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行震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用来形容倪行震的卫星研制历程再合适不过了。翻开倪行震的简历，他进入航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在这40多年中，倪行震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步伐，从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逐渐成长为我国返回式卫星工程总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家需要发展航天，是国家给了我机会。”

1964年，年方22岁的倪行震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当时，中国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他学的是运动物体控制专业，属于自动化系，毕业以后，倪行震便来到了专业“对口”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倪行震从事过一枚小型导弹的研制工作。3年之后，即1967年，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被划归到当时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从此，倪行震就走进了航天，成为一名航天人。

进入航天，倪行震非常幸运。1965年我国在制定卫星系列的规划时，就把返回式国土普查卫星、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等应用卫星系列，确定为我国卫星发展规划的重点。1966年我国开始论证第一种返回式卫星型号的可行性方案，一年后，开始了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刚刚成为航天人的倪行震立刻加入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团队中来，在杨嘉墀、屠善澄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从事返回式卫星的控制技术研究。

卫星控制技术总体组虽然不用从事某个具体部件的设计、制作和调试工作，但是，作为总体组，要协调的工作依然很多。而当时“文化大革命”闹得“热火朝天”，组织很松散，很多人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去搞“批斗”，搞“串联”，或者去看大字报……但当时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团队都是“悄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倪行震也就是利用这段时间，从研究陀螺入手，逐渐进入了卫星控制技术广袤而又深奥的世界。

为了彻底“解剖”陀螺，倪行震与北京当时研制陀螺的两家单位——位于北京西郊的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和北京兴华机械厂联系好，要深入这两家单位进行“蹲点”，了解陀螺的设计、加工过程。于是，倪行震每天清晨早早起床，吃过早饭，便急忙骑上自行车，从中关村一直骑到永定路，深入到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北京兴华机械厂的生产车间，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从陀螺的工艺、设计、制造、安装，再到调试，全程参与。这样日复一日，倪行震逐渐掌握了陀螺的原理、结构、性能等相关知识，对机械陀螺的“修炼”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控制卫星天地返回的技术一直是航天领域的高端技术，我国可以从国际航天界得到的有关返回式卫星的资料非常少，返回式卫星的研究基本是从零开始。在杨嘉墀、屠善澄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这支研制团队经过六七年的大力协作、联合攻关，除了解决一般卫星的结构、温度控制、姿态控制、电源和无线电测控等技术外，还攻克了控制卫星返回的一系列关键技术，例如姿态调整技术、卫星制动技术、防热技术、软着陆技术、标位及寻找技术等。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入轨，并于同月29日返回，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卫星发射成功固然是举国欢庆，但是，卫星发射背后的故事却惊心动魄。1987年9月，在发射一颗返回式卫星前的一天上午，试验人员正在利用地面设备给卫星进行“体检”，突然，仪器发出异常指示，气氛立刻变得很紧张。是地面设备出了问题，还是星上“器官”出了问题？卫星发射在即，发射时间不容更改，如果不能准时发射，影响将牵动全局。这也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试验队把情况汇报给当时的院长闵桂荣时，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敦促试验队员们认真分析问题，找出原因，尽快解决。此时，一向乐观幽默的倪行震仍然面带笑容给院长立下了“军令状”：“没关系，下午3点给你答复。”卫星是个大系统，要在几个小时内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但倪行震凭着自己“入行”20年的经验和对卫星各系统的充分了解和把握，以及整个团队协作精神，他敢于立这个“军令状”。

为了准确找出故障原因，当时作为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的倪行震和卫星检测系统负责人王南华等几个搞技术总体的人，马上开展现场分析。他们先对地面设备进行检测，排除了地面设备存在故障的可能性，然后又集中精力分析星上设备，最后他们准确定位出问题的所在——星上计算机接口箱里的一块电路板出了问题。令人惊叹的是，倪行震他们竟然分析出是哪一块电路板的哪一个器件坏了。

初战告捷令人惊喜，但是另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一般的修理工具难于接触到这块电路板，而且，这块电路板的设计人员并不在卫星发射中心。如果按常规处理，他们先要把卫星从火箭上吊下来，从发射阵地转到技术阵地，然后把装在计算机接口箱上的照相机取下，拆开接口箱密封板，最后才能更换那块出问题的电路板。但这是个“大手术”，需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不说，装卸卫星上的重要部件还可能改变卫星的某些性能参数，造成无法预想的后果。但时间是不可逾越的“后墙”，怎么办？此次，倪行震再次凭借着对卫星结构的熟稔，提出了解决办法：让人从某个测试窗口钻进去，然后在某个密封面拧开哪几个螺钉，将从哪边开始数的第几块电路板抽出来，换上完好的电路板就行。此时，一位身材瘦小的工人师傅在倪行震的指点下，钻进了布满线路的卫星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操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更换电路板的任务，丝毫没有影响卫星发射的进度。这样，一场漂亮的攻坚战圆满完成。从发现问题到彻底解决，前后耗时不到3小时。

