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龙

陈义龙 - 工作经历

1984年7月至1992年5月，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助教，讲师、校团委副书记；
1992年6月至1993年2月，担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凯迪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
1993年2月至1997年5月，担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7年5月至2000年1月，担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1月至2003年9月，担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9月至今，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义龙 - 环保产业

1992年春，当时还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任教的陈义龙及几名年轻同事在我国电厂化学专业奠基人之一的钟金昌指导下，发明出燃煤电厂灰管及热力系统在线高效除垢剂，该技术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燃煤电厂的大难题：当时的燃煤电厂输灰管道结垢后，不但要停产而且除垢效果很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下属企业——北京中联动力化学公司看准了这些年轻人的实力，他们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凯迪科技开发公司等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成立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2月，凯迪电力悄然揭牌，陈义龙出任总经理。一年后，凯迪的系列高效清洗除垢剂、灰水阻垢剂产品，占领国内电力系统90％的市场，并于1995年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级新产品奖。

1996年，公司注册资金由3060万元跃升5800万元，并相继成立6个控股子公司。

1999年9月23日，凯迪电力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陈义龙敏锐地感觉到，环保产业发展的机遇正在来临。“环保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要做就做中国第一。”这是陈义龙等人的宣言。

以追求第一为目标，凯迪公司迅速向以环保为核心的产业转轨，主要从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城市污水处理、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工程。

1996年4月，由世界银行提供贷款兴建的当时国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宁波北仑电厂举行国际招标。来自美国、西欧的电力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几乎拿下了全部标的。凯迪人经过唇枪舌剑，艰难地获得了属于中国人的唯一一项化学岛总承包项目。

一年后，凯迪公司制造的水处理成套设备运抵北仑电厂，这些机器设计完美、工艺精良，与众多的洋机器放在一起毫不逊色。从中，人们悟到了拼搏与进取的含义。凯迪电力迅速掌握了环保行业的核心技术，公司拥有国内第一台具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旋转喷雾干法烟气脱硫装置。该技术是国内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烟气脱硫技术，并在四川白马电厂进行了工业性试验，脱硫率可达85％以上。

随后，一大批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在凯迪诞生，许多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依托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飞速发展，陈义龙组建了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现有十家成员企业，其中有三家上市公司(含一家准上市公司)，一家中外合资的非银行类金融性投资担保公司，一家以两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主构建的凯迪研究院，共有七家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成为国内发展绿色能源，能源系统集成及节能降耗，大气污染治理及水务等产业最具实力的企业。

陈义龙 - 领导重视

2007年8月22号，市委书记黄关春会见了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龙一行，双方就加强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下属9家成员公司，主要业务方向为环保、绿色能源及节能降耗等领域，年纳税过2亿元，是武汉市第5大纳税大户。

陈义龙说，孝感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投资环境优越，人力资源充裕，发展前景乐观。凯迪公司有在孝投资建设生物质能源项目的意向。他介绍说，生物质能源项目以稻壳、秸杆等为原料。一个2×12mW生物质能源项目，可实现年增加农民收入4000万元，创税2800万元，节约标煤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4万吨、二氧化硫3000吨的综合效益。凯迪公司计划投资10亿元，在孝感市开发区、汉川市等地建设4家生物质能源项目。

黄关春对陈义龙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孝感处于武汉城市圈核心层，是与武汉距离最近、联系最紧的城市，人文底蕴丰厚、自然资源富集、产业初具规模、开放程度较高。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发展中，孝感将成为湖北乃至中部地区充满生机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他表示，生物质能源项目在促进农民增收、加强环境保护、配套企业发展、完善园区功能、增加地方税收等方面优势明显。凯迪公司技术成熟、市场广阔的生物质能源项目，与孝感丰富的农业资源相结合，将取得十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市委、市政府将积极

支持凯迪公司生物质能源项目做大做强。他希望双方加强联系、加强沟通、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彭桃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海华及市经委、商务局负责人等会见时在座。

陈义龙 - 种植能源

“目前，我国农业、林业每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原料将近10亿吨，而被利用的仅有不到7亿吨。被废弃的3亿吨生物质原料不仅对空气和地表水造成了污染，而且对能源资源也造成了巨大浪费。若能把这3亿吨生物质原料全部开发利用，则相当于1.5亿吨标煤的能源资源。”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龙代表认为，应及时调整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我国农业、林业废弃物如秸秆、枝丫柴等，发展生物质发电项目。

