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

载沣 - 少年王爷

载沣，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正月五日，载沣生于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内，为醇贤亲王奕摄的第五子，其生母是奕谩的第二侧福晋刘佳氏。

载沣一家，与清皇室的历代皇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清朝皇谱看，皇帝都是父传子，子传孙，相沿成制，直到咸丰帝未变。奕宁为第一代醇亲王奕谩的兄长，皇位传至同治帝，同治帝在位仅十四年，未育而死。在此特殊情况下，同治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便导演出一府两帝先后大登殿的故事。醇亲王一家，从慈禧上台，便备受她的关注。第一代醇亲王奕谩的福晋乃是慈禧之胞妹。故此，同治帝死后，慈禧作主将奕谩之子载蒲人继，承袭帝位，年号光绪，光绪帝死时37岁，亦无子嗣，则由第二代醇亲王，也就是载沣的长子溥仪继统，便是清朝的最后一位帝王宣统帝。清朝后期的皇统世系与醇王府一家的联系，也决定了载沣贵极一时的命运。

载沣为侧福晋刘佳氏所出，按满清贵族继承原则本无资格袭爵，但由于奕谩没有正福晋所生的嗣子，王子载沣虽为庶出，但自幼在正福晋叶赫那拉氏身边抚养，因而备受西太后慈禧的特殊关注，造就了他少年时期接连不断的幸事。光绪十年正月，载沣二岁时，因慈禧五旬正寿，被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十五年，他还只有7岁时，又晋封奉恩镇国公；光绪十六年，他刚满8岁，则承袭醇亲王爵位；12岁时，他被赏戴三眼花翎，18岁时，命在内廷行走。次年，载沣补授内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可谓意气奋发，好运连连。

载沣的特殊身份，使他成年后的婚姻也由西太后亲赐。起初，按清皇室贵族的一般惯例，载沣幼年时已定有一门亲事。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人京时，这门亲家为免受洋兵侮辱而举家自杀，后载沣生母又为他定了一位贵族希元将军之女。但慈禧宠爱她的心膂大臣瓜尔佳氏荣禄之女，荣禄死后，西太后为了酬答荣禄生前对她的赤胆忠心，因此将瓜尔佳氏指婚配给载沣。这次指婚事件，使西太后与载沣的关系更加接近，而且载沣“视太后为圣明，日见亲任”，但也造成了对这次指婚心存芥蒂的刘佳氏与儿媳瓜尔佳氏后来的婆媳不和。探求慈禧的用意，除了感念荣禄在戊戌政变和庚子义和团拳乱时的保全之功外，还希望透过荣禄之女的关系，将生性懦弱，较顺从听话的载沣收揽为自己的臂膀，用以牵制庆王奕勖，使奕勖不能达到援引其子载振入主军机的目的，毕竟论血缘亲疏，载沣比奕勖要来得亲近。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载沣20岁，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成婚。21岁他被派为随扈大臣。24岁那年正月，他又受命管理健锐营事务；九月，调补满洲正红旗都统；十一月，受命管理新旧营房事务，一人身兼数种要职。是年正月，其长子溥仪出生，即后来的宣统帝。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他的职务一次次晋升，在一般人看来，可谓是平步青云，少年得意，但载沣自己对于这种官运亨通的政治生涯，却表现得甚为消极，对于官场的事务，他极少发表见解，少有建树，常常是态度冷淡，一言不发。如此迅速的提升，也使得他从政历练不足，很难应付清末错综的政治局面。在这短短的五六年时间，慈禧的有意栽培，用意本在杜绝载振人军机而对奕勖有所防范，遏制奕勖的在朝势力。但载沣在入主军机后，却无任何突出的政治表现，对于清廷危亡的局面束手无策，既没有察觉更不能防范袁世凯交给奕勖以扩张自己个人势力的行为，待袁世凯羽翼丰满时才有所警觉，但为时晚矣。

在这段期间，值得一提的是载沣出使德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国。1901年，八国联军的总头目，德国统帅瓦德西指定要清廷皇帝的亲兄弟赴德国，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事件赔礼道歉。因此，当年19岁的载沣奉派作为清政府的专使到达柏林，受到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在德国，载沣曾向威廉亨利亲王请教统治之术。威廉亨利亲王告诉他：“欲强皇室，须掌兵权；欲强国家，须修武备。”载沣将此作为金科玉律，在此后排挤罢免袁世凯，大权在握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禁卫军，代海陆军大元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实现强皇室、强国家的目的。

