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条太郎

1914年因涉嫌海军受贿的西门子事件，被迫离开三井。此后作为事业家重新创业，担任多的公司的社长和干事。1920年当选众议员，步入政界，任政友会总务、总干事，在党内有着山崎猛等10名左右的旗下议员。1927年任满铁第10任总裁，进行大胆的改革，是所谓满铁的中兴之祖。推动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同年10月与张作霖达成在满蒙建设五条铁路的谅解。后因炸死张作霖事件，田中义一内阁辞职。此项计划未能实现。1929年辞去满铁总裁职务，任立宪政友会院内总务。1935年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著有《经济国策的提倡》等。生活中他是一名茶道爱好者。

自1920年起，日本国内连续发生经济危机。1927年，日本出现的全国性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猛烈的冲击。工潮、农潮、学潮连绵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加剧。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义侵华的浪潮，不仅直接打击了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而且也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化。同年4月，日本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政党若槻礼次郎内阁因其对华政策遭到来自军方和政友会的强烈不满，对其谴责近乎白热化，于是导致民政党内阁垮台。出现了政友会内阁。时任政友会总裁的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亲自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相和开拓相（殖民大臣）。

田中内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10年里日本九届内阁中特别富于侵华精神的一届内阁。田中义一本人及其主要成员都有长期的侵华经历。田中义一因参加甲午战争有“功”而跻身于陆军参谋部；在日俄战争期间曾出任侵略中国东北的满洲军参谋；因“功”受勋，晋升少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中国通”的军人身份窜到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勾结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竭力扩张侵华势力，再次晋升为中将、参谋部次长。期间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8年后晋升为大将，受封男爵；两次出任陆军大臣，身居政友会总裁。在内阁中，他留用和起用了一批侵华骨干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政友会的成员。陆军部部长白川义则大将，自甲午战争始一直是侵华急先锋， 1923年任关东军司令官；海军部部长冈田启介大将，靠侵华战争发迹；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是侵华日军的财力后盾、效忠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财政金融家；递信大臣久原房之助是靠发战争财起家的新兴财阀；外务省政务次宫森恪素有“对满积极论者”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先驱者”之称，是“田中外交”的第二号主谋。

田中上台后，一方面开始着手解决国内所面临着的严重的金融危机，一方面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积极推进对华的“强硬外交”政策。他在施政方针中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策是内阁所面临的重大使命之一。他在组阁后的第三天，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的“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声称中国社会的变革活动使日本“有直接受其影响之虞”，而日本则应“对维持东亚全局负有重大责任”，不能漠然视之。田中组阁之际，中国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田中上台前8天，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告结。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力量对付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武昌东湖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5月，北伐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连战皆捷，将奉军逐出河南，直逼山东。5月28日，田中发表了出兵中国山东的宣言，并向天皇奏准抽调驻旅顺的关东军2000人入侵山东，名为“保护侨民”，实则妄图阻遏北伐军，保护奉系军阀在华北的统治。

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于东京主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内阁大臣、驻华公使和总领事及关东军、关东厅、“满铁”要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外务省外务次官森恪、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情报部长小村欣一；陆军部次官畑英太郎，海军部次官大角岑生，参谋本部次长南次郎，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官房长官鸠山一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和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等。会议期间，外务省发了《支那政治情况概观》、《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发展对华经济政策》、《山东出兵的反响》、《田中外相<对华政策纲领>训示》等10份文件；参谋本部发了《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苏联对北满的企图》等4份机密材料；关东厅发了《南满洲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等2份密件。会议详尽讨论研究了中国的政局，全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讨论了张作霖与日本的“特殊利益”关系和日本出兵山东等问题。7月5日，在陆军的压力下，内阁会议再次做出进兵济南的决定。7月7日，在东方会议闭幕的当天，驻扎在青岛的3000名日军便强行突破中国驻军阵地，侵占济南。随后又从大连、旅顺增援3000名日军相继抵达青岛。

东方会议最为核心的议题是研究新的对华政策，会议最后制定出《对华政策纲领》。7月7日，在会议收场前，田中又做了《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重要讲话。由于这是一份必须公布的文件，为掩人耳日，欺骗国内外舆论，《纲领》的前半部分多是外交辞令，而后半部分才是实质目的。田中在这份纲领中，公然宣称“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方，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关系上有着极端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要予以特殊考虑”。“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区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利益有侵害之虞时，将不问其来自哪一方面，都将护之”。

