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

　　咸丰三年(1853)秋﹐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北伐军二三万人突入直隶(约今河北)。九月九日﹐清帝特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抵御。他率京营兵出驻涿州(今河北涿县)。太平军进抵天津﹐屯据静海﹑独流。钦差大臣胜保所部当前敌﹐僧格林沁移军王庆坨守二线。四年正月﹐太平军在饥寒中南撤。他率部追击。太平军据守连镇﹐又分兵至高唐。他在连镇周围挖壕筑墙﹐长期围困。至五年正月﹐太平军已极度饥疲﹐清军始攻入连镇﹐俘林凤祥。继移军高唐接替胜保。高唐李开芳部太平军走冯官屯﹐僧格林沁仍筑墙包围﹐并引运河水倒灌﹐俘李开芳。北伐的太平军遂完全败没。他以功进亲王﹐并世袭罔替。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加强大沽口海防工事。九年五月﹐挫败来犯的英法舰队﹐毁伤敌艇10艘﹐歼敌500余名。翌年夏﹐英法联军1.7万人入侵。他不守北塘﹐敌乘隙由此登陆﹐迎战不利﹐大沽和天津失守。八月﹐又败于京东张家湾﹑八里桥﹐北京失陷。冬﹐僧格林沁复奉命南下镇压山东﹑安徽各地捻军等抗清武装。同治二年(1863)﹐攻占捻军根据地雉河集(今安徽涡阳)﹐杀捻军领袖张乐行。捻军被迫流动作战。他穷追之于豫﹑鄂各地﹐至四年四月﹐追至山东菏泽县境﹐在高楼寨之战中被捻军围斩。

　　僧格林沁，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蒙古族。

　　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12岁时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九月，命管火器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九月，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七月，命总理行营。十二月，为阅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九月，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

　　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逮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九月，设防紫荆关。十月，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帝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咸丰四年(1854年)，又在连镇大败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俸银加倍。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藐视中国军队的设防，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敌舰撤走。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事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败退驻通州。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职。继而再战，又败于张家港、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触怒了洋人。咸丰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僧格林沁的奏请，其哲里木盟长职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补授。同治元年(1862年)，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不久诏世袭罔替。朝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士兵杀死在麦田，终年55岁。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庙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绘像紫光阁。1865年7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僧格林沁王府——炒豆胡同73、75、77号

　　炒豆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一条胡同。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锣鼓巷，长400多米。此处明代称“炒豆儿胡同”，清宣统时称“炒豆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交道口南九条”，“文化大革命”中改称“大跃进路头条”，1979年复称“炒豆胡同”。炒豆胡同73、75、77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南北贯通炒豆胡同与板厂胡同，原为僧格林沁王府，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炒豆胡同73、75、77号后院均被隔成独立院落，门朝北开，门牌分别为板厂胡同30、32、34号。以上院落共有房屋200多间。

　　《燕都丛考》载:“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在安定门内炒豆胡同。科尔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齐尚仁宗三女庄敬公主，追封亲王街，其子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咸丰时以剿贼功，食双亲王俸，谥曰忠，配享太庙。今王伯彦讷谟祜嗣府为忠王所建，非公主赐第也。”据此可知，此府之所以称“僧王府”，是因为第一代府主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后，其长子伯彦讷谟祜袭爵，此府遂称“伯王府”。伯彦讷谟祜死后，因其长子那尔苏早死，故由其长孙阿穆尔灵圭袭爵，此府又称“阿王府”。确切地讲，此府应称“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因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是世袭罔替的。

　　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因军功加封亲王、食双俸。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一般的郡王府，其规模和规制远不能与后来几乎占了整条胡同的“世袭罔替”的亲王府相比，后来的僧王府是累年扩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认买后，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的王府。其中东所除正院四进外，还有东院四进。东所的大门被改建成五脊六兽三开间的府门，以符合亲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侧有一座大照壁正对府门，府门两旁有上马石，上马石旁有一对雕石矗灯；府门里两厢置兵器架，后器架上插着两排“阿虎枪”①，面阔五间的腰厅和垂花门、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连，院内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等建筑。正殿台阶五层，举架高大，有脊兽；每间面阔一丈有余，进深超过两丈；殿内用“金砖”②墁地，墙上挂着一幅僧格林沁头戴秋帽、身穿“巴图鲁”③鹿皮坎肩的油画像。