 “即使到2030年我国电力资产中的发电量和装机容量仍有78%来自于化石燃料。”陈义龙说，这样看来，无论从我国化石能源资源的存有量，还是从我国环境容量的承载能力上看，都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研发，是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循环流化床超高压燃烧技术的企业。”出于对生物质能这种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的关注，陈义龙代表今年的两个议案都是围绕生物质能展开的。他说，通过把循环流化床超高压燃烧技术应用于生物质发电，成功解决了高温过程的碱金属对锅炉和烟道的腐蚀问题，并很好地解决了对燃料变化的适应性问题。电厂建设规划在县城的经济开发园区，既拉动了县城工业经济的发展，又实现了电厂热、电、冷三联供，使能源的转化与利用效率都大为提高。在原料的收集方面，电厂采取招聘原料工人的方法，把农民转为合同工，由他们在乡村里帮助收集农业和林业的废弃物，这样既确保了原料的长期即时供应，又能够控制合理的价格。

“生物质发电再为几百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将年节约标煤1.5亿吨。我们是完全可以在土地上‘种植’出能源的。”陈义龙信心十足。

陈义龙 - 加快发展

“表面上看，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由监管失控引发，实质则是以煤和石油为原料的高碳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凯迪控股投资公司董事长陈义龙建议，调整我国能源结构正当其时，加快发展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机不可失。

 陈义龙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电力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不合理，加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忧患和环境压力：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燃煤机组比重过高，超过７０％；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机组比重过低，只有２５％左右。

“我国生物质能原料丰富，现在每年农业、林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原料将近１０亿吨，而被利用的近亿吨，还有３亿吨被废弃。这些废弃原料不仅容易污染地表水，或在焚烧中污染空气，而且是巨大的能源资源浪费。” 陈义龙说，如果能把这３亿吨生物质原料全部开发利用，不仅一年可节约相当于１．５亿吨标煤的能源资源，而且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超过２．４亿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４５０万吨。如果全部用于发电，将可新增生物质发电装机超过４５００万千瓦。

目前我国在生物质发电核心技术方面已取得突破，研制成功拥有自主产权的循环硫化床超高压燃烧技术，较好解决了对燃料变化的适应性问题；在电厂建设上，实现了电厂热、电、冷三联供，使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实现电厂赢利、农民就业、环境改善、能源结构调整的多赢效果。

“从技术、原料、人力成本、商业模式、市场需求等条件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种出‘能源’来。”陈义龙对此信心十足。他建议有关部门调整能源结构，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特别是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并充分利用农业、林业废弃物如秸秆、枝丫柴等开发生物质发电项目，在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开发上予以资金支持。

陈义龙 - 专访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盈长江国际信用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龙先生到新华网访谈直播间。陈总，您好。这次两会上您主要关注的话题或者是您提交的议案是什么方面的？

陈义龙： 我这次在两会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如何抓住这次机遇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我们的低碳经济这块我非常关注。我也带来了两个议案，一个是关于国家安排3000亿资金发展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议案，建议国家拿出3000亿资金把我们国家目前农业和林业的废弃物每年3亿吨的秸秆利用起来进行能源开发；第二个议案是关于国家安排5000亿元资金大力发展绿沙产业的议案， 国家拿出5000亿，建设西部地区的绿沙产业，建设能源林基地，既防止沙漠化同时又改善了我们的环境。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生物质能源，为什么您这么关注这个生物质能源产业呢？

陈义龙： 生物质能源在低碳经济中是其他任何可再生资源无法替代的资源，它是高科技，从种植到转化，未来都是我们其他的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所有这些再生资源都无法替代的，只有它未来可以作为替代石油的主要产品。

生物质能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于地球上的太阳能。目前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主要为生物质废弃物，包括农作物秸秆、薪柴、禽畜粪便、工业有机废弃物和城市固体有机垃圾等。在众多生物质中，农产品深加工后产生的副产品（稻壳、棉壳、花生壳、棉秆等）有着特有的优势。其中稻壳作为大米加工业的副产品大量存在于大米加工企业，稻壳是一种轻质、多灰、中等热值、天然粒度均一的物质，来源相对稳定，适合作锅炉燃料。利用生物质能发电是我国迫切需要的，是解决能源出路的最好途径之一。

主持人：目前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的现状如何呢？

陈义龙： 生物质能源从国家的产业政策这块来看是到位的，无论是国家的税收还是鼓励政策以及财政补贴等都是到位的。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现有的废弃物开发出来。国家近几年也有些企业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都不是很理想，核心的问题是三个方面，一是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要有技术创新；二是在建设模式上也要有所创新，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思路建设我们的模式；三是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要和亿万农民构建多元平台，只有这三个核心做到位了才可以更好发展。

