象。它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属于一种没有特定规律和标准可循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文化现象，它有区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上流文化、宫廷文化以及传统文化。”
他阐述说，草根文化不能简单地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划等号，也没有彼此的从属关系；草根文化也不能与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相提并论。底层、弱势、平民形成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带有平民化、大众化、广泛性的特点，易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从各种媒体所要表述的“草根文化”实例、内容来看，实际应用中的“草根化”的含义远比以上的解释来得丰富。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一些群众文化的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补充同时，无可否认也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和冲击。他认为，社会上实际理解的“草根文化”带有2个特点：一是“草根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娱乐性；二是“草根文化”有区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上流文化、宫廷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但无论如何解释，社会上对于“草根文化”的理解无非具有“平民化、大众化、娱乐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从以上四个特点看，实际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社会文化、群众文化”所具有的共性。所不同的在于，“草根文化”带有了更强烈的“俗”文化的娱乐性特点。
 对于有人说，现在博客就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化的说辞，艾君认为，实际不是指博客这种传播工具属于“草根文化”，而是说博客的内容、形式、受众和其表现出出平民化的文化现象属于“草根文化”。
他指出，对待“草根文化”的内涵不能无限地外延化，也不能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文化”、“社会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含概内容也列为“草根文化”。
关于草根文化的现实意义。艾君文章指出，以他的观点，健康向上的“草根文化”会形成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但愚昧落后的“草根文化”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辐射、腐蚀和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草根文化”的的风起云涌，从一定意义看，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补充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体现了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主流文化进行了辅助和补充，使文艺体现出了真正的“雅俗共赏”之特点。但实际上对一些主流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也是一种挑战。
任何的文化不能脱离了其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责任，不能脱离了文艺的“二为”方向，“草根文化”因为其来自民间、来自生活，这些文化难免有的带有一定的糟粕和腐蚀性。健康积极的“草根文化”会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同时，但愚昧落后的“草根文化”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腐蚀和冲击。对待“草根文化”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剔除一些糟粕，尤其应该剔除那些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造成颠覆性的破坏较大的“草根文化”，倡导和发展那些群众所喜闻乐见又对社会发展有进步意义的“草根文化”。
总而言之，对待日趋泛滥的“草根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批判吸收的鉴赏态度”，认真领会认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扬和弃的关系”、“批判和吸收的关系”，继承和发扬“草根文化”中那些有益的精神文化内容，批判和剔除那些对人的修养、道德建设以及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腐蚀作用的“劣质内容”，让“草根文化”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民小康的一种社会动力和精神财富，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于山寨现象

针对出现的山寨现象问题，艾君提出来的一种对山寨现象、山寨文化的一种新的理解观点。首次将山寨现象理解为市场经济培育期的必然现象，将民间俗称的“山寨文化”界定为一种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将“山寨模式”界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山寨现象界定为为一种“山寨产业”。艾君认为，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辩证地分析看待“山寨现象”，去深层解剖“山寨现象”的社会意义，则会发现它的存在对社会进步和发展有着许多的积极因素。对待“山寨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剔除一些糟粕，采取包容之心，批判地吸收和接纳。完全赞美一种文化，不是对待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思维，而是固步自封和愚昧的表现。完全取缔和否定一种文化，也不是对文化的辩证理解和分析，而是机械主义的主观意识在作怪。
关于山寨现象、山寨文化、山寨产业发展的理解：对“山寨”、“山寨产品”以及引发的“山寨文化现象”，艾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山寨现象”起源背景：“山寨现象”的产生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许多高科技、民营科技企业以及一些乡镇企业都有“山寨”发展的痕迹—
“山寨”原含义是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势力范围，有着不被官方察觉或者不愿管辖的意味。当“山寨产品”出现后，因为概念的因素人们往往会与“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相联系。实际非也。“山寨”作为产品的代名词而被社会认可和炒作，并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是与广东民间IT业发展相关联的，即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 实际“山寨产品”的起源和发展地并非仅仅广东。这种现象在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20多年前已经很流行。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山寨”名词给以界定，也没有形成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文化现象被讨论。
他认为，如果给“山寨产品”下个定义，那就是“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一些有智慧头脑型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品的群体对某种欣赏的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因为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久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推向市场的一种“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具有多功能性低价位”的品牌产品。
而“山寨文化”则是指山寨产品从策划、创意到加工制造，以及推向市场过程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被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
“山寨现象”出现和产生的背景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
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走“科教兴国之路”，提倡“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走多种经营之路”，“搞活城乡贸易”，倡导“科技攻关热”，培养“科技能手”、“致富状元”等大政方略。这为“山寨主”的产生和“山寨产品”发展提供了环境。随着国门敞开，国际旅游和交流的增多，一些产品的进口，以及非法走私品的钻孔而入，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梦里都没有见到过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产品无论式样和功能都让人眼馋，但价格太贵只能望而生畏。那时，我们经常听到“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这句话。实际上说明那时的中国的确太落后了，觉得发达国家的一切都很新鲜。
八十年代，尤为典型的“山寨”大本营就是“温州的日用小商品”、“河北白沟的皮制品”、“青岛即墨路小商品”等，以廉价、实用、时尚著称，实际多为仿制品和复制品，但迎合了当时老百姓口袋还没有鼓起来的生活所需，为我国的商品流通和发展开了先河。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大多数高科技、民营科技都有目前所讲的“山寨”痕迹。过去的电脑的组装、电视机的组装、铅字打印机等，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山寨产品”。实际上。至今许多大型有自己品牌的电脑厂家还有“山寨”痕迹。为何？你想过吗？电脑的脑子这个最核心的部分“CPU”都不是自己本厂生产的就无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可言。
“山寨”发展模式，不仅长了国人的志气，增强了国人的创造力，而且发展了经济，搞活了流通，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也为我国科技进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山寨现象”的诞生基础：那么，为何“山寨现象”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后的今天，却在广东被炒作起来了呢？这是因为it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势的产业有关。近几年，我国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it业发展迅猛，也备受国人青睐，由此而引发的it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大量涌现。据悉，近几年我国各种教育渠道培养的it业的大学毕业生有上千万。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就业岗位的不足，使大部分it人才无法进入大型的知名的it企业工作。就业的压力，使他们只有走自己的路，自主发展创新之路。因为受发展资金的不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只能走短平快、加工、模仿和改良发展的轨道。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自主创业的优势，许多“it山寨王”靠这种方式发了财，赚到了钱，全国it人才大量涌入也就成为正常。
这些“it山寨王”是很有思维也很有经营头脑的人才。他们最了解市场的需求，也最懂得这个行业发展的特点。针对眼下合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业因品牌效应价格高、产品更新慢，难以满足普通百姓需求的情况下，“it山寨王”自然会瞄准这一市场的潜力，迅速加工、模仿和改良自己的低价位的平民产品投放市场。
市场竞争本身就是饵鱼讹诈，存在着残酷性。这一现象，自然也会引起一些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的反感和舆论压制。但对于这种“山寨现象”在国际上也找不到合理的法律依据进行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复制用的仅仅是从原理，从商标、内容和形状都进行了修改，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盗版复制；高科技产品的仿制并没有使用对方的商标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造假；高科技产品的改良却是科技创新的范畴。所以，许多国内外大型企业也是束手无策。
另外，因为研究“山寨”现象的人少，许多人误解了“山寨产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山寨”仅仅是个借用的概念，实际“山寨”已经赋予了现代许多理念。所以造成社会上有人把“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误解成了“山寨产品”，有人将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的行为当成了“山寨行为”。
在这种多方面造成的文化背景下，“山寨”现象引起争议，被炒作起来也成为必然。“山寨文化”的发展起源于民间，在发展中被社会所接受，被政府所包容，因而这种文化自然会冲击着人们意识观念中的传统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促进产品的革新进步和时代的变革。
    “山寨现象”的辩证思考： “山寨文化”的出现和流行是一种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
     对于现代意义的“山寨文化现象”必须正确地理解它的发展背景和出现的时代意义。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反面，不去认识它的正面；不能凭主观和感受对待它，而不从客观和发展角度去分析它。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培育市场的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文化”，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会为科技进步打下扎实的科技基础。
    “山寨文化”的出现和流行，实际上就是带有一种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智慧。我们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造假行为、盗版行为等侵权行为强加到“山寨文化”的范畴。
    “山寨文化”中的复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带有盗版、造假等侵权行为的复制。“山寨文化”的复制是一个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无论从产品名称、产品内容或者技术的内涵和范畴以及表现出的式样都已经焕然一新，尽管会有相似性，但像并非是也。已经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产品了。“相似”并非“就是”，这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从法律上对“山寨现象”进行法律制裁的原因。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和管理理念，以及人的思维价值观的变革，都带有目前所言的“山寨文化”的现象。无论从电视机、电脑、汽车，还是食品包装、报刊版式、女人所有用品等等，都是从“山寨产品”开始逐渐走向自主创新自己发展的轨道。不仅在我国，就是我国的台湾经济、韩国经济、日本经济的腾飞前期，都是在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带来质的飞跃，都有“山寨现象”的痕迹。
    艾君认为，在目前国际上技术封锁，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补上技术的差距、观念的落后，重视山寨文化现象的研究和合理规范运用对实现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减少差距有着时代意义，包容、学习、借鉴和改良就是打开思维的钥匙，学会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发展自我、壮大自我的过程。就是一种敢向世界挑战的勇气和思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山寨现象”出现的时代意义：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应该充分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山寨”成为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促进消费的一种动力--
    对待“山寨文化现象”问题，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在：
    一是“山寨产品”对产品垄断带有监督职能。模仿、借鉴、改良和创新而生产出低廉的价位、完备的功能的产品，有效地监督和促进了名牌主流产品的霸主垄断地位，促使其产品的透明化和销售价格的回落，形成了市场产品的竞争氛围。
    二是“山寨产品”促使社会主流产品的技术革新。“山寨产品”低廉的价位、完备的功能，甚至其技术的革命性，给一些名牌主流产品企业以压力感，迫使他们进行技术革命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三是“山寨现象”搞活了流通。山寨现象来自民间，最能体现出民间的对产品的诉求，所以备受民间草根群体的喜爱，促进了社会的消费，搞活了流通市场。
  四是“山寨文化理念”带来了思维意识的革命。
   五是“山寨文化”发展促进了自主就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许多“山寨产品”从加工到销售，甚至服务已经成为一条龙，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这种模式丰富了正在培育发展中的中国市场，扯动了内需，解决了就业，满足了一定群体的消费需求，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山寨现象”存在问题：对于“山寨”、“山寨产品”、“山寨现象”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承认“山寨现象”的出现对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山寨产品”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和合理的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主流文化、草根文化、宫廷文化等等，从不同时代和背景看，都有其劣根、愚昧和低俗的内容存在。“各种民间意识和行为而形成的文化”其健康积极的一面，会促使形成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但其愚昧落后的一面，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腐蚀和冲击。
    当然，“山寨现象”中也有一些劣根性。例如，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有侵权嫌疑，有违背市场道义等等。实际上，这些现象国内外个别有名的企业和组织中有的也存在。
    还有一些“山寨产品”由于受科研水平、科研能力和资金不足的限制，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有的仅仅是简单的组装、改装，有的“山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有的就根本没有售后服务，有的属于名牌产品部件自我组装有损于名牌产品的信誉。等等。
   尽管存在不足，但艾君认为，“山寨现象”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发展过程中积聚和发挥民间智慧和才智，培育和发展市场拉动内需，解决百姓阶层日用品所需，监督品牌垄断回落物价，丰富百姓生活活跃市场流通，扩大就业门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解决科研难题积累经验，培育挖掘和发现人才，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都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应该加以鼓励和提倡。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规范； “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要说的就是发展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规范；
    对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的政策法规指导下给予规范和正确引导，并加强法律监督力度。
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现象”，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打下扎实的科技攻关的基础。而“山寨文化”与“草根文化”都是这个社会当今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重视“草根文化”的研究，就会更多地了解民情、社情、人情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待任何文化现象，不是靠法律法规去束缚和约束，而是从社会道德、社会认知去规范和正面引导，让其向有益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尊严、有利于和谐共建的进步方面发展。
   “山寨文化”这种诞生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文化现象，谁也无法真正看透对我国未来社会和经济、科技的发展到底会起到何种强势的力量。因而，对待它的态度，不能靠立法压抑，而应该辩证分析包容观望。只要有进步意义的文化自然会滋生而壮大起来，对于腐朽的违背道义的文化也自然会自生自灭，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总而言之，在对待“山寨现象”问题上，要在深入研究它的理念和背景的情况下，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其在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和消费方面发挥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积聚民间智慧的一股力量。（2009年3月6日）