会后，田中等人更进一步地归纳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思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虽然在这次会议中，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得到了共识，但在用何种手段来完成这一目标，内部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当时出任政友会干事长的山本条太郎就竭力主张对华实行“内科的办法”，既用外交和经济的手段来捍卫和扩张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而来自日本军部的头目们却大肆叫嚣“以外科的办法解决问题”，企图乘此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割据，尚未出现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这样一个机会，迅速用军事力量来一举解决满蒙的问题。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其实是一次日本政府确定对外侵略国策的重要会议。它所通过的政策纲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侵占中国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其所谓的“大陆政策”的决心，预示着一系列的日本侵华行动即将展开。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的侵略活动乃至全面的武装侵华战争，都是按照“东方会议”所确立的基调而全面展开的。

而此时的中国东北，尤其是旅顺、大连地区在经历日俄战争后的20年间的殖民渗透与统治，已经完成了军政合一制过渡为军政分治，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有了进一步的加强。1907年4月1日，作为日本“国策会社”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正式在大连开始运营，以铁路为重点的经济掠夺有了很大的发展。日本政府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完成了三项使命：“一、为日本工业，一直苦于市场狭小——开发了市场；二、为日本确保了短缺的重要原料——铁和煤；三、为日本投入满洲的资本提供利润。”满铁的经营和发展使其“为了满洲的经济开发和发展商品经济，满铁起到了一个助产婆的作用。”

满铁的钜额利润也了当时控制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代表人物张作霖，他虽然与日本有着某些合作关系，但对日本独家垄断和经营铁路的问题心存不满，极欲采取抵制政策。他全然不顾日本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在满铁经营的线路之外再修筑并行铁路。尤其是在1925年，张作霖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加快实施建成包围“满铁”的铁路网。

这样以来，就可以不通过日本人所经营的“满铁”线，而把东北地区丰富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到华北。张作霖此举引起日本当局的强烈不满，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满铁的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将直接影响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高层中已经感到，他们既要完成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又不能使占据中国东北的经济动脉有所损失，这些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不可不谓之非常棘手。“满铁”作为“以南满地区建立、维持和发展稳固的日本势力范围为目的的国家别动队” ，其主要人选对历届政府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

这里最主要的是，满铁总裁是贯彻日本在中国东北实现大陆政策的主要人物，是日本帝国扩张战争的开路先锋。因此面对当时日本国内国外的形势，迫使田中义一一上台也不得不立刻考虑到满铁总裁的人选问题。经过町野武马的推荐，田中决定由山本条太郎出任第十任满铁总裁。而就在此五个月前，作为日本政友会的“三巨头” 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森恪就曾以政友会的名义前往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当时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三人作向导，一并同行。有书记载“情投意合的四人小组到动乱的中国方地视察，会见南北各方要人，从而对当时的日本政府（若槻内阁）所采取的消极保守的对华国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正是由于山本条太郎的政治主张与田中义一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才被选定为新的满铁总裁人选。

山本条太郎早在任三井上海支店长的时候就对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秘密的调查，写出了《北鲜平安道及盛京省商业调查》。这是在满铁调查机构尚未创立之前，第一份有关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最精密且详尽的调查资料。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奉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的双重命令潜伏于营口、大连等地继续进行情报工作。日俄战争爆发以后，他频繁来往于大连、营口一带，为日军搜集情报，并派人破坏金州铁路，出海侦察沙俄海军舰队的行踪。由于山本机敏诡谲，善运时机，在1909年被推选为三井物产常务董事；不久又出任日本右翼政党政友会干事长。 依当时山本作为政友会干事长的身份是完全可以在田中内阁中谋到一个重要的职位的，但因山本本人此时正因曾在担任三井物产常务董事期间发生的“西门子事件”、“金刚丸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受到了判刑（缓期执行）的惩戒，故田中为保全内阁的所谓形象，加之满铁的发展面临新的威胁，就只好采纳町野武马的建议，排除山本入阁，而委以出任满铁总裁之重任。即便是这样，在山本的心头仍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感到“自己连个满铁的职员都不是，又怎能去担任总裁呢？”

