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明代）

丘濬（1421～1495，或1418～1495） 明代戏曲作家。字仲深，号琼山，别署赤玉峰道人。 广东琼山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庄。

永乐十九年（1421）十一月初十，丘濬出生于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城湖路金花村 ）。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

正统九年（1444） ，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

正统十二年（1447），赴京参加会试，不第。

景泰五年（1454），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景泰七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丘濬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成化元年（1465），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从五品）。]

成化二年（1466），参与撰写《英宗实录》，这一年秋天，升为侍讲学士（从五品）。

成化十三年（1477），《续通鉴纲目》成书，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十六年，加封礼部侍郎、调任国子祭酒（从四品）。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掌管祭酒事务。

丘濬《大学衍义补》书影

丘濬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丘濬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

明孝宗继位（1488）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

弘治四年（1491）八月，《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丘濬兼任文渊阁大学，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弘治六年（1493）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

弘治六年（1493）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弘治七年（1494）八月，加封丘濬为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弘治八年（1495）二月初四日，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弘治八年（1495）三月十二日，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丘濬宦途顺利,地位显赫,精于子史，推崇理学，他的传奇戏曲创作，多宣扬封建道德。所撰《五伦全备忠孝记》，一名《五伦全备纲常记》，开场就明确地提出："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作品叙写春秋吴国忠臣伍员的后裔伍伦全、伍伦备兄弟，笃重纲常：忠于其君，孝于其父，睦于夫妇，友于兄弟，信于朋友，是为五伦全备，不仅享尽荣华，更得超升仙界。这些从说教出发的内容，造成了关目情节的板滞,毫无生活气息,曲白也多酸腐。历来被戏曲理论家们视为迂腐一派的代表作。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批评此剧"全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臭腐烂，令人呕秽"。《五伦全备记》在舞台上也不受欢迎，但由于作者身居宰执地位，一些思想比较顽固保守的作家,很容易亦步亦趋,如 邵灿专为说教而作的《香囊记》，就是丘濬《五伦全备记》直接影响下的产物。

丘濬的著作，尚有《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大学衍义补》及《邱文庄集》、《琼台集》等，多阐发儒家经义。有人认为署名"华山居士"的《投笔记》（写班超从戎、立功西域、暮年荣归故事）、不署作者姓名的《举鼎记》（铺写伍员故事）与《罗囊记》，这三种传奇也是丘濬的作品。《五伦全备记》有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曾据以影印。

丘濬7岁，父亲丘传去世，祖父丘普“惕厉自持，不敢失坠”，寄希望于丘濬兄弟。丘普自题“可继堂”匾额，并书联“嗟无一子堪称老，喜有双孙可继宗”。丘濬曾在《可继堂记》中追记，说祖父嘱咐兄长丘源，要他“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希望丘濬“拓承祖业，志为良相，以济天下”。正是“以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塑造了理学名臣。尤其是丘濬母亲李氏，出身士绅之家，知书识礼。她年廿八丧夫，守节教子，“课其学业”，孜孜不倦。每日五更，鸡鸣即起，伴儿诵读；入学归来，问其功课，询其交游。及至游学帝京，为官庙堂，仍然致书“戒谆谆以忠谨，图报国为言”。正是这种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造就了一代儒学大师济民、养民、安民、亲民的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

丘濬与夫人吴氏继承良好家风，重视儿女培养。长子丘敦，入读太学，深研《素问》，著有《医史》；次子丘京，以父荫补中书舍人。丘敦子以祖荫补尚宝司丞，其孙也以祖荫补尚宝司丞；五世孙，为例监生；六世孙，为郡庠生；七世孙，为举人，任县令······古人有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是理学名臣丘濬之家，以德为本，以学立身，甲第延绵了7代之久。