关于企业文化

艾君认为，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现象和模式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自由经济下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以政治为纲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往往带有意识主导物质的发展痕迹；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前提下，同时又会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企业文化现象……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模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即完全化的自由经济。自由经济背景下的市场文化的最大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行为和发展除了受来自上层建筑里相关的法规制约，企业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尽管会受到宗教、价值观、道德观念等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但企业自身的文化的建设是在企业发展、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过程。所以，它们的企业文化模式和方法更多的是在发展中自己形成的固有的、独特的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因而，这些企业文化的特点更多的是带有普遍意义上的本区域内的社会性和人文价值观和大的文化背景。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环境下的企业文化的建立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企业看作一个小社会去认识它，那么，企业的物质到产品它是一个生产过程，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企业文化这种上层建筑，企业文化这种上层建筑又是建立在企业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设施的总和。包括：企业思想、行为、动机和政治，等等。
    文革十年，我们所走过的在以政治为纲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模式。而这种计划经济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行为和发展除了受法规的制约，还会受到许多官方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即，上层建筑这种反映并服务于物质关系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完全制约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几乎是本末倒置了。所以企业在发展规划和行为时，其企业文化是没有独自的特点的，往往都是大同小异。因而对于一个品牌的文化认可，不是自然形成的，往往看官方如何说，相关部门如何界定，社会文化的作用很小，消费者往往会将官方的界定作为唯一的消费理念。可以这样讲，这种企业文化的建立往往带有意识决定物质的痕迹。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发后根据国情所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即，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注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充分体现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这种模式，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更加重视从物质到产品的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过程，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了生产关系。
    可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情况下，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现象。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这种市场模式背景下，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可往往会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尤其会相信政府。如果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直接参与过多，尤其像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事情直接给以认可，会形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氛围，一旦不当也会在民众中有损于政府公信力。
    市场经济本来就类同于自由经济，政府在一些时期内做出一些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指导，是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的。即便是完全化的自由经济模式，政府相关部门也理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进行行为约束、产品质量干预，尤其是在企业产品上尽可能监管、检查，指导和直接把好企业的质量关。但笔者认为，在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事情（正常的职工思想教育、党建、先进人物评选等除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相关部门则理应少插手或者不插手。
    我国是在一个过去由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人们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对政府公信力的认可等文化理念还深深扎根在大多数公众思维中。大多公众都相信政府，无论企业产品质量如何，只要政府说好就信得过的消费观念还在影响着消费者的意识。如果政府参与到企业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评选中，不仅会助长企业参与不正当的企业竞争，也会助长有的经营者产生重政府轻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文化恶习，久而久之有的经营者也会在欲望膨胀中背信弃义，放弃诚信、商业信誉和道德，背靠政府给予的荣耀和光环，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择手段。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现象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自由经济下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以政治为纲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往往带有意识主导物质的发展痕迹；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注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情况下，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现象。
    艾君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文环境、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并总结出的本企业在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企业在起步初期就让人给设计出来的一种固有的文化发展模式，也并非是企业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一种灌输给社会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企业文化起源于某企业，但其表现在社会公众中，并会影响着社会某一群体的思维、生活和工作……
    有人搞了一辈子企业文化研究往往没有搞明白的企业文化的真正内涵，往往忽略了社会文化、人文思想、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研究，仅仅是拘泥于为企业而企业，为经营理念而经营理念，为营销策略而营销策略，陷入了一个只研究局部不研究全部、只研究经营不研究价值观念、只研究如何营销宣传不研究如何解决职工的道德理念。
    许多大老板们，从建厂开始就嘴里喊着倡导企业文化却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企业文化的背景和发展规律。往往只会把专家们给自己制定好的、自己喜欢的管理之道、价值观念、企业理念、行为方式强硬地推广给职工，而忽略了企业文化最基本的职工参与管理企业、企业在经营发展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特点。也就是说，我国许多企业的文化，实际仅仅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经营销售理念和经营策略。
    以艾君之见，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文环境、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并总结出的本企业在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企业在起步初期就让人给设计出来的一种固有的文化发展模式，也并非是企业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一种灌输给社会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企业文化起源于某企业，但其表现在社会公众中，并会影响着社会某一群体的思维、生活和工作。

关于文化惠民

艾君认为，文化惠民是党和政府近几年亲民政策、爱民政策的体现，也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2009年两会，温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中央政府投资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总额9080亿元的民生工程建设项目和“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在今年的经济形势严峻，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拿出一笔子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资金改善民生，“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彰现了政府足够的魄力，反映了政府重视民生、服务民众，亲民爱民的惠民政策。
   艾君在中国网“两会解读”中指出，要做到文化惠民，就要做到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文化提高修养而不是愚昧人，文化服务人民而不是形象工程欺骗于民。正如温总理所讲，“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要改善文化民生，就要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立足当地放眼四海，领会文化的含义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着力服务百姓、丰富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经济发展。
艾君观点，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的落实，重点还是在基层政府，基层政府的思维和意识，指导思想，以及出发点和落实手段，决定着文化能否真正做到惠民，能否真正起到惠民的作用。基层政府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使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立足当地放眼四海，领会文化的含义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着力服务百姓、丰富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经济发展。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民，树立民族自强精神和时代思维意识，推进和谐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培育民间的文明社会风尚，推动民间的文化创新活动。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研究当地情况、征求百姓意愿，老老实实、实实在在为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做点实事、真事，而不是虚事、假事、空事。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立足地方优势、获得百姓信赖，真心实意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唱戏，而不是搞些百姓反感，假大空的文化形象工程。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先进的文化武装头脑，以全新的理念服务实践，既要考虑到百姓的文化生活习俗，又要明白低俗、腐朽、愚昧、迷信的文化习俗对百姓生活、意识以及子孙后代的毒害性，以及对文明社会的腐蚀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使倡导和扶持的文化项目和文化普及更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国际性和健康性。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多考虑百姓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多研究文化项目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避免所上项目成为摆设贡品，避免所上项目的短期行为，遭百姓反感而影响和谐大业建设。
文化要做到惠民，就要求基层政府多研究适合当地发展的文化产业，构建出一条百姓能参与到、百姓能受益得，带有阳光的、朝阳的文化产业链条，增加地方收入，惠及百姓生活。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尽心尽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带头人，将健康的、高雅的文化种子播撒到各个角落，将文化的先进理念和运行规律普及到百姓的脑海，提高百姓对文化的鉴赏力和审美情趣，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为民族复兴大业服好务。
    他认为，各级政府，要做好文化惠民，就要做到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文化提高修养而不是愚昧人，文化服务人民而不是形象工程欺骗于民。正如温总理所讲，“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选自《时代信报》，作者：艾君）

关于广告

艾君在1994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生意经》对于广告概念问题这样阐述，读完一些广告定义，不难发现有的还可以说是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有的则只是对广告的简单地判断。更值得商榷的是有的定义还没有解释清楚广告是怎么回事，解释中又重复出现了“广告”之词。或将广告当成修饰词语出现，如广告语，广告客户、广告者、广告信息……这好比张三问李四：“什么叫艺术？”李四答：“由艺术家创作或表演的作品……”。人们便会问：没有讲明艺术的定义，不知道什么叫艺术，怎么会出现艺术家？
   艾君认为，在弄清广告定义之前，首先要看看生活中的广告活动是怎样运转的。他解读为，组织或个体（广告主）为了目的（树立形象、推销产品、求购、声明、招生、求职等）依靠（付出费用）确定媒体，按规定时间、要求，真实地传播信息的活动。
从广告运转的规律、程序，艾君为广告下这样一个定义：
    广告，即确定的组织或个人为了一定的目的，依靠付出费用，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由指定的媒体，将真实信息传播出去的一种交流活动。（1994年，现代出版社《当代生意经》165页，艾君著）他认为，这个定义从实践中来，必然能反映广告的本质属性，也能够解释通除商业广告之外的一些广告现象。如“征婚启事”、“政府通告”、“聚会通知”等一些与经济无关的公益广告。

关于公共关系

艾君在1994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生意经》对于公共关系概念问题这样阐述，其一，公共关系是一种“舶来品”，被公认为起源于美国，并且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例如，“废奴运动”、“立宪运动”、“总统竞选”等，公关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政治的需要逐渐走向其他领域。公共关系是一门学科，它同自然科学中“物理、数学”一样，有其独立性，也有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有着其特殊性和联系性，所以不能因为公共关系在某些方面与其他的学科有着相似、相近或联系的特点，就盲目将其归类和混淆。其二，必须强调公共关系的组织概念。公共关系强调的是一个人才在的群体组织，并非个体或者物体。其三，公共关系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帮助组织建立一种信誉、协调好内外关系，提高组织的知名度美誉度上。
由此它为公共关系下了如下定义。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为了达到一种特定目标，在组织内外部员工之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关系的科学。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管理活动。组织中的一种良好的公共关系建立，它需要良好的公共关系活动的策划来实施和实现的。（1994年，现代出版社《当代生意经》254页，艾君著）