　　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曾任清廷銮仪卫大臣，清廷退位后又曾任民国的国会议员，家道日趋衰落。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僧王府”。该府西部成为温泉中学，中部卖给了朱姓人家，东部除留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一座显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1954年，煤炭部买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为宿舍。

　　僧格林沁(1811—1865)，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尔的第26代孙。清末著名将领。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曾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咸丰三年(1853年)，任参赞大臣，率所部骑兵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因擒杀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咸丰皇帝颁诏:“僧格林沁进封亲王，世袭罔替。”咸丰十年(1860年)，抗击英法联军，失守大沽、天津。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在山东、河南、安徽对捻军作战，同治四年(1865年)，被赖文光、张宗禹率领的捻军在山东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高楼寨附近的吴家店围歼斩首，其所部骑兵亦全军覆没。

　　僧格林沁死后，谥曰“忠”，配飨太庙，并绘像紫光阁，其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并赏“博多勒噶台”王号。光绪年间，清廷在今地安门东大街路北为僧格林沁立专祠，名“显忠祠”，春秋致祭。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将八旗制度变为纯粹的军事组织，八旗子弟，尽佥为兵，“以清语、骑射为务”，实行世袭兵役制。乾隆皇帝曾说:“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简言之，为大清江山千秋万代计，满文不能失传，兵权不能旁落。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八旗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了，幸好还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尚称劲旅，能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

　　僧格林沁一死，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的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湘军、淮军手中，清廷能不震掉？！从这个意义上讲，僧格林沁确是一位清末标志性的人物。

　　注:

　　①阿虎枪，长矛的一种。

　　②金砖，澄泥黑光面的大方砖。

　　③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

　　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是晚清的赳赳武夫，更是这个帝国的最后骑士。骑士精神或许在中国历史中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但僧格林沁及其蒙古骑兵，用冷兵器对抗火炮，以身家性命忠于朝廷，并奋力一击捍卫国土，仍然继承了泯灭近两千年的中国骑士传统，并诠释了一代骑士的宿命。可是，僧格林沁该死时不死，这是僧王的无奈，也是晚清所有武人的无奈。

　　僧王死于一个小捻军之刀下

　　这是僧王戎马一生最具残酷现实性的结局，他一生首先面临的是勇与谋的难题：从镇压太平天国到抵抗英法联军，到镇压捻军，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即便有谋（大沽口伏击英法联军），又为小谋。因其以士兵扮乡勇偷袭前来换约的侵略者而得手，但却惹下了大祸。

　　僧格林沁本出身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但好运似乎一直伴随其成长。先是早年丧父的他被过继给家族族长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此人竟是嘉庆皇帝的乘龙快婿，无子无女。后来，郡王因无嗣，他却又因“仪表非常”被道光帝钦定为郡王继承人，成了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

　　当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于辽东之时，科尔沁部是最早归附的蒙古部落。此后近三百年间，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蒙古王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姻关系。在清朝皇室中，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尔沁部，即清太宗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世祖的废后（后降封静妃）和孝惠章皇后。身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的孝庄文皇后名布木布泰，13岁嫁皇太极，从妃、皇太后又升到太皇太后，75岁去世。她在宫中生活了60余年，是可以和慈禧相比、影响了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

　　清廷授予蒙古封建主王公爵位，任命为札萨克（旗长）。札萨克世袭，根据清廷的规定和法令处理旗务。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属民，爵位世袭，对内事务也有一定的自主特权；并接受清廷的监督。为了笼络内札萨克的蒙古封建主，清朝统治者根据清代外藩封爵制度，对其陆续封爵。当时所封的爵位，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札萨克台吉、一等台吉(塔布囊)、二等台吉(塔布囊)、三等台吉(塔布囊)、四等台吉(塔布囊)、固伦额驸、和硕额驸、郡主额驸、县主额亲王的简称。“和硕”是满语的部落之意，作为荣衔加在亲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简称郡王。“多罗”是满语的称美之辞，相当于汉语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所以多罗郡王简称理郡王。如此，僧格林沁的封号就等于“旗长理郡王”。

　　1853年至1854年（咸丰三年至四年）间，在保卫天津之战中，僧格林沁又因太平军的北伐部队于严寒中退守，间接造成了他的胜利。“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于海内”。（《清史稿》）于是，僧王又得咸丰皇帝赐“巴图鲁”（满语勇士）称号，并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待北路荡平，文宗大悦，加恩僧格林沁世袭亲王罔替，“许乘肩舆”。