丘濬故居现存“可继堂”及前堂两进，均是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丘濬就出生在这座院落中。穿过前堂中厅，来到后进的“可继堂”，堂内八仙桌之后，是一尊丘公的鎏金雕像。房间的结构与布局，跟普通人家常见的“祖堂”并无二致。唯独堂前高挂着一块书写着“可继堂”的木匾，凸显出这里的特殊之处。而这个堂号的来历，溯源起来，还跟丘濬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据丘濬本人所撰的《可继堂记》，丘濬在七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而五十九岁的祖父因为赴京述职，离家未归。当丘濬的祖父从京城回到家的时候，入门见棺，留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限伤悲。由于丘濬的祖父只生一子，丘濬祖父“上无叔伯，旁无兄弟群从，推而远之，亦无宗族，茕茕然仅二孙存，上系宗祀之重，如一丝之引千钧也”。可见，独子的去世，给丘濬的祖父带来了莫大的打击，他只能将传宗、振兴家族的重任，寄托在两个尚未成年的孙子身上。

面对着前来吊唁的乡亲，丘濬祖父对着九岁的丘源和七岁的丘濬说道：“吾先世，世以积善相承，然未有发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发者，其在二孺乎”于是，有感而发的思贻公书写了一幅对联：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随后，丘濬的祖父让人将这幅对联“揭于寝堂之楣”，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称赞。

转眼间，到了丘濬兄弟二人外出求学的年龄。一天，兄弟二人陪着祖父在堂上闲坐。祖父指着长孙丘源说，你以后负责在家祭祀祖宗，继承祖业，做一名良医。又指着丘濬说，你要创立门户，拓展祖业，显达时做一名良相，以济天下。这时的丘濬仅仅十六岁，而兄长也才十九岁。兄弟两人似乎没有完全弄明白祖父这番话语的含义。在祖父去世后，丘濬及其兄长二人，果然如祖父当年所言，兄长经官方推荐，在家乡继承祖职，当起了一名医生。而丘濬本人，更是由乡试解元、进士跻身政坛，从翰林、礼部侍郎等官职一路走来，最终成为了一位名震当朝、深受皇帝器重的“阁老”。

丘濬在成年之后，回首往事，一直感慨并深深佩服先祖当年的那一番话语。于是，他从当年祖父所撰的那副对联——“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摘出两字：可继，以此作为祖堂的堂号，表示对祖父的纪念。又亲自撰写了一篇追忆往事的《可继堂记》，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丘濬点名了其中“可继堂”命名的主旨——“为吾子孙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训，然为之先者，必有所可继，而不可继者，弗为。”

以先祖之言命名祖堂，丘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追及先人，不忘根本的情怀，有寄托了对后辈殷切的期待。《可继堂记》一出，这座位于府城郊外的名贤故居更是名扬天下，余韵至今。

海南省博物馆里的丘濬雕像。 李幸璜 摄

《琼山县志》记载，1469年，丘濬母丧，回乡守孝。这期间，随风水先生寻找葬母风水宝地的丘濬，来到石山一带勘察地形。当时，施茶村附近是连接府城与澄迈的官道中点，途中商客学子络绎不绝，但遗憾的是这里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在炎炎烈日之下，在路上的人们找不到一处休息喝水的地方。丘濬眼见此情景，心生怜悯，于是捐资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凉亭，又雇人长期在此烧水施茶，普惠路人。

被前阁老刘吉误会

弘治四年（1491）十月，丘濬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大政，遂行宰相之职。然而就在他入阁前几个月，原担任内阁首辅的刘吉却被免了职，这一进一出，刘吉大生疑惑，认为是丘濬背后搞的鬼。刘吉为此大为恼怒，私下里骂他为“南蛮子”，还特地撰了一副对联侮辱他：“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意谓丘濬像貌不雅，丑如唐代的奸相卢杞，而才学与宋代的王安石一样，性情比王安石还要偏执。这显然是不顾事实的恶意中伤。