艾君 - 理论观观点补充 

关于中日韩端午节观点

艾君此观点以题为《中国与韩日端午节同“期”不同“意”》在2009年提出后，迅速成为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环球网等重要媒体的端午节的重要文章放在显著位置。
比较分析认为，韩国端午祭（节）与我国端午节同“期”不同“日”不同“意”，无论形式和内容都“风马牛不相及”。日本的儿童节（端午节），尽管名称、内涵有着本质区别，但节日日期以及期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含义与我国的“端午节”一些习俗有相似之处。例如，吃粽子，以及插艾草、菖蒲以占卜吉凶的民俗等等。
艾君认为，争论一种民间文化的起源和发源地没有实际意义，关键是看这种民间文化在当今生活和社会的根基和发展状况，民间文化的自生自灭是其发展规律，旧的习俗消失的那一天自然是被新生的习俗所替代的日子。对待民间文化保护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这种民间习俗是否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否还有其适应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是否还有它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外土壤？端午节，如果仅仅单一地作为一种民间节日去看待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时代意义。但是，我国的端午节是与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关联的，因此，保护它、弘扬它、普及它，就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中国与韩日端午节同“期”不同“意”
韩日端午节与我国端午节的异同
“又是一年端午时，汨罗江上赛舟忙；杏黄棕香盼吉祥，插支艾草保安康”。每年的端午节，总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盼吉祥保安康的短信息。端午节这个中国古老的民间节日，在21世纪，伴随着人类追求进步的脚步，呈现出其独有的魅力。
近些年来，不仅引起了国人的浓厚兴趣，也同样辐射到亚洲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于是，关于端午节的来历、起源地以及端午节保护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瞩目和讨论。
纵观网络上网友们对于端午节的争议和疑问主要还是对韩日“端午节”的疑虑上，主要疑虑有以下几点：
有网友质疑，韩国的“端午祭”为什么申报了世遗？端午节分明就是中国的节嘛！也有网友疑问，端午节到底是中国的还是韩国的节日？端午节韩国申请为韩国节日，我国政府没有什么干预措施？日本也有端午节这不是盗用中国的传统节日吗？等等。还有些网友甚至在担心，端午节被韩国申遗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屈原成了韩国人了吗？
对于这些问题和疑虑，笔者认为，主要还是没有搞清楚我国的端午节与“韩国的端午节”、“日本的端午节”其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起源不同、节日形式不同、节日内容和意义都不同，也就是说韩、日的“端午节”与我国的端午节是同“日”不同名，或者“同名”但不同“意”，或者同“期”不同“日”、不同“意”。有点像阳历的元旦，也就是阳历年，在采取公历纪年的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
我们都知道，端午节是采用阴历纪年。阴历本身就是中国发明的纪年方法。在我国传统纪年里，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又为阳数，所以，初五又可称为端五，端午节实际也就是在端午时的节日。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一个概念，采取过阴历纪年的每个国家或者地区每年端午时有固定的名称的民间文化活动（也可以叫节）不等于是谁移植谁的节日，当然也不可排除有的可能带有“山寨品”的成分。
从古至今，朝鲜、日本等国家与我国唇齿相依，在文化交流上向来有分割不开、相互影响和借鉴关系，无论在阴历纪年也好，还是一些民间习俗也都有着相似或者相同点，以阴历纪年而形成的各自端午时的节日也就不足为奇。
韩国的端午节实际叫“端午祭”，而日本的端午节，实际又叫“儿童节”。
中、韩、日这三个国家都在端午时有节日，可到底有和异同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韩国的端午时的节日。
韩国江陵端午祭久负盛名，祀期是从阴历四月初五持续到五月初七。每年的端午祭期间，来自韩国和世界各地的观光者达百万人之多。江陵市使这一民间节日成为了它文化的标志，1967年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无形文化财产。
江陵端午祭实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性的民间祭祀活动，虽然也用“端午”这个名称，但活动的内容与我们国家的端午节习俗和端午节涵义完全不同。“同期”但不同“时”、不同“名”，也不同“意”。
韩国的端午祭包括各种娱乐活动和仪式活动。比如荡秋千、摔跤、绘画、歌舞表演、做传统打糕等，此外还有来自外国的各种艺术表演。在节日广场上，一个表演场地连着另一个表演场地，人们尽情享受各种娱乐。
据文字显示，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基础是韩国的传统信仰，其中萨满教（韩国称巫教）信仰是最突出的特点。现在这个节日的仪式表演主要有三类：祭祀仪式表演、巫堂（萨满）表演、面具戏剧表演。它们是最鲜明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江陵端午节祭祀活动的文化特征。这个活动从山神祭祀开始，以驱赶魔鬼的活动结束，其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仪式活动，如有萨满表演的山神祭祀。山神祭祀结束时，参与者要在江陵举着牌匾和作为神灵栖息的树游行。五月初七晚上有送神仪式和驱鬼，其中牌匾、纸花都被烧掉，送往神灵居住的地方。人们向神灵鞠躬，向他们祈祷富有和运气。这些活动是在不断吸收民间传说、佛教和儒家因素下积累而成的。江陵端午祭的核心是巫堂祭祀，它主要为巫舞表演，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表演是把民间传说带入现实世界的一个渠道。
据悉，韩国端午节的起源是与稻作农业有关，与水有关。每年农历4、5月份正是江涨水的季节，为了祈求大水不将水稻淹掉，这个时候都要祭神。这样就形成了这个端午祭的民间风俗。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端午时的节日。
日本的端午节实际很简单。日本的端午节又称“儿童节”、“鲤日”，实际是给男孩子们过的节日，当然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日本的儿童节实际上是端午节和男儿节合并而成。战后日本的民俗节日，除中秋节外，其他节日采取的是阳历过节。每年的公历5月5日是日本的儿童节（端午节）。这一天，除了中、小学校举行一些儿童庆祝活动外，一般家庭仍习惯吃角黍（粽子）和柏叶饼，饮菖蒲酒。除饮菖蒲酒外，有的地方还有“菖蒲浴”（用浸泡过菖蒲的水洗澡）的习惯。在农村还有在棚顶和门上插菖蒲、艾草，以占卜吉凶的民俗。
这一天，有的家庭，竖起鲤鱼旗，吃粽子和柏叶饼来祝贺。竖鲤鱼旗是希望孩子像鲤鱼那样健康成长。据传，从前，有个叫平舒王的君主，诛杀了一个不忠之臣，这个奸臣死后化为一条毒蛇，不不断地害人。有个有智谋的大臣，头戴红色的蛇头，身上洒满菖蒲酒与之激战，最终制服了毒蛇。从此，在端午节时，插菖蒲、熏艾叶、喝菖蒲酒，在日本就流传开来，成为日本的传统的风俗，日本人称“艾旗招百福，蒲剑斩千邪”。
有学者认为，日本的端午的习俗是在日本的平安时代以后由中国传入。传到现在，节日期间有的习俗与中国端午节的一些习俗的含义有相同之处，但端午节的意义却不相同。
由以上两国的端午节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我国的端午节的含义和形式与他们是有根本性区别。端午时节的节日并不是我们的专利，而节日的内容、习俗或者某些形式才可能属于我们的专利。
韩国的端午祭（节）起源于祭江神，而我们的端午节起源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韩国的端午祭的内容由荡秋千、摔跤、绘画、歌舞表演、做传统打糕等民间习俗构成，而我们的端午节是由“家挂艾蒿或菖蒲”、“吃粽子”、“赛龙舟”、“佩香囊”、“带葫芦”等民间习俗内容为主。在时间上，尽管都是端午，但端午的代表日期也不尽一样，韩国是指农历的“四月初五持续到五月初七”一个时间段，我们的端午节所指农历五月初五，或者续后几天。
可见，韩国端午祭（节）与我国端午节同“期”不同“日”不同“意”，无论形式和内容都“风马牛不相及”。
应该说，日本的儿童节（端午节），尽管名称、内涵有着本质区别，但节日日期以及期间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含义与我国的“端午节”一些习俗有相似之处。例如，吃粽子，以及插艾草、菖蒲以占卜吉凶的民俗等等。
无可否认，阴历纪年起源于中国，端午之名也必起源于中国，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端午时的民间文化活动（也可以俗称为“节”）并非就是我们的专利，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专利，节日这种民间文化的元素是很难找到其唯一性，也不可能具有排他性。保护一种节日习俗，保护着是它的内容和形式，并非保护它的名字和日期。一种民间文化活动无论它起源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能被世界各国认可并在普及中发扬光大，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保护和传承。保护民间文化如果像保护一种文物一样锁在保险柜里，这不是对民间文化负责的态度，也不是一种科学发展的保护理念，而是一种自我沉醉、闭关自守的守旧观念，是一种对民间文化不负责任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观的表现。
笔者认为，争论一种民间文化的起源和发源地没有实际意义，关键是看这种民间文化在当今生活和社会的根基和发展状况，民间文化的自生自灭是其发展规律，旧的习俗消失的那一天自然是被新生的习俗所替代的日子。对待民间文化保护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这种民间习俗是否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否还有其适应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是否还有它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外土壤？
端午节，如果仅仅单一地作为一种民间节日去看待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时代意义。但是，我国的端午节是与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相关联的，因此，保护它、弘扬它、普及它，就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艾君/文2009年5月26日于北京天为堂）

关于民俗节日元旦观点

2006年12月29日艾君提出了题为《元旦是中西合璧的民俗节日》观点，迅速成为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环球网等重要媒体的元旦节的重要文章放在显著位置。
元旦是中华固有的传统节日吗？元旦是舶来品吗？元旦是新年吗？元旦是春节吗？
艾君认为，实际上，元旦是真正意义上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西合璧”的产物。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说，元旦是丢了中华习俗的魂，流着西方的血，产生长大的混血儿。
说元旦丢了中华的魂，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元旦是与农历的春节相关联的。
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元旦，又名元日、无朔、无辰、元正等，含有一年之始的意思。因为“元”本义是“人头”，引申为“始”。“旦”的本义也是“始”。据宋《梦梁录·正月》中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欲呼为新年。”
据传中国的元旦，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可见元旦的概念和理念来源于中华。
有人把元旦的由来与古埃及相联系，是因为公历纪年的缘故。大约在公元前五万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由游牧改为农耕，定居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是否发生洪水有很大关系。古埃及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是公历元旦最早的由来，但他们不叫元旦，叫“涨水新年”。
在我国本来应该春节大年初一而叫的元旦为何会变成了阳历新年了呢？
这与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有关。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当时并不叫“元旦”。采用公历纪年为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实现世界纪年的统一性立下了汗马功劳，毕竟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也采用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西方的纪年方法。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至此，元旦才成为我国一个新的意义上的节日。也可以说是新的民俗节日，是中西合璧的节日。
可见，今日我们所过的元旦已经与中华传统民俗上的元旦完全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概念。已经融入了西方的纪年和对与元旦的理解理念。从某种意义讲，可以说，是丢了中华习俗的魂，流着西方的血，产生长大的起来的混血儿。
庆贺新年伊始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习俗。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不同，因此也都有自己不同的庆祝元旦的习俗。例如：居住在寒带的爱斯基摩人，把当地第一次下大雪的日子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雪花元旦”；及西业的凯拉比邦族人，将一年中候鸟飞来的最早时候，作为新年的第一天，称为“候鸟元旦”；泰国等地的一些民族，以雨季和旱季作为新年和旧年分界，把雨季到来前的4月13日——4月16日，定为新年元旦，印度的新年从10月31日开始，节日共5天，第4天才是元旦；瑞士阿彭策尔地区，以每年的1月13日为元旦；更有趣的是，非洲的乌干达每年有两个元旦，因为他们的新年是以雨季到来确定的，而每6个月就有一个雨季，所以就出现两个元旦了。
在我国，还列为法定节日。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采用公历纪年法，把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称做“元旦”，同时我国是世界上第12个开始新年的国家。