1927年7月，山本在松冈洋右的陪同下来到大连赴任。他从这一天起，虽然在这一职位仅有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但因其颇有创造性的“经营方法”和勤奋的工作，为满铁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被满铁最后的一任总裁山崎元干誉为“满铁中兴之祖”。据称，这也是当时满铁职员私下异口同声对他的赞誉 。事实上也更有人曾这样评价山本条太郎“在中国如谈及三井的山本，中外人士无不视其为大人物，即使驻外的日本军宪等，亦为其气势所压倒。”

山本条太郎在任总裁期间主要着手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山本条太郎在即位满铁总裁一职后，即刻对南满铁路沿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前往当时的北满一带进行考察。而与山本同行的还有日本著名的历史人类学者鸟居龙藏等人组成的满蒙考察团。这一干人前往北满东蒙一带进行调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要推进满铁的“北满积极政策”

关于这一点，山本条太郎在后来的1929年8月大阪经济协会上的一次演讲中给予了全面的注释：“在当时的日本经济形势中最为苦恼的是一亿五千万到二亿元的入超，满洲经济，也就是当时的执行机关满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来负担这笔入超呢？更进一步地讲，满铁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增进其本身的利益，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其收益来改善日本国际收支的一部分呢”，“刚一到任我就专注于此，并进行调查研究。其结果使我确信，满洲对日本所能做出的贡献，远比我原来想象的大的多，而且仅仅依靠努力经营满铁，就足以把现在使我们苦恼的亏空——入超数字的过大，在满洲得到补偿”！这种露骨的表述，说明日本当局已经注意到要把中国东北的经济纳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并使之成为其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满铁作为一架掠夺资源的机器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掠夺创作了丰厚的高额利润。此时的满铁已不折不扣的成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满铁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正如列宁所言：“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所有的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的时候，这种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了。”

2、在经过一番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之后，山本条太郎在就职演说大会上发表了他的所谓“满铁施政方针”。在演说中他提出了满铁要以“经济化”和“务实化”为宗旨的口号，要求满铁的职员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或者是回避责任”的工作态度，提倡“敏捷而灵活、主动而自由地处理事物”，“办事要简明切实”的工作方法。这种旨在提高企业办事效率的方针，一直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所探询的手段，山本此时将其在三井物产的经营管理经验与满铁所承担的政治、经济任务充分的结合了起来，表现出一位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者阴险狡诈的韬略。山本在满铁大肆推行“经济化”和“务实化”经营管理方法，还具体表现在他所制定的“公司业务包干制”上。他在满铁内部对一些单位和部门制定了一项“定效率，定人员”的管理模式，这就是在利润和任务上先规定出一定的标准，凡是能在限定范围内节约营业费、事业费的单位、部门即刻实行给予奖金的制度。这种做法其深刻的潜台词就是“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用少量的经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总之，在他的“经济化”和“务实化”的口号推动下，制定的各种形式的“经营包干制”和“定员定效率法”，使满铁从上到下的经营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有人认为山本条太郎在经营管理方面，他的计算数字观念是非常强的，且有着一般人难以具备的创造性和具体性。赞誉他为“数字的诗人” 当年山本条太郎在满铁中推行的“包干制”给所有的职员灌输了一种企业成本核算的理念。材料统计表明，在山本到任的1927年，满铁全年的实际收入额是215 614 944元，而到了1928年则猛增到240 427 752元，1929年的收入则是240 998 063元 。（此年8月15日后山本离职）。这个数字已是满铁1907年刚开始运营时所获得纯利润的22倍。同时，满铁内部储备金在1928年达到35000000元；1929年增长到38000000元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正视到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国内大部分公司都受到利润下降的威胁，承受巨大的损失，惟独满铁获利达到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还强。满铁的职员无不为山本条太郎的经营手腕感到震惊，在“果然不愧为三井物产的大老板”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某些责难之言“满铁专以营利为目的是否对头啊” ？这一方面说明满铁在中国的东北有着庞大的经济网，掌握着东北地区的经济霸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财政上的支配权利，同时，山本在满铁内部的经营管理方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是不被提及甚至是被遗忘的。