这个研制团队再接再厉，又研制出了我国第二代返回式遥感卫星。它的一些技术、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相对于我国第一颗自旋式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来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是我国第一次应用三轴稳定控制技术的大卫星，它的研制成功，在我国航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该系列卫星壮大了我国的卫星家族；其次，，大都沿袭了返回式卫星开创的三轴稳定控制技术；第三，三轴稳定系统从那时基本定型，以后我国各类返回式卫星的返回技术基本上都是从它那里继承而来，而且，神舟飞船返回技术的一部分也延续了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当时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包括倪行震在内的“28个勇士”组成的控制技术总体组贡献是最大的，而其他“勇士”们对倪行震的评价是：他对卫星姿态测量系统、惯性器件的掌握和运用极为自如，贡献突出。

总是跑在最前面

有志者，事竟成。“我这辈子对航天最感兴趣。”倪行震这样说。兴趣是他最好的老师，也是他最大的前进动力。在记者采访倪行震身边的人时，他们对倪行震的评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非常敬业，对工作有超乎常人的热情，总是跑在最前面。

每次发射返回式卫星进驻发射场的人员名单上，几乎都有倪行震的名字。那时把卫星从发射中心的技术阵地运往发射阵地需要押车人员，而每次押车人员中都有他。至于搬箱子、爬铁架、值班等事情，他肯定是冲在最前面的。

有一年，在上海进行卫星辐照试验，卫星必须安装到有辐射的辐照箱里。在当时缺少保护措施的工作条件下，一般的工作人员都很忌讳进辐照箱，但倪行震一马当先，进了辐照箱。当时虽然辐射设备不工作，但是，辐照箱里还是有辐射的。“当时倪行震丝毫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就进去了，如果对工作没有极大的热情是难以做到的。”与倪行震共事过30年的老同事王南华这样评价。事后，进过辐照箱的几个人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到医院检查后，倪行震的白血球降到了3000个单位。另一位工作人员的手上皮肤因受到辐射而汗毛脱落。

一年冬天，在卫星发射中心，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穿着皮棉袄、皮裤都挡不住凛冽的寒风。倪行震等人在40多米高的卫星发射塔架上安装仪器，简陋的塔架根本挡不住寒风的侵袭，低温使得很多仪器“罢工”了，卫星陀螺也因为电源“罢工”而无法启动。为了使仪器正常转起来，倪行震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皮棉袄，捂在电源上，一直捂到仪器正常运转。看到卫星正常安装了，虽然自己被冻得发抖，但倪行震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20世纪80年代初，倪行震主管研制我国新一代返回式卫星，着力攻克该型号控制系统的几项新技术。这几项新技术对他来说是个新挑战。为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到大学里去听课，向专家请教。正当他“痴迷”地攻关时，一个喜讯从天而降，他取得了去国外留学的机会。那时候能出国留学交流是科技人员莫大的幸事。这个喜讯确实让倪行震高兴过一阵子。但是，随着新一代返回式卫星研制的深入，他越来越放不下这颗新型卫星，最后，倪行震毅然坚持留在国内，继续攻克卫星研制道路上的难关，一直到该卫星顺利上天。“我后来理解了老倪的选择，因为他实在太爱航天，太爱自己的工作了。”曾经对此事不理解的老伴张笑珍说。

倪行震一生受父亲的影响最深。

父亲解放前曾是上海一家纺纱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倪行震的心里，原来被认为是个“官”的父亲形象经过了一件事之后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变，并深刻地影响了他。有一次，父亲在和倪行震聊天时谈到棉花，不经意地说，在纺纱厂工作了几十年，自己磨炼出了一个超凡的本领：只要用手指捻一捻棉花，就能准确知道棉花的产地、水分含量、纤维层次等诸多信息。在企业负责管理工作的父亲对技术类工作也是如此精通，这让倪行震感到十分惊讶。受父亲的影响，倪行震不但对本职工作——返回式卫星控制系统的技术研究非常透彻，而且，对行业外的很多知识都十分了解。“研制卫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了如力学、电子、计算机、材料等很多学科，一个人无法全部精通，作为卫星控制系统的设计师，需要了解专业外的很多知识。”倪行震说。为此，在平时工作中，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会向他人请教。他说：“通过交流，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请教不会使别人看不起；当别人向我求助时，我也会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科技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载人航天工程飞船控制技术总体室的室主任张强，室成员党蓉、陆华等人，这些曾经受到倪行震教导的弟子，在谈到“倪老师”时，仍充满了敬重之情。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精湛、工作能力突出、协调能力强的倪行震被抽调到刚成立的载人航天工程飞船GNC技术总体室，任总体室主任，负责飞船GNC技术的总体筹备工作。同时，该室招收了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来从事研究工作。如何让连“飞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毛孩子”们明白飞船、研制飞船呢？倪行震找来一些小药瓶、小铁片、细钢丝等物件，自制了一个非常精致的三舱段飞船模型，然后深入浅出、栩栩如生地讲解飞船如何发射上天、在轨运行、安全返回等的全部过程，让他们对飞船运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我国搞载人航天工程初期那几年，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很多，技术人员出国、下海经商屡见不鲜。作为飞船控制技术总体筹备组负责人的倪行震，既要主持业务工作，教导“新手”，让手下的弟子们尽快成长起来，又要负责行政事务，协调各种关系，做人员稳定工作，特别累。“那段时间老倪几乎天天加班，每次都回来很晚。但他的劲头特别足，精力格外旺盛。”老伴张笑珍回忆说。