关于民俗节日失宠的分析

面对洋节大行其道，传统节日越过越没有味道。许多忧国忧民者也在发出这样的感慨：洋节取代了传统节日，知圣诞不知春节了，过情人节不过七夕了。等等。原因呢？2009年5月26日艾君提出了“保护民俗节日”的独特观点，倍受媒体瞩目。
《用阴历过传统节日已经不合时宜》
有人说，在“洋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浓的时候，中国传统节日的“节”味却越来越淡了，尤其是年轻人正渐渐成为“洋节”的“奴隶”。也有人说，人们对洋节的热衷并非简单的“崇洋”心理，这里面是商业运作的“魔力”。还有人说，政府以及舆论媒体没有更好地对传统节日进行广泛宣传、提倡，使很多人对传统节日谈化。
200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十位博士甚至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人们慎对西方节日，旨在“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面对洋节大行其道，传统节日越过越没有味道。许多忧国忧民者也在发出这样的感慨：洋节取代了传统节日，知圣诞不知春节了，过情人节不过七夕了。等等。
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的媒体对于传统节日的宣传每时每刻也没有间断过，对于传统节日的呼吁声经常见于报端，对于传统节日的“两会”提案每年都有，对于传统节日的弘扬和保护力度和措施政府和各级文化组织一直在进行，那么，为何传统节日始终热不起来，还易被遗忘和淡漠呢？
对于这些问题，这些年来笔者曾经多次与一些学者探讨过、交流过，艾君自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艾君认为，传统节日始终热不起来还很容易被遗忘和淡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节日的本身的因素外，也有过节人的喜好所决定的。
节日永远属于年轻人的，没有年轻人的崇尚和喜好就永远也不存在对事物热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谈传统节日能否热起来，必须将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跟上时代的节拍，使其与更多的年轻人的生活和追求兴趣相吻合，也就是说，传统节日的过节形式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传统节日需要变革，在变革中去发展。
以艾君之见，变革传统节日最主要的是要变革的是传统节日的纪年。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采用公历纪年为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实现世界纪年的统一性立下了汗马功劳，毕竟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也采用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西方的纪年方法。但是，应该承认，也给我国传统节日的阴历纪年和过节带来了麻烦，可以说纪年的改变是对传统节日的重大打击。
采用公历纪年在我国推行了近百年了，随着一些世纪老人的离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着公历，实际上阴历的概念已经早日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不要说年轻一代，就是60岁左右的人都基本不会阴阳历换算，更不去用阴历生活和工作了。以往50岁以上的人过生日还用阴历，可现如今50岁以下的人还有几个在过阴历生日呢？更不要说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还有谁会用阴历呢？这些年，甚至一些日历卡、挂历都已经停止了标注阴历。我国传统的阴历已经成为了古董，进入了历史的仓库。
阴历的消亡，在对待传统节日的问题上，再采用阴历过节已经不合时宜，采取阳历过节是发展趋势。
人人都在说保护传统节日，都在喊要重视传统节日，都在埋怨洋节味道越来越浓家节味道越来越淡，可谁又去想过多少人会记住传统节日的时间呢？谁又谁会去天天搬着老黄历换算翻阅节日呢？连春节这么重要的节日都记不住过节的阳历时间更何况其他的民间节日呢？
所以，保护传统节日，激发年轻人的兴趣，第一步，也是最关键要做的就是把阴历计算的传统节日除了春节和中秋节之外其他的节日统统采用阳历过节。
我们有过成功的转换，元旦就是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过节，每年的阳历一月一日为“元旦”，好记、好想、不需再去翻阅皇历再去转换阴阳历，年年那个时间过，你不想过都不行。便捷、易记这是让一个节日复苏和热起来的最基本的因素。
再看我们的近邻日本，二战后，日本的民俗节日，除了中秋节外，其它民间节日全改为阳历过节。就说端午节也是在阳历5月5日过。
所以，艾君认为，洋节的繁荣，传统节日的冷落，最主要原因是1911年我国纪年方法的改变所至。
不是埋怨现代年轻人在崇尚的西方节日吗？西方节日大多都以阳历纪年，这样与我国的工作、生活通用的阳历时间一致，很容易让年轻人记住和接受，我说过，节日永远属于年轻人的。
不是埋怨现代年轻人冷落传统节日吗？在我国众多传统节日中，唯有元旦采取了世界通用的阳历纪年方法。其他还在延续着被锁起来的阴历的纪年方法计算，也就是说我国的传统节日以阳历纪年，每年节日时间是在变换中，一个每年难以有固定过节日期的节日如何在日前阳历纪年成为国人生活、工作、社会通用的纪年方法的今天，让年轻人去接受它呢？
当今社会，包括传统文化研究者，有多少人还懂阴历的换算？有多少人还会记得阴历的过节时间？又有多少人明白阴阳历的关系？又有谁会用阴历去工作学习呢？一个在中国连自己的生日都用阳历来过的今天，一个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阴历是那一天的国民的今天，如何去记住以阴历纪年的民俗节日呢？又如何让我国的民俗节日走入世界呢？
如其空喊拒绝洋节侵蚀，发扬中华传统，复兴传统节日，没有用。要抢救复苏中国传统节日就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除了赋予传统节日以新的内涵，过去节日现代过法外，尽早改变节日的纪年，由阴历过节转变为阳历过节，才能增强传统节日的魅力和吸引力，保证我国的传统节日不至丧失。这也是艾君长期思考而萌发出对传统节日发扬和光大的策略，也算是艾君对复兴传统节日的建言献策吧！（艾君/文2009年2月22日于北京天为堂）

谈古曲艺术

艾君拙见，古典诗词歌曲这种远古而来的高雅艺术，要普及发展和保护，必须走雅俗共赏，推陈出新的发展之路。雅的要保留，俗的亟待开发。让古诗词演唱不仅成为文墨客的艺术，也要让其走入寻常百姓之中。将传统的古典音乐进行二步创作，让古诗词歌曲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古曲必将迎来艺术的春天。“俗热”过后必定是“雅热”，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古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演唱古曲有利于振兴民族音乐的精华，凝聚民族精神。一位歌手能准确地把握好古诗词的演唱也是其对民族音乐追求的至高境界，反映了其对古诗词的深刻理解，彰显了其对曲子和词意的完美融合和把握。
古诗词演唱必将走入艺术的春天
古诗词歌曲凸现中国民歌艺术的至高境界
--谈古曲艺术特点、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艾君/文
前几天，中国音乐学院王苏芬教授来电，说她的研究生尹祎雯古曲演唱音乐会将于6月8日礼拜一晚上7点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届时她还将进行古曲演唱示范讲解，让我尽可能参加一下并且说这不仅仅是她的意思也是祎雯的邀请。
无论是否忙碌，对于这个演唱会我还是一定要参加。一来出于对于古典诗词演唱的酷爱，去欣赏一场反映中华文化之瑰宝的古曲演唱会，对于陶冶自己情操，开发心智都大有裨益；二来自己身兼中国音乐学院古诗词演唱研究中心副主任参加古曲演唱音乐会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三是祎雯作为自己看好的民歌手曾经在2007年6月欣赏过她的毕业独唱音乐会，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她的古曲演唱风格会有哪些变化和提升这也是艾君想得到的答案。
我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歌的世界。古典诗词因其格律性而与音乐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诗歌、诗歌”，顾名思义“诗”与“歌”是无法分开的，无歌不成诗啊。
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将“可歌可咏”作为衡量诗词作品成功、优秀与否，是否能流传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传统的古诗词的歌曲演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尽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傅雪漪先生为此付出来一生的心血，但目前已八十高龄，双目失明，身患重病，其为数不多的弟子也已进入老年，加之古曲市场极小，继承和发扬问题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近些年来，中国音乐学院领导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委任傅雪漪先生的弟子声乐教授王苏芬毅然挑起了古曲普及、弘扬、教学、科研的重任，使古曲教学走入了本科、研究生等良性的教育轨道，去年还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古曲演唱研究中心”，这对古典诗词的普及传承起到了科研组织者的作用。
那么，何谓古曲呢？我们现在所讲的古曲又是指什么呢？
一、传统理念上的古曲与现在意义中的古曲
艾君拙见，传统意义上的古曲是指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有较高知名度的乐曲；现在意义中所倡导和普及推广的古曲主要是指古诗词歌曲，简称为古曲。
1、传统理念上的古曲。
传统意义上的古曲是指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有较高知名度的乐曲。代表曲目有：　《幽兰》、《秦王破阵乐》、《阳春》、《白雪》、《长沙女引》、《青莲乐府》、《青莲乐府》、《塞上曲》、《将军令》、《酒狂》、《阳关三叠》、《霓裳羽衣曲》、《海青拿鹤》、《离骚》、《忆故人》、《醉渔唱晚》、《伯牙悼子期》、《搔首问天》、《潇湘水云》、《渔歌》等等，这些古曲大多属于器乐曲，而且大都出于诗人之手创作而成。
当然，在有的古曲中不仅有曲而且有词。
例如，《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最初是唐初的军歌，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打败了叛军刘武周，巩固了刚建立的唐政权。于是，他的将士们遂以旧曲填入新词，为李世民唱赞歌：“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主要是歌颂唐太宗的英勇战绩。唐太宗亲自为此曲设计秦王破阵乐舞，是唐时著名歌舞大曲，此曲亦流传国外。
例如《离骚》。《离骚》是晚唐陈康士根据屈原同名诗所作的琴曲，乐曲古朴苍劲、深沉含蓄，抒发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遭奸谗后的忧郁和苦闷，及思乡爱国的崇高感情。
再例如《渔歌》。《渔歌》相传是柳宗元所作的古琴曲，取意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时的诗作《渔翁》：渔翁夜伴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阳春》，《阳春》是由古代歌曲《阳春白雪》演变而来的古琴曲，表现的是万物回春，和风淡荡之意。宋玉《对楚襄王问》的记载来看，《阳春白雪》原是有词的歌曲，但由于艺术性高，演唱难度大，因此能随着唱和的人极少，成为“曲高和寡”的歌曲。
《渔樵问答》，此曲在历代传谱中，有30多种版本，有的还附有歌词。现存谱初见于明代。乐曲通过渔樵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表达出对追逐名利者的鄙弃。
《胡笳十八拍》，此曲为根据同名古诗谱写的乐曲，歌词最早刊于南宋朱熹的《楚词后语》。有《大胡笳》和《小胡笳》两种传谱。诗人李欣曾作诗如下：“蔡女者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叹归客。”
2、现在意义中的古曲。
以上艾君讲过，传统意义上的古曲是指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有较高知名度的乐曲。这些古曲大多属于器乐曲，而且大都出于诗人之手创作而成。而现代我们在讲普及传承古曲演唱所指的古曲又是什么呢？
中国音乐学院王苏芬认为，我们所倡导和普及推广的古曲主要是指古诗词歌曲，简称为古曲。她认为，古典诗词博大精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古典诗词的演唱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现如今挖掘保留和录制下来的古典诗词歌曲近50首，从2000年开始在中国音乐学院进行大课、小课的教授，使数百多名学生初步掌握了古曲的演唱风格，并多次举办了古曲音乐会，中央电视台也一直在支持古曲的普及工作，在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传承古曲起到了推动作用。
现在挖掘和保留下来的古诗词歌曲主要有，大舜的《南风歌》、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欧阳炯《春光好》、冯延己《长相思》、于鹄《巴女谣》、屈原的《湘君》、高适的《别董大》、李白的《秋浦歌》、姜夔的《杏花天影》、柳宗元的《杨白花》等。