　　其后，在两次大沽口之战中，僧王先胜后败，再败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亲王并没有羞愤自裁，而是仅随数名亲兵逃跑。

　　咸丰十年（1860年），因捻军起义华北，京畿危急。僧格林沁复得郡王爵位，率万余清军与捻军先战于山东，后转战于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疲于奔命。

　　1865年，僧王仅有的7000人的部队穷追捻军不舍，直入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时“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本人也是“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

　　捻军以逸待劳，僧部受伏。5月18日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的吴家店时，“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清史稿》）在麦田里杀死僧格林沁的却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捻军（张皮绠）。可怜一世勇猛而谋略不足的僧王，竟从此永别这晚清的乱世。

　　如果死在大沽口......

　　僧王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忠君与爱国的难题。僧王谥号忠。奴才对主子忠诚，就是最好的奴才。帝制时代无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亦无现代主权意识，忠君即是爱国。抵抗外敌与镇压内乱统一在忠君之目标下。如果僧格林沁死于大沽口，那么必然是得千古美名。偏偏历史上的人物并不按现代人的思维展其一生。可见得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愿意并力图给他们套上各种现代观念、名词、理念的套套。对于僧王而言，就一个“忠”字终其一生足矣。何苦纠缠于爱国与忠君呢？皇上叫干啥就干啥。你能幻想僧王听其幕僚郭嵩焘的吗？抑或听所谓民众的呼唤？听皇上的弄不好都有可能掉脑袋，何况听别人的。所以，其一生的政治法宝就是一个“忠”字。

　　蒙古骑士们最后的辉煌就是僧格林沁和胜保等造就的。此后，洋务派的新兵即在中国历史上取代了传统的八旗兵。

　　僧王第一次成功伏击英法联军于大沽口，得益于敌方之措手不及。敌人是来换约（交换《天津条约》）的，所以没有准备打这么一仗。先看敌人的舰队。那是一只由一艘巡洋舰和13艘炮艇组成的换约舰队，不足以发动全面战争。再看敌人的态度。洋人执意要自己选择登陆地点，而不遵从僧格林沁的从北塘登陆并不准携带兵器上岸的命令。作为战胜国，洋人自认为其傲慢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他们这么做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竟然蔑视八旗兵骑士们的勇气。

　　咸丰帝和僧格林沁在这方面是憋足了气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承认上次的失败，《天津条约》只是当时的退兵之计，洋人还当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规矩，就伏击之。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幕府，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执意挑衅，伏击战开始了。僧格林沁奏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战20年来未曾有过的辉煌战果：虽然历史记载在数量上有出入，但是大体上是打沉敌舰五只，打伤六只，打死打伤英法联军数百人。他们的司令也负重伤。我军仅阵亡32人，含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这是骑士的理想，它捍卫了武者的荣誉。但是，由此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洋人入侵。于是，当时就有郭嵩焘等提出了疑义。书生郭嵩焘说：“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僧格林沁和咸丰的御敌卫国行为招致更大规模的侵略。这应该是大沽口之战的恰当定位。作为当权者，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只是那随后到来的25000人并173艘英法联合舰队，超过了僧王们的抵抗实力，这是决策者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既然来了，那就再战！因为僧格林沁还活着。

　　如果死在八里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了前次僧格林沁给他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

　　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次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被“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中国当时礼制所限，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执意不肯：“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被英军俘虏后自杀于印度加尔各答）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尔如何逃脱！

　　所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明确地表示：“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于是有了载垣令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9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但人质外交并未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象。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

　　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

　　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之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辉形象谱写的晚清骑士最后的挽歌：“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次日，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狝”，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

　　僧格林沁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一职。蒙古主力丧失殆尽。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八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多人被报复性杀害。

　　难道武人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僧王面临的鲁莽行为和正当性的难题，已经被人炒作了多年。但是，这是一个伪命题。即鲁莽行为和行为的正当性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鲁莽是手段问题，正当性是合法的目的问题。见敌人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击之而快慰人心。因为规则是强国定的，那么弱国为何要遵守？即便圆明园因此被烧，即便招致列强更大的要求，但是，如果不打这一仗，长期来看，一定就能保住那些利益吗？民族之气节有时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况一个骑士，他的使命就是见到敌人就杀。问题不出在作为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专制的体制。

　　对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诱击换约的敌人，和由此导致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有学者精辟地论道：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了的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国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揆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记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的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