主持人：您刚才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三个不足？

陈义龙： 前期缺乏准备匆忙进入市场，最后导致没有把三个创新做到位就出了问题，但是我了解到现在已经有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做到位了，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低碳技术达到对燃料的适应性较强，机组的稳定性也较强，还可以使能源转换效率达到比较高的程度。模式的创新是按照循环经济的模式，把生物电厂作为动力源来使用，把发热和供电对接起来，最后综合的效益可以达到机组的整个能源转换效率的40%。

另外，它在商业模式上构建了和农民的共赢平台，把农民作为这次生物质能源发展的主体力量来构建它的平台。必须和农民携手共进，给农民带来利益，农民兄弟就可以长久地和企业进行合作。我们了解到现在有些企业每一个电厂招收800到1000名产业工人专门搜集原料，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就使我们的资本得到了合理的控制。

这三方面的创新在目前生物质能源开发上是成熟的，按照这个模式走，我们国家在3到5年内可以把3亿吨废弃物全部利用到，可以相当于减排2.4亿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全国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相当于450万吨。这对经济的贡献、环境的贡献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很大，这个产业起来光拉动就业人口就可以达到260万人，而且主要是农民就业。这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项目发展的意义。

主持人： 您说到生物质能源产业可以拉动就业，我们国家也有很多核电等比较传统的能源产业。在就业上的拉动效应这两种产业并不完全一致，它们的拉动效应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

 陈义龙： 核能，严格地说我们国家大型的工程化的技术目前还没有，主要靠的是国外。另外我们国家的核燃料也是依靠国外。同时核能的造价目前基本上都是在1万多块钱，比生物质能源造价基本高1倍。再一个核能由于它的规模化，带动的劳动就业远远无法和生物质能源带动的就业相比，可能还不到生物质能源的1/10。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核电是一种清洁能源这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国家在发展清洁能源中到底该优先发展什么应该进行比较。我认为优先应该发展生物质能源，包括风能也是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我们国家的风电技术目前也是没有的，主要是从海外引进的，它的引进和吸收消化还有一个过程，如何真正地把整个技术全部消化、转化，这个过程应该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同时风能的造价也比生物质能源要贵，再加上风能的不稳定性，电网的投资更大，也就相当于我们建了一条高速公路，本来这条高速公路应该每年行使一百万辆车，现在一年只能行驶30万辆车，这就是风能本身的不稳定因素造成我们的电网投入大，电网投入的电流量不是满负荷的，也出现了资产的闲置。再加上风能设备我们相当一部分还得从海外进口，这就对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尤其是对劳动就业的拉动是比不上生物质能源的。

生物质能源可以建到每一个县，每一个县都可以有相应的接入系统，同时每一个县域经济都有一个巨大的电量消耗，这就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节能意义十分重大。更主要的是风能和生物质能源如果扣除农民所获得的收入那块，生物质能源53%的成本支付给了农民兄弟，每1吨秸秆付给农民250元钱，扣除这个因素外生物质能源的电价只有2.5毛钱左右，而风能则达到5毛钱左右。所以我这次也提出来希望国家把这个生物质能源列入议事日程。

主持人： 您刚才说到如果发展生物质能源这个产业对农民兄弟来说可以有很多经济上的受益。同时，这几年有很多在农村或者是在一些小县城的企业对农业环境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那生物质能源产业在这方面是不是会避免很多问题？

陈义龙： 我们中国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当一部分基本上都是要供热的，大量的是医药产品、食品加工、纺织业还有造纸业，这些全部都要有供热系统的。但是目前的供热系统基本上是小锅炉、烧煤，这个能耗实际上是比较大的，而且污染比较大，因为能源的转化效率很低，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如果我们的生物质能源电厂建立在县一级的地域进行供热这是很有意义的。它通过生物质发电之后可以给各个工厂供热，整个县域经济的工厂全部解决，这就减少了空气的粉尘污染、二氧化硫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污染，同时也减少了对水的污染。可见生物质能源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您说过生物质能源产业不仅带来经济效益，它在保障群众的健康权益方面也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

陈义龙： 从生物质能源大的背景来说，它是低碳经济中低碳技术开发的核心产品。人类社会200多年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我们目前是以牺牲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权作为代价的，同时也是牺牲我们地球的这一朋友作为代价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高碳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最后造成生态危机，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包括这次爆发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因为整个人类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在这条轨道上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这条轨道上也不可能实现人与环境友好的共存。

如果我们用生态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来考察它，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已经显示出人类已经无法控制地球，极端的自然灾害增加了目前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贫困人口；同时，大量的污染导致了很多疾病，尤其是低阶层的人，赚的钱可能60%用于治病。这可以看出这种文明的不公平，发达国家污染了穷国，富人把穷人搞得越来越穷，富有的国家把贫穷的国家搞得越来越贫困。如果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比较可怕了。如果不迅速地进行调整我们的环境怎么能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