二、为何要普及、学唱和传承古曲呢？
艾君拙见，古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演唱古曲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和至高的艺术境界，演唱古曲有利于振兴民族音乐的精华，凝聚民族精神。
为何要振兴和传承演唱古曲呢？这是一个值得思索和值得探讨的课题。毫无疑问，古典诗词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体现古诗词的内涵并与其相合体的曲子自然也是传统文化中比不可不或缺的内容。
艾君不少文章里都讲过，我国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华，有科学的，也有愚昧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对现代化建设有启发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也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约束、阻碍作用的。艾君向来倡导“学习借鉴，批判吸收；古为今用，它为我用；取其精华，弃之糟粕”的观点，在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我们必须在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下，正确判断看待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以构建和谐社会大业为基点，吸收和保护我们传统文化中有益的东西。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歌曲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弘扬、值得推广。艾君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古诗词歌曲是最能体现出我国古代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歌曲。
当我们的祖先带着原生态音乐从朴素中走到春秋战国时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以至于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及社会生活，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关注的对象。鲁国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则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在音乐方面提出的一系列美学标准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影响到今天，形成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他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说明孔子将音乐赋予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他以“善”和“美”来评价音乐者。他认为，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他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这些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荀子儒家学派代表之一，荀子在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由此可见，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儒家，崇尚音乐，主张礼乐，孔子曾经就“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儒家音乐一般庄严古朴，是由其仁礼崇古思想决定的。强调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
而中国音乐学院所推出的50首我国古典诗词歌曲，无论从内容的“善”、“和”还是从曲子大都表现了乐曲高洁、深远的意境，以“清、微、淡、远”的含蓄之美，清雅秀丽，委婉流畅。词与曲结合完美，集中，严谨，富有层次和音乐形象之效果。强调了艺术与思想的完美统一，正好体现了我国儒家音乐的审美理念。
譬如，王苏芬教授1983年演唱的古曲《别董大》，以苍凉慷慨的音调，渲染出“千里黄云白日曛”的塞北大漠天昏地暗的背景和作者与董大之间的悠悠别情离绪，悲切中饱含着“莫愁前路无知己”的光明希冀。而在其演唱的辛弃疾的《西江月》中，以恬静的歌声，，把幽美旖旎的夏夜、浓郁芳馥的稻香、蛙声成片的天籁和作者的喜悦心情，表现得自然含蓄、淡雅真切。如同把人们带到了夏夜的山村，闻到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
她演唱秦观的《忆王孙》则又别具情趣，“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娓娓道来，意境全出。芳草萋萋，声声杜宇；雨打梨花．楼高门闭。给人展示出一幅意境悠远、缠绵夺魄的淡墨画。
欣赏过的人不难发现，这些古典诗词歌曲与我国的儒家音乐美学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古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演唱古曲有利于振兴民族音乐和凝聚民族精神。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古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墨客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它的价值趋向、情感意境，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任何民族民间音乐似乎难与古典诗词歌曲相媲美。
与民歌、戏曲等其他中国民族音乐形式相比，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文人雅性是超越于其他形式的。在历史的沿革中，由于古典诗词歌曲与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它深受文人墨客的审美取向的影响，成为文人寄意托寓的一个载体，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哲学思想，因此使得它更为阳春白雪，成为了一种古有的“雅乐”。其乐谱风格与古琴谱更为接近，更加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任意挥洒、自由率真、融合天籁、舒卷自如、简淡冲远的审美追求，节奏感略弱，而写意、抒情性较强，演唱难度较高。
从《诗经》可以看出，中国诗词与音乐结缘。学者句艳华认为，诗三百其实就是一部歌词集，所收作品无一不可以用来歌唱，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另一部文学典籍《楚辞》，同样也是可以用来歌咏和演唱的，文体具有强烈的音乐性。此后的词、曲，更是是音节抑扬顿挫，合乎音韵。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一直是伴随着音乐的发展，也没有离开过歌唱的形式，是相伴相随的关系。
在古代，诗歌往往是用来吟诵，词则用来演唱。诗歌能够展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的灵魂。音乐作为艺术学科，兼具民族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并与其它人文学科紧密联系。体现出“诗中有乐”“乐中有诗”的美妙境界。
可见，古典诗词歌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古朴含蓄，典雅精绝，是诗词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体，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特点，蕴含着华夏民族的审美观，对古典诗词和韵文的语言形式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吸收了蕴含了民歌精华，一些原谱原调的作品更是保存了当时的民情世态，是活文物、活化石。它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种通俗的表现。学习古典诗词歌曲，对于学习古典诗词，学习血统纯正的汉语，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非常大的意义。
三是演唱古曲能够更好地加强自身修养，从雅的古曲中陶冶情操，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
“乐乃心声”。真正的音乐它带给人们的是美感和享受，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予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判别。儒家思想认为，“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这种音乐美学思想，对于提高音乐修养，扩展人们对音乐的审美，具有时代意义。
一个人对音乐的喜好品种如何，对音乐的审美趋向如何，一般反映了他的学识、修养和社会道德观。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人是不可能去欣赏古典诗词的，一个人没有一定的思维价值观也不可能去欣赏高雅音乐的，一个人没有对中国文化的厚爱也不可能去关心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的。
在单位、在社会一个人欣赏什么音乐，基本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追求和价值趋向，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和自身品位。打的比方，打死你也不会相信一个林黛玉似的女性会在单位里欣赏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让我一次爱个够》等俗音乐。
所以，享受古诗词歌曲丰富的思想内涵、奇妙的韵律节奏会提高人的修养，给予人们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的思索。艾君观点，俗与雅其本身并不排斥，但从俗到雅的转变却是一个人的修养升华。
同理，一位歌手能准确地把握好古诗词的演唱也是其对民族音乐追求的至高境界，反映了其对古诗词的深刻理解，彰显了其对曲子和词意的完美融合和把握。
演唱古典诗词，只有在弄清诗情词意基础上，在发挥古人情趣意境、气韵神态的前提下，在探索歌唱表达技法的达到恰如其分的和谐情况下，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唱好一首古曲。这是一个歌手要走得一条艰苦卓绝、阳春自雪的艺术之路。在这条路上，必定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心力。
三、对古曲的内涵、演唱特点以及发展与保护的几点认识
艾君拙见，古曲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精华，体现出宫廷音乐的特点；古曲是民族音乐演唱的巅峰，体现着一个人至高修养学识。演唱古曲，只有在弄清诗情词意基础上，在发挥古人情趣意境、气韵神态前提下，在探索歌唱表达技法达到恰如其分的和谐状态下，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唱好一首古曲。
我们先来看一个典故--《宋玉答楚王问》。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吗？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 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也就是“阳春白雪”的典故的来历。
《阳春白雪》是我国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应该说，电影《红楼梦》的歌曲是我国现代作曲家创作古诗词歌曲的代表典范。《葬花吟》这首古曲，合唱之前的前奏，短促但韵味十足，恰似漫天飞雪，扑面而来，飘零纷散……继而起之的小合唱在此情景上自然的流露：“花谢花飞飞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在余音缭绕中陈力的轻盈飘逸，净脆婉转的独唱幽怨而起，随着黯然真情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反复歌唱将整曲推向高潮。这正是有了古人曹雪芹的绝妙诗词，在后人王立平的深刻理解中谱曲，再加上演唱着陈力的功力表达，构成了“黛玉葬花”成为古曲经典作品。
《红楼梦》的数首古曲在原唱陈力之后，吴碧霞、郑绪岚、王美、宋祖英、 崔蕊等一些实力派歌手相继演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独特魅力，歌唱家们很好地把握了古诗词的内涵，极富艺术感染力，也倍受社会的青睐。
可见古曲，尽管具有曲高而和寡的特点，但却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感染力。
对于如何理解古曲，如何看待古曲的内涵和其艺术价值艾君有些不成熟的看法和见解，仅供参考：
其一，现代的古曲内涵主要有原生态传承、原词补曲和现代词曲三种类型组成。
我们讲的古曲是指即将中国古典诗词配上乐曲可进行演唱的歌曲。在现代众多的诗词歌曲中综合看来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原词原谱；一种为原谱轶失，后人根据原词新谱写曲子；另外一种就是新词新曲。古典诗词歌曲属于文人音乐或者宫廷音乐的范畴，与古琴等其他古乐一样，具有含蓄、典雅、意境深远的特点，蕴含着文人墨客的精神追求和人格追求、审美情趣，与其内在的精神特性是一致的。或者体现出儒家音乐一般庄严古朴，是由其仁礼崇古思想决定。音乐结构更集中、更严谨、更富有层次，音乐形象也更加鲜明。
原词原谱类。这种类型艾君在上面已经讲过，再次不重复，譬如，《秦王破阵乐》、《阳春》、《渔歌》等都数词种类型存在的古曲。
原词补曲类。这种类型的古曲，现在占有相当大的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傅学漪补曲的《别董大》等数十首，王立平补曲的《红楼梦》系列，汪国真补曲《静夜思》古诗词百首。等等。
现代词曲类。这种类型的也不少。即现代人写的诗词，现代人作的曲。这种类型也不少，例如，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西江月-井冈山》等诗词系列歌曲。邓丽君的《在水一方》、黄霑的《沧海一声笑》、《千愁记旧情》、许冠杰的《浪子心声》等等。
在这里要说说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我国台湾的琼瑶。她最善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秋歌》、《月朦胧鸟朦胧》、《金盏花》、《聚散两依依》、《问斜阳》等等，都体现了她很高的文学修养和对古诗词的驾驭能力。可以说，琼瑶的歌词是古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体，已经脱离开了古诗词体现出古典、雅致、华美、婉约、豪放等传统音乐的影子。
其二，古曲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精华，体现出宫廷音乐的特点。
艾君常想，如果说原生态的民间歌曲来自于“乡里巴人”，那么说古曲则真正来自于文人墨客，体现出了“阳春白雪”的特点。
如果说民族歌曲属于高雅艺术，那么真正能体现出中国高雅艺术之精华的并非民歌，而是古曲。古曲的高雅性就在于它的歌词的高雅性以及在弄清诗情词意前提下，在发挥词作家情趣意境中，谱上了恰如其分相匹配的曲子。
如果有人将西方歌剧的演唱作为整个人类演唱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的话，那么在我国民族音乐中出类拔萃的古曲的演唱则理应堪称民族歌曲演唱的最高艺术；如果有人说美声歌曲堪称当今艺术的高雅之作能体现出人类艺术的精华的话，那么我们集古诗词、民族音乐精华于一体、代表我国文化瑰宝而诞生出来的古曲演唱则最能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无限魅力。
如果说民歌诞生于民间来自于民间，属于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那么古曲则来自于文人墨客、宫廷士大夫，可以说属于宫廷音乐，属于文人墨客、士大夫的音乐。
艾君之所以将古曲归为宫廷音乐，因为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宫廷音乐的基本特点。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中国宫廷音乐有外朝音乐和内廷音乐两大类。我国的许多古曲中都能体现出宫廷音乐的“功利性”、“礼仪性”以及旋律、节奏的“雅化”等基本风格特征。所以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很难在社会中流行和赢得民间群体的喜爱。我国许多古曲其本身就属于宫廷音乐而延续下来的。
其三，古曲演唱可以堪称是民族音乐演唱的巅峰，体现着一个人至高修养学识。
艾君所言，古曲演唱体现着一个人至高修养学识，来自于一个古曲演唱者除了要具备基本的音乐素质和修养外，也要具有对古诗词、古典音乐的基本理解和很高的悟性。还要具备对史学、文学、传统音乐的至深理解和掌握。所以，百灵鸟的嗓子不见得就能唱好古曲，实力派通俗歌手不见得就能驾驭好古曲演唱，一个山里的民歌手或者会把古曲唱走了味道。这就是说，歌曲好唱古曲难唱，唱好古曲需要功底。
如果说交响音乐作品表现力丰富、内容深奥，常被人们称之为“阳春白雪”，那么我国的古典诗词歌曲就属于民族歌曲中表现力丰富、内容深奥的“阳春白雪”。
我国一些优秀的歌唱演员在达到一定的艺术境界后都对古曲演唱倾注情怀。姜加锵、杨鸿基、彭丽媛、张也、宋祖英、李元华、江涛、白雪等等都曾经演唱国古诗词歌曲。中国音乐学院的王苏芬教授更是为古曲的教学普及、发展和保护倾注着心血。
可以说，古曲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学识，是最具曲高而和寡之道理也。
其四，古曲演唱具有“一难、二雅、三涵”的特点。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演唱古曲的体会，演唱古典诗词歌曲，不仅要在反复吟诵诗词中找寻其味，还要去古琴曲中感受，更应该在戏曲艺术中汲取营养。唱好一首古曲不是那么简单地唱准确音符，甚至是很到位的情感，但如果能将诗词歌赋挖掘到深处才能真正称得上完整。如，演唱《阳关三叠》总是不能令教授满意，原因并不是演唱的不正确而是不到位。那种朋友间的分离并非现在所能理解的。在古时候，此一别，只怕今生再也难居首，尤其是那句“无穷的伤感”，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达到真正古人立场上的那万般伤感，万般不舍，又是万般地无奈……悠悠的古琴声在耳边回响,能带给我灵感吗？
这几句诗一般的语言，恰好反映出一个学子在学唱古曲中的苦恼和焦虑的心情，说明了古曲演唱的复杂性和难度。艾君认为，演唱古典诗词，要在弄清诗情词意基础上，在发挥古人情趣意境、气韵神态的前提下，在探索歌唱表达技法达到恰如其分的和谐情况下，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唱好一首古曲。
从80年代末至今，艾君参加过大小无数次古曲演唱会。总体感觉，欣赏古曲作品，不仅需要对历史的熟知，对诗词的理解，而且需要有意识地倾听，在表层化的欣赏中侧重于感悟乐曲，在乐曲中去体会诗词的意境，在“情感”的乐律中去理解诗人的情怀。
而对古曲演唱的特点的理解，艾君总结其具有“一难、二雅、三涵”的特点。
一难，即难在难领会难把握难理解上。难，不仅是由古诗词本身的博大精深难题会所决定，而且也是由现代人受古曲音乐的曲调抑扬婉转、优雅和谐的演唱的难理解、技法的难把握特点所决定。
二雅，即主要体现在词、曲都是经过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精心打造而成，真正体现出了风、雅、颂的艺术魅力。
三涵，即主要指一个人的涵养。一个没有涵养、没有修养、没有素质的歌手是很难表达出古曲中的意境和韵律的。古曲的风、雅、颂所体现出的本身就是一种学问，其广泛性、贵族性、特殊使用性不是一般的歌手所能驾驭，需要演唱者具有更高的学问培养、道德修养、情绪素养。
一个古曲演唱者除了要具备基本的音乐素质和修养外，还要具有对古诗词、古典音乐的基本理解。
总而言之，古曲演唱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理应成为中国民族歌曲演唱的演唱追求的至高境界，它是一个人修养、涵养和文明礼数的象征，是一个中国民歌手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
四、古曲演唱必将走入春天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艾君拙见，古曲这种远古而来的高雅艺术，要普及壮大发展保护，必须走雅俗共赏，推陈出新的发展之路。雅的要保留，俗的亟待开发。让古诗词演唱不仅成为文墨客的艺术，也让其走入普通的社会民众中。将传统的古典音乐进行二步创作，让古诗词歌曲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古曲必将迎来艺术的春天。“俗热”过后必定是“雅热”，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古诗词难以理解，传统曲子难以把握，这两点也就注定了我国古曲成为了真正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也就成为自然。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的还处在发展期，市场对艺术的苛刻来源于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高雅的艺术在市场发展期往往会被社会民众冷落，只能成为文人墨客和贵族贤达的欣赏雅兴。所以，古曲发展普及空间问题也就面临着市场的巨大挑战。
古典诗词歌曲的发掘和创作，需要社会更多地参与和支持。它和古琴谱的打谱一样，版本杂乱、流派较多，需要今人的大力研究和整理，它的再创作也需要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音乐修养并举方可，和对戏曲、民歌营养的吸收和借鉴。所以亟需提高其在民间的地位，让更多的人参与和关注。另外，其对演唱者的文化、传统声乐修养有较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推广和发展。
但对于古典诗词歌曲的保护如果像放在保险柜里保护文物一样的保护不是目的，普及发展壮大才是目的，也是最好的保护。对于任何艺术，发展中去保护才是出路，也是科学的保护观念。古曲这种远古而来的高雅艺术，要普及壮大发展保护，必须走雅俗共赏，推陈出新的发展之路。
“雅”的要保留，“俗”的亟待开发。让古诗词演唱不仅成为文墨客的艺术，也让其走入普通的社会民众中去。这就给我们的作曲家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将传统的古典音乐进行二步创作，让古诗词演唱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2005年，汪国真先生送给艾君他谱曲的百首中小学生古典诗词歌曲，就体现出了很强的时代流行音乐的特点，这是对古曲适应现代节奏所作的探索。邓丽君、周杰伦等港台歌手在古诗词演唱通俗流行化方面也作过很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这些都为我国古曲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前人留给我们是数以万计的美不胜收的诗词资料。这些诗词，我们可以全首引用谱曲，也可以学习一些港台歌手截句接收，可以改写翻译，也可以溶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这些都是词曲作家以及歌手们应该去探索实践的。无论你是何种形式，只要对古诗词的发扬光大起到传播作用，你就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俗热”过后必定是“雅热”，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艾君相信，只要古曲坚持雅俗共赏、推陈出新，倡导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古曲的演唱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国人生活水平、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而迎来她的春天，成为社会对音乐追求的一种新的时尚。（艾君文/2009年6月6日于北京天为堂，没经同意不许转载）