山本在推行他的“经济化”和“务实化”的过程中，还对满铁内部的某些经营体制给予了改造。这就是把满铁的一些旁系公司剥离出去，使其独立经营，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但有文字记述为了剥离这些旁系公司企业，山本在当时共发行了120 000 000元的公司债券，而到头来这项改革措施给满铁的经营创造了140 000 000元的清理财务的巨款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经济增长效益。

3、在日本东京“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对华政策，作出了日本驻华公使、满铁总裁、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应密切合作的决定，并进一步扩大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职权范围。为实现田中政府的扩张计划，山本针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急欲修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新线路的主张，亲赴北京，向张作霖提出解决“东北铁路方案”，以维护满铁的垄断权益。经过一番秘密的交涉，于1927年10月15日山本与张作霖私下订立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议定由日本借款和承包修筑下列五条铁路：敦化—图门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延吉—海林线。协约中还规定，中国奉系军阀政府不能将打虎山至通化线的铁路延长到通辽以北；不能修建开通扶余的铁路 。这个协约的签署，彻底地解决了日本政府对满铁垄断东北经济的重重顾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满铁的垄断地位。但此后，在1928年6月，张作霖由于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中国政府停止在葫芦岛筑港等），发生了利害冲突。因此当他从北京乘火车返回沈阳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放的炸弹炸死。田中内阁也以“炸死张作霖”事件为起因，引发国内各种矛盾交织而导致垮台，山本条太郎最终不得已离开了满铁。

山本作为一名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分子，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为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掠夺、扩张政策的实施，可谓是煞费心机。当时的田中内阁急切地希望“把满洲从中国的本土分割出来，变成一个特殊的地区，并把它置于日本政治势力控制之下。”

虽然山本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即便把中国东北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来，但也很难让世人能够把它同日本本土一样的看待。基于日本田中内阁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利益这一根本目的的要求，山本是不惜一切手段。他在经营满铁的过程中蕴酿并提出“产业立国”的思路，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他抛出了《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这一报告 。在这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报告中，山本对如何经营满铁从五个方面给予了全面的论述，这里主要有：（一）、满铁事业的积极经营；（二）、铁的问题；（三）、煤油的问题；（四）、硫酸氩及肥料的问题；（五）、结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山本条太郎的这篇报告通篇内容与“田中奏折” 中的相关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山本对满铁的经营方略完全是以“田中奏折”中对中国东北的谋略方针而进行的，我们通过二者间的比照，或许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山本条太郎苦心经营满铁的目的，从中也能判断出“田中奏折”的真伪： 山本条太郎提出报告的篇目为《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而在“田中奏折”相关内容的章节题目则是《满铁会社经营方针变更的必要》。

在第一个问题中，山本直言到：“满铁会社之事业,乃从日俄战争之结果,由日本继承而得.自继承以来，对于生产的及经济的方面大都采取消极的步骤，此无庸讳言者也。” 表示出对前历任总裁在经营管理方面上的不满。其实满铁自1907年在大连正式运营以来，其经济利润每年都有显著的变化，他的这种责难说明山本本人作为田中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强力推行者，对满铁的发展仍感到不满意罢了。由此他迫不及待地讲到“若能对于满洲之利用,树立完满之计划,而施以积极的实行方法,则在资源之开发与贸易之发展,其可为之事业,何可胜计.余深信此积极事业之经营,对于日本实为当急之要务。”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对日本国内产业予以扶持，而且对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会做出极大的贡献。” 关于这一点，在“田中奏折”中是这样论述的：“我国之欲新大陆造成，对南满洲铁道经营必须改变，以便突破今日之难局。” “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培养贸易。” “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而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国土也。我对满蒙之权利如以积极政策而扩张之，可以解决此种种大国之要素者则勿论矣。” “欲具昭和新政，欲具我帝国永久之隆盛者，惟有积极的对满蒙权利主义之点而已耳。”