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是因为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家事”，与丘濬全无干系。而刘吉此人的“为官之道”早为当时朝野人士所不齿，原来，他做官专为混日子，四面讨好。在明宪宗（孝宗之父）时，他与万安、刘珝同为内阁成员，安为首辅。三人专务吃喝享乐，尸位素餐，国家大事由太监汪直专政把持，内阁成为虚设，故人称此三人为“纸糊三阁老”，孝宗早就无意留他。然而尽管这“纸糊三阁老”的所作所为常引起公愤，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个刘吉惯来圆滑善变，你越弹，他越升官晋爵，孝宗即位后，尽管并不看好他，还是能够留任，真是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发。所以在这之前，早就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刘棉花”。后来，刘吉打听得起这绰号的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国子监老生员。而凑巧的是，当时丘濬官居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即国家太学校长），因此刘吉便怀疑讥讽他为“刘棉花”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谋。

但丘濬为官清廉正直，若想找他的茬子，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啃不动硬的，专挑软的捏”，以他内阁大学士的权势，奏请宪宗皇帝下诏，今后凡是三次考试不第的举人一概不许再试。不仅如此，还借机大整那些与己不合的朝中大臣。这些行为，都是丘濬亲眼所见，当然与他水火难容。刘吉既以对联侮辱丘濬，可是他还未离开京城，也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道是：“泥塑纸糊，全没心肝如木偶；弓弹椎碾，更无骨节似棉花。”因为当时，除了“纸糊三阁老”外，社会上还有“泥塑六尚书”之讥，所以谓之“泥塑纸糊”。刘吉看到这副与他针锋相对、入木三分的讥刺对联，可说是气急败坏，又怀疑是丘濬这个“南蛮子”所为，但罢官在即，大势已去，也只有干瞪眼而已。

与同僚刘健君子之交

据《明史》所载，弘治四年，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人刘健。刘健其人，与丘濬一样，博学多识，闭户苦读，处事稳健，人称“木强”（意即刚强不屈）。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但此前，丘濬还参与编修《英宗实录》，那时他还只是个“侍讲学士”，却在编修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的耿介气质。

当时参与编修的某些人为讨好宪宗，主张把被明英宗（宪宗的父亲）处决的民族英雄于谦作为“叛逆奸臣”写进实录中。丘濬力排众议，坚决抵制于谦是“叛臣”的诬陷之辞，公开置辩：在“土木堡事变”后，若没有于谦的誓死拱卫北京，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何还要让于谦来背这“叛逆”的黑锅？由于他义正词严的置辩，最后没有将这种诬陷之词写入《英宗实录》。这一史实，说的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听信宦官王振的怂恿，轻率出兵，被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其后，北京被围，明朝面临亡国之险。兵部尚书于谦受命拱卫京都并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珏为景泰帝，击退了瓦剌部的围攻。

不久，明英宗被也先释放回京，却在亲信徐有贞等的策动下，发起“夺门之变”，废了景泰帝，重登帝位，改元天顺元年，并在徐有贞等人的唆弄下，诛杀了护国有功的于谦。刘健是英宗改元后，于天顺四年中进士的，对这段史实应十分清楚，对丘濬为于谦辨白的事也应是明白的，是否同意丘的观点另当别论，但对丘濬的为人从此应有所了解。

丘濬生性耿直，遇事认理不认人。他对刘健的好学深思颇有好感，所以两人在内阁相处，还没有听说过像与刘吉那样的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明史·丘濬传》说他们两人有时因某些时政问题在朝堂上强辩不休，各不相让。有时争到激烈之处，丘濬甚至将官帽子掷于地上，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但争论归争论，私下里两人也没有像与刘吉那样誓不两立。

有一次刘健对人说：“丘仲深（丘濬的字）有一屋子散钱，但没有串钱的绳子。”意思是说丘濬虽然学问广博，但缺乏系统，散乱无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丘濬听到后，也不谦让，立即反讽道：“刘希贤（刘健的字）有一屋子串钱的绳子，但没有散钱。”意思是刘健处事虽善于抓住要害，善断多谋，但见识不广，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两人可谓各有所长，都见到了对方的长处和短处。

丘濬与刘健在内阁相处的时间不长，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逝世，此后，刘健还在内阁任职，一直是孝宗皇帝所倚重的能臣。