关于诗书画现象

“诗画同体观”是艾君在2006年提出的一种新的诗画理论见解，是对传统诗画理论中的“诗画同源”的观点创新性思维，它从根本上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以及诗与画本质的含义和审美标准，揭示了成为画家的必要条件，揭示了画家与画工的本质区别，使诗与画从艺术的思维上趋向了统一性。对于如何判定书画品的艺术性，如何鉴定画家与画工的区别，如何看待诗人、画家的为诗、为画理念等都带有革命性的意义。
一、“诗画同体观”基本观点
“诗画同体观”是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不同成长期去看待，就是说诗画实际是一种东西，其意和本原以及表达思想、表达境界是一直的。诗歌是诗人用文字写出来的画，而画作则是画家用笔墨画出来的诗。“诗画同体观”主张，一位诗人如果仅仅能用语言或者文字去表达出来自己的诗意，躯体是不健全的；一位画者如果其画作不能表达出诗意仅仅算作‘画工’，即技术工人。一位真正的画家不仅能掌握了文字语言的功底还能图形描绘出诗的意境，只有具有诗情画意得画者，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这是对画家标准以及画作审美标准的基本判断。
主要包括以下基本观点：
1）“诗画同体观”是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不同成长期形体上去看待，意思就是“诗是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画是将诗意转化成图形的艺术，也可以说画是诗艺术追寻的终极。一位诗人如果仅仅能用语言或者文字去表达出来自己的诗意，躯体是不健全的；一位画者如果其画作不能表达出诗意仅仅算作会画技的‘画工’，即技术工人。只有具有诗情画意得画者，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
2）“诗画同体观”其中心意思即强调“意”在绘画中的重要性。认为，作诗必有立意，作画同样必有立意。古人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何谓意？按《辞海》的解释，相关义是指：意思、意向（愿望）；人或事流露的情态；意料等。可见“意”兼有思想（意志）和感情（意愿）即“理”与“情”的融会。画“传意”能更好地表述情理和谐、融会的绘画创作理念。
3）“诗画同体观”倡导诗意在绘画艺术中的作用，认为“不会为诗者成不了画家”。成为画家需先学会为诗再去拜工匠学画，反之即便为画也仅仅是个画工而非画家，书画的创作有了诗意才能画出画意，真正的画家其本身就应该是诗人、画工的综合体。
4）“诗画同体观”认为，画工可以从师学出来，而诗人和画家是没有老师的可言，需要自己去感悟。一个没有感觉、没有悟性、没有眼光的人一直试图成为一位诗人或者升高为画家到头来或许徒劳无功，会以失败结束。诗人和画家都具有一双不同类型的眼睛，或者几乎是第三只眼睛去看待世界和事物，去感悟世界和事物。手法、风格、技法可以向老师学习，可诗情、画意也许是人的环境、阅历和天赋所赋予的，不是学来的。一位没有诗情的画画者是画不出具有传神和诗意的画作的，一位只会手法、风格、技法的画者不能算作名副其实的画家。
5）“诗画同体观”认为，为诗者可以上升为画家，而为画者（指画工、工匠类的画者）转诗者若想成为诗人则较难。为诗者只要再去拜师学会画之技法和练就画功底而转画者必能成画家，而为画者（指画工、工匠类的画者）若想转为诗者若想成为诗人则较难。诗者能转成画者，并有一定成就者必能成为画家，甚至是名画家。应该说从名诗人成功转化成名画家者不在少数，80年代中期成名的已故著名诗人何首巫先生，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诗人汪国真等等都悄悄从诗人转型为书画家。
二、“诗画同体”与“诗画同源”的区别
古人讲“诗画同源”，即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表达方式去区分开来对待。即，诗人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念和情感世界的，而画家则是通过色彩画面来刻画表达起情感和思维理念。
而艾君认为，书画是同体的。仅仅在表达方式中，画家比诗人多了一双手，那就是会用水墨和颜料的技术之手。在作品里体现出诗情画意本是一位成功的诗人和真正的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诗人转为书画家者可堪称诗歌艺术修炼到了最高境界……因为画家比诗人又多了一双会用水墨和颜料的技术之手。
艾君在《不会为诗者何以为画》中阐述说，古人审美中的诗情画意实际要表述的就是“诗画同体”。没有意境、没有诗意，或者说不能传神的画作仅仅能作为装饰品，而不是艺术品。
他认为，“诗画同体”，而非“诗画同源”。是因为“诗画同源”是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表现形式去区分对待。而“诗画同体”是把诗画放在同一套理论体系中从不同成长期形体上去看待，意思就是“诗是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画是将诗意转化成图形的艺术。一位诗人如果仅仅能用语言或者文字去表达出来自己的诗意，躯体是不健全的；一位绘画者如果其画作不能表达出诗意仅仅算作‘画工’，即技术工人。只有具有诗情画意得画者，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画家”。
他进一步阐述说，一位会画画者，如果仅仅能把别人的诗意转化为自己的画作，这是模仿或者永远属于画工，而不能称为画家；一位会画画者，如果仅仅会在别人的创意基础上用水墨和颜料将形体画出来，这也是画工，不能称为画家；一位会画画者，如果会将自己对事物的领会或者自己内心的诗情诗境通过用水墨和颜料将其画出来，这才是画家，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只有画家创作出来的的画作才能称其为“艺术品”。反之，一个没有诗意的画者，即便你的名气再大、资历再深，也创作不出真正传世的艺术品。
总之，在对待“诗画同体”与“诗画同源”问题上，艾君的观点，会诗是成为画家的必要条件，而会用画技绘制出形体是成为画家的必要手段。真正的画家是神圣的艺术家，其本身就应该是诗人、画工的综合体。作诗者要追求最高艺术境界就不能不学画，不会诗的画者永远成不了真正意义的画家，而画家则是“诗者、画工最高的称谓”，而画工、画匠仅仅属于技工。