在第二个问题中，山本开宗明义地谈到“制铁事业的盛衰与国运的消长有着莫大的关系”。“日本对于制铁问题尚未解决，皆因日本本土铁矿实在太贫乏”的原故，“而今通过对满洲状况的实地调查，不能不使人感到它是产铁的富饶宝库，粗略统计，这里至少有12亿吨的埋藏量。” “其唯一的缺点是铁矿含量偏低。普通富矿其含量在百分之五十五，满洲铁矿含量仅在百分之三十三。” 针对这种情况，山本提出：（1）要提高处理贫矿的技术；（2）要在经费上处理好节省和煤炭原料的供给。他在分析中指出“制一吨的铁，需用煤炭二吨，而满洲的煤炭埋藏量约为25亿吨，这完全可以满足制12亿吨铁的需求，” “从国家的利益上看，满洲的煤炭与铁实在是无上的富源，虽然在生产过程上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它会略逊于欧美各国，但在今后如能设法加以改造，其生产量完全可与各国比拼而不相上下。” 如果“日本的铁能够得到满洲的供给，从此实现自给自足，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亦是确立日本制铁政策的根本理想从而得以实现”。因为这里埋藏的“铁量足以应对日本50年至70年的需求” 。 而在“田中奏折”中对相关内容的论述是“制钢事业之盛衰关系国家之强弱颇大，现各国对此莫不为重要问题。我国对钢铁问题尚未解决者，因乏有原矿所致。” “满蒙地方散在之铁矿，依参谋部之实地密查知有非常钜额之铁在焉。” “按满蒙之铁有12亿万吨，幸有煤炭亦有25亿万吨（此则抚顺、本溪、新邱等大煤矿及我势力范围内煤矿统计额）此25亿万吨之煤足以精练12亿万吨钢铁之用，夫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铁及煤，则我国70年间之钢铁可以自给自足而可免仰鼻息于他国。”

在第三个问题中，山本坦言地讲到“油料问题乃是国防及产业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只有“得到满洲资源上充足的供给，那么日本的经济才可能预见到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山本经过调查研究后得知在“抚顺煤山有一种叫油岩的矿藏，按当时的测量有52亿吨，其中含油约有百分之六，” 山本在文中谈到“现在日本每年输入的矿油约为70万吨，价值60 000 000元”，经过开发“满铁会社至昭和五年（1930年）预计可开始供约5万吨之数，如果按抚顺油岩52亿吨，含油量为百分之五计算，亦可得250 000 000吨的煤油。” 这样以来“则日本可以减去从外国输入的煤油量三分之一，而减掉的部分可由满洲来担任提供。”在“田中奏折”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则是“煤油一物亦我国最缺欠之要品，是以立国上最重要之要素。幸我所有抚顺炭矿之层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52亿吨。此油层岩每百斤可抽煤油6斤，如再加用美国之精制机以制之，每百斤可得9斤之精油。” “按抚顺油层岩50亿万吨之额，如以05最少而论，亦可得煤油250 000 000吨，如以09得油而论，可得450 000 000吨。按平均以每吨利益15元而论，此抚顺之油层岩可得525 000 000元之利源，真可谓我工业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国之国防上、产业上极为重大。按满蒙之铁及煤油既可为我国之海军陆军等，一进而为金城铁壁。夫满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脏云云，诚不虚言也。为皇基绵绵计，真可庆贺之至。”

在第四节中，山本对日本硫酸氩的需求量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日本每年需求的硫酸氩约为50万吨，但国内仅可只能制造一半的产量，其余的一半价值在30 000 000元，则不得不仰息于外国。” 而“满洲硫酸氩的产量随着制铁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因此“现在由外国所输入的硫酸氩25万吨需求量，完全可由满洲来生产，给予保证。” 在经营的过程中，还应看到“满洲又与殖民地朝鲜比邻紧接，实在便利。因此对满洲所生产的硫酸氩除供日本自己所许外，其剩余的部分当可供给中国，故对此项事业不能不急图开始进行。” 山本还对一些化工产业的产销作了分析，指出一些“在日本毫无生产能力或在日本虽经实验但终归失败的铅原料及亚硫化镁工业，但对满洲而言则实为一极大天然资源。” “此等工业在日本创设不易，因为不但缺乏原料、燃料，且缺乏财源，然如果能在满洲经营开发上述产业，不仅会给日本国内的生产提供巨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使满洲的特殊产业贡献于日本的国家经济。基于u2018产业立国u2019的根本方针，必须选择予以经营。”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田中奏折”中谈到“农肥者，国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问题。” “满蒙之铁我欲取之而炼钢，又须以抚顺煤炭为燃料，此可应弃之烟收起而抽收硫安，不啻一举数得之事业。” “可为我国农业发达之助，且如有余利者亦可随带豆饼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农业。” “按南满之产业可助我国防及经济者实为至巨也。南满产业可为我国贡献如此，我国亦即可因之而达产业立国之根本矣。”