倪行震心里充满了急切的希望。他希望这群孩子能尽快成长起来，希望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知识、经验全部传输给青年一代。他经常是白天带领他们进行方案研究；晚上给他们开讲座，讲解飞船的相关知识，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他经常教导他们当设计师不应该停留在纸面上，坐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研究各个部件，深入生产一线，了解它们……在“倪老师”的带领下，总体室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有时张强打电话来向他求助，他们在电话里一讨论就是一个多小时。有一次，他碰到了党蓉，便主动提出。

倪行震家里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三个姐姐和他都接受了大学教育，弟弟和妹妹因“文化大革命”而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父母为养育六个孩子一生勤勤恳恳，勤俭质朴的家风影响了每个孩子。父亲一生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会起床去附近的公园晨练，锻炼完毕便给一起锻炼的街坊邻居、朋友们读书念报，了解国内外大事。父亲这种坚持不懈、助人为乐的品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倪行震，还是风雪交加，只要身体允许，倪行震在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老自行车。就是到市内哪个地方开会，只要方便，他还是骑车去。

2005年初的一个周末下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有个会议要在白石桥召开，安排倪行震主持。那天中午，倪行震像平常一样，从家里骑车出发了。下午两点，在家的老伴张笑珍接到白石桥会场打来的电话：“倪总出发了吗？”

“他中午12点就出发了呀。”张笑珍说。

于是白石桥会场那边有人打了倪行震的手机，而接电话的却是一位大夫。原来，倪行震在骑车途中，被一辆汽车撞倒，被人送到了武警总医院。由于送治及时，倪行震算是挺了过来，但吓坏了前去探望他的家属、领导和同事们。他脑袋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头上、身上全是血。当有人问他出了什么事时，短暂的失忆使得他只会说一句话：“我怎么了？”这次车祸导致倪行震头上被缝了七八针，右肩胛骨断裂，并留下了后遗症：右肩比左肩低了半截。

短暂休养了两个星期之后，闲不住的倪行震又骑车上班了。

倪行震动手能力强，外加热心肠在研究所是出了名的。上中学时，倪行震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都要到工厂里去勤工俭学，操作机床，久而久之，他的动手能力得到了锻炼。

20世纪80年代，当电视机还不普及时，倪行震便购买了一些电子器件，自制了一台9英寸小电视机，而后又作了一台12英寸的。“这样，既解决了生活所需，又锻炼了动手能力。”他说。那时候，他还是个热心的“修车匠”、“专职理发师”。同事的自行车坏了，只要见他在，便把车子推给他，有时间保准给你修好；而在单位、卫星发射中心，他又是男同事们的专职理发师，就是一些领导也会找他理发。

倪行震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石头。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从卫星发射中心捡来的一块风化石。石头形状怪异，棱角分明，极像一座经过精心雕琢的假山。而在他家里，摆放着许多形状怪异的石头，有的石头上的花纹像嫦娥舒袖，有的石头圆润剔透，有的壁立千尺……收集石头是有学问的，他钟爱的石头具备了“漏”、“透”、“瘦”几个特色。“漏”，石头上孔洞缠连；“透”，通灵剔透；“瘦”，铁骨铮铮，风骨犹存。黄金有价石无价，这是倪行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别人看来，倪行震其人犹如他所钟爱的天然婉约之美石，“漏”，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漏”给他人；“透”，心灵透彻，真诚；“瘦”，风骨不改。

倪行震也曾经这样对同事说，他这辈子最适合做三种工作：一是外科大夫，二是工人，三是工程师。航天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的是航天领域的工程师；他是幸运的，因为航天为他提供了发展的大舞台。

在倪行震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更好地服务国家需要，服务国民经济建设。2006年金秋时节，他的梦想成真。9月9日，“金牌火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我国首颗育种卫星——实践八号育种卫星送入预定轨道。9月24号，实践八号育种卫星顺利返回。担任这颗卫星工程总师的倪行震见证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变成现实，他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