山寨现象认识上的四个误区

在山寨这个词语泛滥的今天，草根社会对词语的创造力和使用的广泛性的特点在山寨现象引起大众社会瞩目的今天，可谓无所不用，运用自如。
在一种草根文化的影响下，山寨现象已被歪曲，被误解，被演绎。甚至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提起“山寨”，就会想起“水货”、“冒牌”、“劣质”等，并且皆露出鄙夷和不屑的神态。然而大多人不知如今的品牌都是经历过山寨历史的，从山寨走过来的历程。
社会学家艾君认为，当山寨现象在我国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路程后，伴随着人们对这种文化现象和产业发展模式的逐步瞩目，山寨一词也就自然诞生，因为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存在着对山寨发展现象的理解不足，所以山寨问题在争议、彷徨、议论中自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应该承认，当山寨现象已成为一种草根文化现象时，对于它的理解、对于它的认识自然也会出现一些误区，这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在山寨现象被炒热以后的今天，在山寨现象问题上，如果我们还不去弄明白一些概念，搞清楚一些问题的内涵和特点，不懂山寨内涵却在谈山寨、不去研究山寨本质却在议山寨，没有去搞清楚山寨特点却在写山寨、用山寨，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非议，使社会走向、舆论导向走入极端化，会影响到政府的正确判断和决策，不利于山寨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厘清和纠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艾君认为，社会上在对山寨现象认识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误区：
一是社会上对当今山寨现象里的“山寨”的概念理解走入误区。要搞清楚“山寨现象”里的“山寨”必须对当今山寨的概念有个比较清晰、科学的解读和概念认识。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一个概念往往有许多种解释。就说山寨一词，其原意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山林中设有防守栏杆的地方；另一种解释就是有寨子的山区村庄。前者一般指过去一些“土匪”、英雄好汉为逃避官方或者社会管辖而开辟的山里立足的地方，也就是民间讲的“占山为王”的势力范围。后者的解释，就是山里自然形成人居住的村庄，也就是现在讲的最基层的组织细胞。
在对于“山寨”现象认识问题上，如果我们承认前者的基本解释，自然就会与“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相联系。实际非也。当你真正研究过、认识和理解过山寨现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山寨”实际是作为产品制造者的代名词而被社会认可和炒作。
我们通常将乡下居民聚居的有一定范围的地方泛指为村，它是我国行政组织结构最基本、最即从的细胞组织，有些地方民间称其为“庄、寨、沟”等。沟和寨大多来自于山里的村落，所以人们也会给加上一个修饰词称谓“山寨、山沟、山庄”等等。
一般情况，在我国有个普遍的规律，平原地带叫村和庄居多；山区叫寨居多。例如，中关村、周村、石家庄、华西村等都是由村庄演绎过来的至今还在使用村和庄名称的当今比较著名的村庄城市。例如，大寨、抱犊寨等则是山里的村庄的称谓。
初期的山寨，无论叫它山寨也好，村寨也罢，还是叫它村庄也好，沟落也罢，其表现的特点是隐蔽性、脆弱和落后，实际他反应出来的是一种社会对它的意识、设施、文化等的方面的认识。就像社会上总愿意将农村的意识观念称谓小农意识，实际就是过去对“农民的意识、观念”的浓缩和泛指。
艾君说了当今山寨现象里的山寨就是指“山里的村庄”的意思。试想想，市场经济培育期过程中一些缺少超前技术、过硬设备、甚至像躲藏在类似村庄里靠复制、改装、加工出来的科技产品，形象地比喻叫“山村”里生产的产品，简称“山寨品、山寨产品”也是恰如其分的，“山寨产品”是一种对缺少知识产权、采用别人技术或者相对落后产品的代名词。应该承认，其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是与广东民间IT业发展相关联的，是一种由存在于民间具有“弱小、隐蔽、容易被忽视”等特点的民间IT力量形成的产业现象。它的概念更具有“山寨”原意后者的解释特征，即有山区自然形成的村庄，也就是山里的村庄。这是一种对山寨产品制造商很形象的概念，包含着许多民间智慧的结晶。
所以，初期的山寨品，单纯地讲也就是类似村庄、村寨生产出来的产品。
艾君认为，这是山寨以及山寨产品这些概念出笼的内外在因素，并非来自于网络流传的那些相对低俗的文化解释。艾君承认，将这种模式和现象给冠以“山寨”这个名词可以说起源于广东，但本质上的山寨词语、山寨内涵、产业模式、山寨产品、山寨兴起并非就是单一起源于广东，也并非像一些网友们对其所认识的情况。
艾君讲过，山寨现象在我国走过了20多年发展到今天，当山寨发展逐渐变成为一种产业，一种民间智慧、一种文化的时候，自然也就带来了重科研、功能、品牌的革命，自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山寨理念，那就是山寨产品实际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一些有智慧头脑型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品的群体对某种欣赏的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因为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久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推向市场的一种“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具有多功能性低价位”的品牌产品（但不是名牌产品）。
当山寨生产的这种产品从策划、创意到加工制造，以及推向市场过程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被社会广泛关注，进入广泛的民间市场并引起争议的时候，自然会表现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也是预示着“山寨文化”的出现。
二是社会上对当今山寨现象的起源、产生、发展的认识走入误区。网络上一些观点认为，山寨现象起源于我国的it业，其发展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艾君则认为，实际这是认识的误区。艾君承认，将这种模式和现象给冠以“山寨”这个名词可以说起源于广东，但本质上的山寨词语、山寨内涵、产业模式、山寨产品、山寨兴起并非就是单一起源于广东，也并非像一些网友们对其所认识的情况。
山寨现象实际在我国走过了20多年发展到今天，当山寨发展逐渐变成为一种产业，一种民间智慧、一种文化的时候，自然也就带来了重科研、功能、品牌的革命，自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山寨理念。“山寨现象”出现和产生的背景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走“科教兴国之路”，提倡“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走多种经营之路”，“搞活城乡贸易”，倡导“科技攻关热”，培养“科技能手”、“致富状元”等大政方略。这为“山寨主”的产生和“山寨产品”发展提供了环境。
随着国门敞开，国际旅游和交流的增多，一些产品的进口，以及非法走私品的钻孔而入，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梦里都没有见到过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产品无论式样和功能都让人眼馋，但价格太贵只能望而生畏。那时，我们经常听到国人需自强。“向科技进军”、“向现代化进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是那个时期最响亮的口号。面对着科研力量不足，国力有限，高科技产品价格又太高，技术转让费昂贵，只有走学习借鉴自力更生之路。许多民间科技能手靠研究、仿制、改良和创新，补上了科技、资金不足这一难题，他们为中国的民间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也迎合了当时老百姓口袋还没有鼓起来的生活所需，为我国的商品流通和发展开了先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大多数高科技、民营科技都有目前所讲的“山寨”痕迹。
那么，为何“山寨现象”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后的今天，却在广东被炒作起来了呢？艾君说过，这是因为IT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势的产业有关。近几年，我国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it业发展迅猛，也备受国人青睐，由此而引发的it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大量涌现。据悉，近几年我国各种教育渠道培养的it业的大学毕业生有上千万。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就业岗位的不足，使大部分it人才无法进入大型的知名的it企业工作。就业的压力，使他们只有走自己的路，自主发展创新之路。因为受发展资金的不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只能走短平快、加工、模仿和改良发展的轨道。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自主创业的优势，许多“IT山寨王”靠这种方式发了财，赚到了钱，全国it人才大量涌入也就成为正常。
市场竞争本身就是饵鱼讹诈，存在着残酷性。这一现象，自然也会引起一些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的反感和舆论压制。另外，因为研究“山寨”现象的人少，许多人误解了“山寨产品”的概念，所以造成社会上把“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误解成了“山寨产品”，有人将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的行为当成了“山寨行为”。
在这种多方面造成的文化背景下，“山寨”现象引起争议，被炒作起来也成为必然。
是社会上对当今山寨产品的认识出现误区。没有区分开山寨品与假冒品、山寨品与盗版品的界限。山寨不等于盗版和剽窃。今年3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做客新华网访谈时也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有它（山寨产品）的生存依据，山寨文化创造的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应该纳入保护的范围之内。柳斌杰一针见血地厘清了盗版与山寨文化不是一回事，也说明他是整整懂得山寨、山寨产品以及山寨文化的官员。
山寨品与假冒品、山寨品与盗版品有一条根本无法逾越的法律分界线。“假冒品”不是山寨品那是完全不法的行为，自然应该受到有关部门的法律制裁，任何国家的执法部门也不可能熟视无睹允许假冒品生产和上市。而山寨品则表现为“合理组装、学习模仿复制、借鉴和技术改良”，在其生产特性上尽管采用了一些看似有侵权行为的词语，但其含义由根本区别。例如“复制”一词，并非是像复制一张光盘一样简单意义上的克隆复制，而是包含着许多技术攻关、式样改良、品牌定性、性能测试、市场研究等许多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只是其产品的技术特点、功能或者表现形式有点相似，带有复制的广义特点而已，但像并非是也。已经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产品了。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智慧。我们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造假行为、盗版行为等侵权行为强加到“山寨”的范畴。
因此，艾君一直认为，“山寨现象”的出现和流行是一种民间人士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带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
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培育市场的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文化”，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会为科技进步打下扎实的科技基础。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和管理理念，以及人的思维价值观的变革，都带有目前所言的“山寨文化”的现象。无论从电视机、电脑、汽车，还是食品包装、报刊版式、女人所有用品等等，都是从“山寨产品”开始逐渐走向自主创新自己发展的轨道。不仅在我国，就是我国的台湾经济、韩国经济、日本经济的腾飞前期，都是在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带来质的飞跃，都有“山寨现象”的痕迹。
艾君认为，在目前国际上技术封锁，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补上技术的差距、观念的落后，重视山寨现象的研究和合理规范运用对实现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减少差距有着时代意义，包容、学习、借鉴和改良就是打开思维的钥匙，学会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发展自我、壮大自我的过程。就是一种敢向世界挑战的勇气和思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应该充分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山寨”成为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促进消费的一种动力。
四是狭隘、机械、片面地认识和看待山寨现象，是一种缺少客观全面、科学公正认识上的误区。一个科学技术相对于落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或者组织，限制或者贬低山寨产业的发展，就是在开历史发展的倒车，就会将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带进历史的山壑。科技要发展需要力量，技术要创新需要时间和能力，工业要腾飞需要经济基础和工业积累。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科研创新能力，要走自主创新科研发展之路，那是天方夜谭，所以，提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间山寨经济的发展，这对于弥补底子薄、技术力量不足、打破技术封锁、积累技术科研能力、发展民间科研力量、搞活市场流通、促使社会主流产品的更新换代、调动民间能人自主创业等等都大有裨意。
有利于监督主流产品对市场的垄断，形成市场产品的竞争氛围；有利于促使社会主流产品的技术革新和更新换代，促进社会的消费，搞活流通市场；有利于促进社会自主就业，扯动市场消费，积累科研力量，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唤醒民众的思维，加快思维意识的进步。
实践证明，当年的温州、北京中关村以及一些已经走向发达的地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实际上都走过山寨模式才最后走向自主创新之路，而今，这些地区都已经成为科技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方。
造成以上一些误区主要原因山寨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民间很火爆并且有民间性、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然而，针对这样一种社会民间的文化现象，能够科学地、理性地、客观地研究它的人凤毛麟角，一种由民间而形成的草根社会现象或者文化现象没有一定理论基础走入一些误区或者认识上的怪圈也实属正常，需要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在实践中去加以引导和科学地理解和使用，让其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无知变为认识，从肤浅认识变为深刻理解，让山寨模式走入健康、科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们的期待。