在结论部分中，山本再次强调“满洲的经济政策与所谓产业立国的宗旨是相吻合的，对满洲的经营开发在另一方面又可谋求解决日本国内的粮食问题。总之，日本的工业原料异常缺乏，故令各种工业不如在国外创办较之为易。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满洲为一大财源，对其的开发利用就必须树立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协力经营，此实为吾人所痛感之处。”

在文中的最后，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到“满洲的权利对于日本国家有何价值，对于政治、国防上及国际关系上又有何价值，这绝非是数字所能表示出来的。从经济方面看来，我敢断言满洲对于日本国家经济之价值至少也有500亿元左右。如果有人问此种计算有何根据？那么我在这里可举一、二个例子予以说明，上述的铁有3亿5千余万吨，其价值约在350亿元，今日满铁会社收入的铁路利润每年约在六、七千万元，百年间必有六、七十亿元的收入，再加上煤油、肥料等项目的收入，按500亿元计算实不为过吧。”

从山本条太郎这一篇赤裸裸的充满着贪婪、掠夺气焰并带有数字分析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列强掠夺者的狰狞嘴脸。它于“田中奏折”中的欲征服满蒙的大陆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就连当时的英国记者也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他们不得不叹息到“现在日本在满洲已经有了侵略全中国的大本营，并且已经筑下了极坚固的战垒城塞，时时准备着向中国内地进攻” ！“日本在满洲既有了这样巩固的基础，当然可以保障其在满洲的经济、政治势力的继续发展，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和平侵略手段，任其自由发展，则满洲之完全变成日本的领土，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

关于“田中奏折”（其正式名称为“我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自1929年12月由中国南京《时事月报》全文披露后，曾迅速引发轩然大波。日本驻华使馆曾不断地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诬称该《奏折》是中方捏造，是“伪文书”。但就在日方的抗议声中，日本国内“日华俱乐部”于1930年5月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满蒙政策》为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赫然全文刊登出了日文版的《田中义一上奏文》，而后不久，1930年9月，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关东州”（大连），一个日本右翼组织“满蒙研究会”在其会刊“满蒙研究”第十一号上也全文发表了《田中义一上奏文》。不同的是前者说是译自中国南京《时事月报》中文版，后者只是在序言中再三强调这是中方“高明的捏造”。为什么日本方面一面谎称“田中奏折”为伪文书，一面又堂而皇之地在日本和“关东州”（大连）公开刊载呢？原来这个“日华俱乐部”的创立者们多是一些日本一流的中国通军人，这里有长期居住北京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山梨半造大将、町田经宇大将、井户川辰三中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等。他们虽身为政友会的成员，却是田中义一的对立派。由此可知，“田中奏折”的面世，完全是因为日本政友会内部派别倾轧使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蔡智堪先生秘密抄到手，中国不予公布，日本是绝对不会公布于世的。” “田中奏折”一文究竟是中方捏造，还是日本田中当局一手炮制的，中日双方一直争论不休。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人从语句、文法、及中日文本中的缺漏字中加一比较，得出“日方说《田中义一上奏文》是译自中文“田中奏折”是弥天大谎”的结论。这里因篇幅所限，故不赘述。但请读者能够阅读一下1999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连近百年史》第二十章。读到此处，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在山本一篇文字内容决非冗长的报告中会与“田中奏折”有诸多内容的雷同之处呢？

其实事情的原本就是：（一）山本条太郎本人作为日本政友会干事长曾亲临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的“东方会议”；在会议中，他积极参与制定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这一侵略目标，并在会上提出用“内科的办法”，即用外交和经济的手段来捍卫和扩张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二）、在“东方会议”结束后，山本条太郎又曾“避客静居其妾之家，亲为田中修正奏折原稿。” 之所以由其亲自捉刀修订，根本的原因还是因其亲自参加了“东方会议”，是田中义一对华扩张政策的主要谋划者和执行者之一。有文章这样评价“在田中政权下的高桥是清和山本条太郎，可喻之为象棋中的一车一马。而且，这两颗重要棋子，在天赋的济世之才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由此而知“田中奏折”在交付日本天皇审阅，存入皇室书库后，其内容是鲜为人知。但因山本亲自参与制订，对其主要内容可谓心知肚明，所以在其赴满铁任职后，深知自身责任之重大，便急欲将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给以具体化的实施。因而在就职以后的不长时间里便以《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为题，将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满蒙政策”这一过程中满铁所应起到的作用变相的给予了发表，以昭示满铁全体员工。由此而来，我们更有理由可以相信，“田中奏折”绝非是杜撰之物，它是真实存在的。