与老臣王恕的恩恩怨怨

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王恕是陕西三原人，年纪比丘濬大。孝宗即位时，王恕本已退休致仕，但念及他在宪宗朝执掌吏部的功绩，特亲自下诏请他还朝。作为“三朝元老”，王恕确是有功之臣。他执掌吏部期间，为朝廷选拔了许多能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人脉”极厚。但晚年还朝之后，却有点“功德圆满，傲然自恃”的情怀。每天上朝时，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报，别人都等候他讲完才开腔。他对丘濬的入阁似乎很不满。虽然他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一贯也讲原则，不许人行贿买官，但看到丘濬却从不因为他身居吏部而对他有丝毫亲近附和的表示，反而在朝政问题上有时不惮与他争辩是非曲直，让他感到被轻忽挑战的味道。故此两人从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弘治六年，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决定罢黜二千多人。丘濬上奏反对，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不应统统罢黜。结果皇上准奏，经过认真考察，留下九十多人。王恕因此觉得很没面子，益发恼怒丘濬。但丘濬入阁不是走王恕的门路，而是孝宗皇帝亲自下诏选定的，所以对于王恕的迁怒不以为意。而王恕的门徒们却造谣说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宪宗实录》的同僚，希望通过丘的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却被王恕刷掉了，所以丘才发难；又造谣说，丘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向皇上进奉一种“阁老饼”，皇上吃了喜欢，才提拔他。

丘濬对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辩。又有一太医院判名刘文泰，曾经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问题，但达不到目的，心存怨愤。刘经常到丘濬家看病，关系甚密，从丘濬处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时，曾让人刊印了一本《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广为流传。刘文泰弄到该书读后认为该传中，王恕自比为周公，“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失人臣之礼，于是写成奏章，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帮忙润色，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王恕急忙为自己辩解，并声称刘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责。孝宗下诏将刘文泰逮捕入锦衣卫狱审问，才知道实出自吴祯之手，与丘濬无关。

孝宗因上述种种问题，于是对王恕有了看法。而王恕本想借此机会扳倒丘濬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而恼怒在心提出要退休致仕。孝宗马上就批准了，并且不按惯例给予他应有的待遇，算是灰溜溜滚回老家去了。但王恕门徒众多，而明代的官场风气“不务举贤进能，又不平心静气，而专务于分门立户，各怀偏见”（《明史·邹元标传》），所以丘濬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尴尬地位，连清代的纪昀在评价他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时竟也说他“相业不可称”，“其人不足重”，显然是不顾史实的过分贬抑之词。

丘濬清廉不苟取，所居府第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换[ 。

丘濬去世以后，遗物只有皇上恩赐的物件和多年的藏书，他所留下卷帙浩繁的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华丘氏大宗谱》中记载了丘濬下葬时的一件轶事。据传，下葬当日，风和日丽，琼州府许多官员都来参加葬礼。当葬礼即将完成时，突然从府城方向飘来一大片乌云，待近时却是数千只乌鸦。民间传说乌鸦是鬼魂之鸟，因此陵园里的人都吓得跑光了。这群乌鸦围绕着丘濬坟茔盘旋不止，哇哇叫声如泣如诉。约两个时辰后才恋恋不舍飞离，不知所踪。当地乡亲议论纷纷，认为这是由于1434年琼州大饥荒期间，丘濬祖父乐善好施，不但施粥赠茶还乐捐坟地，年幼的丘濬在每年清明与祖父一起祭拜这些亡魂，因而受阴间孤魂感恩前来送行。

500余年过去，这起流传于民间的轶事已无从证其真假，但丘濬乐善好施的故事却实实在在留存世间，海口市秀英区石头山镇施茶村就是佐证。

岁月流转，丘濬的时代早已远去，丘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但他留存于世间的，不但有“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的灵秀诗句，更有其超越时空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名臣录》：“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

何乔新：“岭南四杰”。

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

徐溥《谦斋文录》：“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

钱谦益《列朝诗集》：“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

张廷玉等《明史》 ：“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

梁章钜：“转移文运之功”。

列宁：“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

钱穆：“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