关于山寨明星问题

山寨明星定义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将“山寨明星”定义为，那些由某个组织或者群体因为某种市场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塑造，利用模仿社会上已有的名人、明星等手段，策划打造出来的具有一定社会认可度的某名人的替身、模仿秀、特型演员，或者模仿某名人、明星为某种商业需求作为形象代言者。〖选自2009年08月2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山寨明星表现形式和特点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在2009年08月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指出，山寨明星它也是一种产品，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是由某个组织或者群体根据市场的需要而精心打造出来为某种利益服务而推向市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没有组织或者群体的精心策划打造、不为一定的目的、不推向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或者去赢得公众欣赏，就不会存在“山寨明星”。所以，山寨明星是山寨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文化山寨产品的组成部分。
表象看，山寨明星是一种娱乐形式，本身没有反映出商业价值，但山寨明星的“制造商”[节目的策划者、组织者]却是带有商业目的，并含有一定的商业价值。通过打造出自己的山寨明星以吸引消费者、大众的眼球，创造出特殊的商业价值。
“山寨明星”其实早已存在，以往影视作品中的特型演员、模仿秀、替身等，都带有“山寨”的痕迹。而真正将其称为“山寨明星”，则是因“山寨产品”而起。“山寨明星”伴随着“山寨产品”广为人知，并催生出来一种“山寨文化”现象。
“山寨明星”的表象形式是模仿、学习、借鉴、塑造，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声像者”、“貌像者”和“声音、外貌兼备者”三部分；从表现内容上可分为：表演作品中的特型演员、模仿秀、替身以及商业形象代言人等。
表面上看，“山寨明星”是一种娱乐形式，本身没有反映出商业价值，但“山寨明星”的策划者或组织者却常常带有商业目的。通过打造出自己的模仿秀以吸引大众的眼球，创造出商业价值。
山寨明星产生的原因
艾君认为，山寨明星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这种现象实际早就存在，以往的表演作品中的特型演员、模仿秀、替身以及商业形象代言人等等“明星”现象，实际都带有今天所讲的“山寨”的痕迹。只是那时不叫“山寨”罢了，而是采用了各自的具体叫法。而真正将其叫为“山寨明星”，这是“山寨产品”并广为人知、山寨文化被社会广泛关注而导致出现的“山寨明星”在网上的迅速蹿红。例如，近年来，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模仿“周杰伦”、“刘翔”做广告等山寨现象都属于“山寨明星”现象。
所以，“山寨明星”实际上是伴随着“山寨产品”广为人知，山寨文化被社会广泛关注而诞生并催生出来的“山寨文化”现象。
“山寨明星”存在的本质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指出，从“山寨周杰伦”也好，“山寨刘翔”也罢，宣传中既没有盗用真正明星的演出片段，更没有使用这些大牌明星们的名字，只是让你去感觉到像某某某，但像并非是。这种标准的“山寨”行为，没有盗版侵权可言，实在是谈不上违法行为。本着发展的眼光，我们不应该去贬低或者诋毁。
“山寨明星”代言产品，这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民族企业的振兴、发展、提高形象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大业的好事情。明星、社会应该给以宽容和支持。对于被模仿的明星而言也可以通过公众对“山寨明星”的联想，重温了自己的形象，扩大了自己知名度的再次打造，同时也会为自己赢得名流企业的市场打下了基础，也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情。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懂得明星只是个知名度的宣传工具，并非是产品质量的代言人的道理。就不会陷入以明星代言产品形象宣传而确信产品质量的购买误区。这样，对于“山寨明星”广告宣传的效果，也就不会造成购买意义上的产品质量的误解。
“山寨明星”存在的社会意义
艾君认为，“山寨明星”对演艺圈垄断演艺市场带有监督职能；“山寨明星”的出现会促使明星们的演技的革新和作品的推陈出新；“山寨明星”搞活了文化产业；“山寨明星”促进了民族企业的振兴与发展。“山寨明星”带来了思维意识的革命。
“山寨明星”的出现和流行是市场经济发展培育期的一种必然现象，也将带来人们认识上的思维的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监督、革新、搞活文艺市场，繁荣我国文艺事业发展，促进我国民族企业的振兴壮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他阐述说，从“山寨周杰伦”也好，“山寨刘翔”也罢，宣传中既没有盗用真正明星的演出片段，更没有使用这些大牌明星们的名字，只是让你去感觉到像某某某，但像并非是。这种标准的“山寨”行为，没有盗版侵权可言，实在是谈不上违法行为。本着发展的眼光，我们不应该去贬低或者诋毁。
在对待“山寨明星”代言产品问题上，艾君认为，这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民族企业的振兴、发展、提高形象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大业的好事情。明星、社会应该给以宽容和支持。对于被模仿的明星而言也可以通过公众对“山寨明星”的联想，重温了自己的形象，扩大了自己知名度的再次打造，同时也会为自己赢得名流企业的市场打下了基础，也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情。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懂得明星只是个知名度的宣传工具，并非是产品质量的代言人的道理。就不会陷入以明星代言产品形象宣传而确信产品质量的购买误区。这样，对于“山寨明星”广告宣传的效果，也就不会造成购买意义上的产品质量的误解。
他的观点，“山寨明星”的出现和流行，社会上更多地要采取包容、宽容和理解之心，让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发挥好其应有宣传作用。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说明这种文化和模式不是低俗的文化，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只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文化才会引起世界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重视和借鉴。当然，进步性与劣根性是相对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或者发展思维相比较而言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 成为我国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促进消费的一种动力。 “山寨明星”代言产品的社会价值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指出，“山寨明星”代言产品没有盗版侵权可言，实在是谈不上违法行为。本着发展的眼光，我们不应该去贬低或者诋毁。
“山寨明星”代言产品，这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民族企业的振兴、发展、提高形象是一件有利于民族大业的好事情。明星、社会应该给以宽容和支持。对于被模仿的明星而言也可以通过公众对“山寨明星”的联想，重温了自己的形象，扩大了自己知名度的再次打造，同时也会为自己赢得名流企业的市场打下了基础，也是一件有益无害的事情。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懂得明星只是个知名度的宣传工具，并非是产品质量的代言人的道理。就不会陷入以明星代言产品形象宣传而确信产品质量的购买误区。这样，对于“山寨明星”广告宣传的效果，也就不会造成购买意义上的产品质量的误解。
“山寨明星”的出现和流行，社会上更多地要采取包容、宽容和理解之心，让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发挥好其应有宣传作用。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说明这种文化和模式不是低俗的文化，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关于如何看待模仿明星竞相整容现象问题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指出，从整容本身看，只要不是违法行为，并且出于自愿，无论出于哪种目的、哪种需求的整容，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包容和理解。
他阐述说，为了做山寨明星而从事的自我愿望的整容风的流行，从社会价值趋向看，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后所流行于社会上追星族现象的发展和延伸。
崇拜明星、争当明星热已经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明星的社会价值、个人价值一直成为年轻人、尤其是低学历一族心中的梦想，对明星的崇拜也是这些群体里尤其凸现的社会现象。追星族的疯狂表现也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当追星热发展了20多年后的今天，其社会表现的热点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
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开放较早的地区走向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从过去的大中城市青少年的火爆走向了小城镇和乡村；从男女共追走向了女性多于男性的发展趋势。这说明，追星族的火爆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这种盲目崇拜明星的现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增多、学识的提高而失去一些热量。可见，对明星的崇拜、对做明星的渴望心态作怪，出现追星而进行整容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的文化现象。
二是从经济利益看，明星收入高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经济利益的驱动热也是造成一些青年人，尤其是时尚青年争当“山寨明星”热的原因。据观察，干部家庭、高收入家庭、知识分子的家庭的孩子，为做“山寨明星”进行整容的现象并不多见，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居多。这种社会现象也说明，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促使他们为了做个“山寨明星”不惜整容模仿的社会因素之一。
关于“山寨明星”在演艺圈的发展前景问题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分析说，“山寨明星”目前还没有真正地步入“娱乐圈”的“大雅之堂”。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就是在娱乐圈看来他们更像是正宗的“阳春白雪”，而山寨明星则是游离于民间的“下里巴人”。
“山寨明星”在娱乐圈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山寨明星来自于民间的智慧创造，其在民间自然有生存发展的土壤；二是山寨明星没有“王”的霸气和傲气，自然会赢得民间的青睐；三是“山寨明星”不仅具有模仿性而且还具有创新和创作性，所以常常表现出一定的新意；四是“山寨明星”在代言产品中具有便利、价格低廉、灵活性等特点，在市场上市场范围更加广阔、竞争力更强。
任何一种优势明显的社会现象其劣势也是一样的明显。“山寨明星”毕竟不是正宗的明星，它往往会受到各方面怀疑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原明星的讥讽和打压，更会受到社会上名流企业的冷漠，有时会将自己陷入一种夹缝中，在夹缝中获得生存。
“山寨明星”存在的本身没有错，它仅仅是表演和模仿艺术在文艺中的一种具象表现形式。如果“山寨明星”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它会有着强的的艺术观赏性和发展前景。如果“山寨明星”是因为商业广告的宣传而诞生并存在，会伴着商业利益广告宣传的魅力兴衰而出现起伏。如果仅仅抱有此目的而一成不变，在娱乐圈的前景不容乐观。
“山寨明星”产生、存在的目的、价值决定了其发展的前景。
他认为，“山寨明星”产生、存在的目的、价值决定了其发展的前景。为艺术需要而诞生的那些“山寨明星”会是永恒的，为商业利益而打造的“山寨明星”也许会是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
关于“山寨文化”走向世界问题
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艾君分析说，“山寨文化”是我国民间的伟大创举。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都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反其意而行之”；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一直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山寨”思想的观点。借鉴、学习的目的，更是为了更好地创意、创新、创作和发展。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 成为我国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促进消费的一种动力。
如果我们站在世界看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看世界，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看全球市场，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和理论的形成对于世界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革新其固有的思维意识，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抖具有可借鉴的时代积极意义。
“山寨”现象在我国已成为一种理论，只要我们好好研究规范这种理论，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革命带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性，也必将成为改革开发后，在世界文化发展中最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巨大魅力的、积聚了民间的智慧才智的文化观念。

7关于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王进喜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社会学家艾君认为，“铁人”的本质尽管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但他体现着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传诵的“铁人精神”。他认为，“铁人精神”是一面旗帜，凝聚着工人阶级的朴素情感。“铁人精神”是一种力量，凸显了一种坚忍不拔创业的勇气。“铁人精神”是一种标志，凝缩着一个民族不畏困难的民族气概。
铁人精神具体表现
1）大庆精神
2）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4）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5）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6）铁人精神：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艾君指出，铁人精神是对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精神风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是如此，企业也是这样。回顾大庆油田走过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铁人精神是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今年是铁人王进喜诞辰８０周年，大庆人思铁人、学铁人、做铁人，决心把铁人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他认为，铁人精神的时代性表现在“旗帜性、朴素性、坚韧坚强性、民族精神性”几方面，也就是说，“铁人”不仅仅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体现着一种精神。这种“铁人精神”是一面旗帜，凝聚着工人阶级的朴素情感。“铁人精神”是一种力量，凸显了一种坚忍不拔创业的勇气。“铁人精神”是一种标志，凝缩着一个民族不畏困难的民族气概。 这些精神能够激发新时期发挥好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中建功立业。

艾君 - 散文诗

命运与挑战

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徘徊，我曾经站在浪尖上苦苦思索，我曾经向贫困与落后呐喊--

“上帝啊！”为什么啊？”“我要飞--要飞得更高！”

我终于站到了历史与今天的长河里，我要发誓：向命运之神去挑战！

不要埋怨父母留给我们贫穷与落后的土壤；不要去埋怨啊，那人世间的沧桑曾摧残过我们瘦弱的脊梁。

我绝不会去祈求上帝，降给我们一片肥沃与文明的家园而让我们会在安逸碌碌中死亡。

既然是命运，就要向命运去挑战，我愿是上帝的叛逆者！

多少次我曾经在风雨中漂泊，漂泊与寻觅让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多少回我曾经在浪尖上思索，思索与梦想让我看准了生命的航线。

在贫穷与落后的起点上，我要沿着历史与今天的河流航行......

“面包在哪里？在哪里啊？！”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在与命运挑战的厮杀中，我永恒的信念：那就是我的坚强！

艾君 - 参考资料

改革开放30年，“草根文化”补充了主流文化
改革开放30周年解读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zhuanti/ggkf30/2008-12/22/content_16988507.htm
“草根文化”补充了主流文化
千龙网
文化,社会学家,名词,人物,草根文化

平民文化,学者,精英文化
1）《价值中国》记者访艾君谈社会文化现象
价值中国
2）贺岁作品有标准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新浪网
3）过好传统的春节
解放日报
4）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主要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5）1.香港《世界名人录》(卷三）,《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人物ABC（ 山东省人物）》，人民网、中国网专家博客等
6）百度百科、互动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67866.html?tp=0_11
[1]北京广播网 http://topic.rbc.cn/08zt/hczg/wtws/200811/t20081128_987321.htm
[2]人民网--媒介批评 http://www.mediawatch.cn/GB/channel7/25/200811/19/1273.html
[3]中国网、人民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专题
http://union.china.com.cn/gaige/index.htm
[4]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六论”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企业文化现象》
http://www.cntheory.com/news/Qycxyfzqyfc/2008/1128/081128102840G2E5K9BKGFC09E6E3BJ9.html
[5]南方网《抛弃“农民工”这个歧视性称呼》
http://news.163.com/06/1201/08/318BQQ7T000121EP.html
[6] 时代信报《“文化惠民”就要惠及到民》
http://msn.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313030222/

[7]当偶像被“山寨”了
2009年08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http://fashion.people.com.cn/GB/9945805.html
《积极看待“山寨明星” 蹿红现象》
见中国网、光明网http://blog.gmw.cn/u/7451/archives/2009/77937.html
http://blog.china.com.cn/aijun/art/11046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