今天，虽然在日本的学术界对“田中奏折”多持否定的态度，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方面对《田中奏折》的拼死否定，非但无法解除世界的疑惑，反而是欲盖弥彰，名扬四海。即使在今天，一部分真品之说，也仍然相当有影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田中奏折》的内容不仅与田中内阁切实采取的对华积极政策在方向上不谋而合，而且与日本后来所走的道路—制造满洲事变，进攻热河，发动日中战争，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如出一辙。”

同样，反映在满铁本身也正是在“田中奏折”基本框架的规范下，山本条太郎对满铁是潜心打造，其对满铁的经营方略一直是所有后来继任者们赖以称道而遵循的思想。满铁这一庞大的毒瘤，在这个所谓“满铁中兴之祖”的操纵下，张开血盆大口，在疯狂地吸吮着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而当山本条太郎因田中内阁的垮台不得不离开满铁总裁这一职位时，他有过这样的一段话：“能挽救我国当前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安定的快捷方式，就是开发满蒙的物产，而完成此大业的骨干则是满铁公司。”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铁在经历了后藤新平的初创，到山本条太郎的所谓中兴，二十余年间全面的对中国东北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逐步地控制了东北南部的交通、水运、电气、矿山等重要工业部门。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在各国列强对中国东北投资总额中占据了垄断的地位。据统计截止1930年，世界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总额为23亿元，其中日本的投资额占到17.5亿元，占各国投资总额的76%；其中满铁的投资额为9亿多元 。

满铁形成了一个鲸吞中国东北，掠夺资源的侵略基地。它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构成了在中国的“国中之国”。多年的经营和发展，为日本关东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奠定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物质基础，开始了新一轮对中国东北的资源和财富的掠夺。作者 王 珍仁 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 研究员 旅顺 116041

（日）山本条太郎：《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7

（日）满史会编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沈阳， 1987年）页98

同上，页77

同上，页107

（日）草柳大藏着、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页228，231

王胜利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人物》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年）页323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61

同上，页265

同上，页261

武堉干：《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 《东方杂志》 第24卷 第17号，（上海，1927年9月）页1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页796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69

娄立满：《南满洲铁道公司之特质及其史的发展》 《东方杂志》 第28卷第24号，（上海，1931年12月）页35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69

同上，页272

同上，页269

史春林：《大连（旅顺）东方会议述评》 《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9年2期，（长春，1999年6月）页15

《南满洲铁道公司之特质及其史的发展》 《东方杂志》 第28卷第24号，（上海，1931年12月），页253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7

王希智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24——209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7

同上，页57

同上，页57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49

同上，页126

同上，页127

同上，页127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8

同上，页58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50

同上，页150

同上，页150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60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同上，页59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51

同上，页151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60

同上，页60

同上，页60

同上，页60

同上，页60

《大连近百年史文献》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51

同上，页151、152

同上，页152

同上，页153

《满铁会社经营之基础》《东方杂志》第25卷 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61

同上，页61

童世光译：《英报之日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前途观》 《东方杂志》 第25卷第24号，（上海，1928年12月）页56

同上，页56

高殿芳主编：《爱国人士王家祯“田中奏折”的历史见证人》（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页83

赵尺子：《“田中奏折”与蔡智堪》 《田中奏折探隐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年）页50

《满铁调查部内幕》，页250

（日）江口圭一着，杨强译：《“田中奏折”果真是伪造的吗？》《田中奏折探隐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年）页115

《南满洲铁道公司之特质及其史的发展》 《东方杂志》 第28卷第24号，（上海，1931年12月）页281

李作权：《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经济特征》《伪皇宫陈列馆年鉴》（长春，1986年）页145；蒋志平：《满铁在侵略东北中的地位》《伪皇宫陈列馆年鉴》（长春，1988年）页166

1996年电视剧《远东阴谋》郑坤范饰演山本条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