载沣 - 受命监国

1908年十一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张之洞和世续担心会出现光绪皇后隆裕重演垂帘听政的局面，所以主张不如径立载沣为帝即位。西太后听后，沉思片刻，认为同治、光绪二朝都是兄弟相继，假使再立载沣，则三代皆为兄弟相承，史无前例，不甚相宜，坚持立溥仪为帝。当然西太后有她自己的打算，她以为自己不会早死，幼儿易控制，又深知载沣生性懦弱，顺从听话。她作为溥仪的太皇太后不便再垂帘听政，但有了载沣这样一个听话驯服的工具当监国摄政，大权仍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可高枕无忧。因此，她又处在两难之中。但是第二天，她就发现自己已大限将至，眼看载沣要挑起这份重担，肯定不堪重任，于是慈禧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称：“……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隆裕太后意旨办理。”就这样，在此后的清朝最后三年里，载沣虽大权在手，但在事实上不免受制于隆裕太后，而奕勖、载泽、溥伦等人也因此敢恃隆裕之势而横行无忌。

西太后死后半个月，阴历十一月九日，末代皇帝溥仪在生父载沣的陪同下举行了“登极大典”。然而，这场大典却被小皇帝的哭闹搅得大煞风景。

这天天气极冷，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载沣抱着溥仪，先在中和殿按旧例接受侍卫大臣们的叩拜。接着正式大典开始，在空旷阴冷的太和殿（俗称金銮殿）的高大辉煌的龙座前，让实足年龄才有两岁零几个月的小孩顶着凛冽的寒风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觐，时间一长，实在难以坚持。一进太和殿，溥仪便使开了性子，哭闹不停。载沣只得将他按在龙座上，侧着身子，单膝下脆，双手扶着他，不让他乱动。但他面对王公大臣、奴才们的三跪九叩首，溥仪吓坏了，放开嗓门哭叫：“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急得载沣满头大汗，头后的花翎直抖，只得结结巴巴哄道：“快别……别哭，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末代皇帝的“登极大典”就这样在哭闹声中草草收场。在这场哭闹哄劝中，王公大臣们也似乎察觉到了不妙，私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皇上说要回家，这是什么意思?”摄政王怎么可以说‘这就完了’呢?”在民间市井中也引起一番风波，甚至街头巷尾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不祥之兆，如同乌云密布一般压在众人心中。

载沣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袁世凯是在戊戌政变中以出卖维新派而起家的汉族官僚，深得西太后的宠信。袁世凯手握重权，掌管新军，在朝中结交庆亲王奕勖，又有英国公使朱尔典作他的强硬后台，早被皇族中一些急欲掌权的少年亲贵们视为眼中钉。载沣当国时，袁世凯位居军机大臣要位，京畿陆军将领及几省的巡抚重臣，多为袁所提拔，并与之结交甚密。王公大臣中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小恭王溥伟等人见袁党羽翼已成，恐其异日一旦乱国，不可收拾，便秘密向载沣进言剪除袁世凯，并且相传载沣胞兄光绪帝留有“杀袁除恨”遗旨，隆裕曾面谕载沣杀袁为先帝报仇。在此情势下，载沣自恃既有谕旨，又有王公相助，急欲除袁，就与张之洞密商，但张之洞力劝载沣道：“现今刚遭国丧，不宜杀戮旧臣。”他又提醒载沣，袁世凯旧部遍布于各镇新军之中。轻言杀袁，会引起军队混乱。在此进退维谷情况下，优柔寡断的载沣放弃了杀袁的这次机会，只是借口袁世凯“现患足疾，步行维艰”，“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但此时的袁世凯已有渐移国祚之虞了，罢免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反而是放虎归山，自贻后患。

罢袁事件后，载沣依照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赠言，效法德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1908年十二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满清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巩固清室江山，加强皇室地位，并排挤压制汉族官员。更恶劣的是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余，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载沣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想从中捞取政治利益的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勖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揭开了“宪政”的内幕。

新内阁设总理大臣1人，协理大臣2人，下设10部，总计阁员13人。其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奕勖（皇族）；
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满汉各一）；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人）；
民政大臣善耆（皇族，肃亲王）；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辅国公）；
学务大臣唐景崇（汉人）；
陆军大臣荫昌（满人）；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贝勒）；
司法大臣绍昌（满人）；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贝勒）；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人）；
理藩大臣寿耆（蒙古人）。

其中满人八位，汉人四位，蒙古人一位，而满人中，皇族就有五人，而且位居要津。这种专权擅政的情况，即使在过去清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未曾出现过的。内阁一出台，舆论纷纷指责，称之为“皇族内阁”。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要求撤销这“不合乎君主立宪各国之公例”的“皇族内阁”，就连清廷都察院的御史，也上本奏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认为皇亲不宜参预内阁。但载沣一再拒绝，认为“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究其原因除了不信任汉臣而大权独揽、巩固皇权外，还因为皇室内阁这几位成员分别为各派系的首领人物，哪派都不能得罪，不得不与之均沾政治利益。

立宪派本想从内阁中分一杯羹，但幻想落空，大失所望，与清政府积怨加深；汉族官员因不断受到排挤压制，与清廷的离心力也进一步加强，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载沣 - 派系林立

处在这种国势衰微，内政外交均陷入困境的局面中，载沣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各国列强、革命派与立宪派，还有皇族内部的各派系。载沣缺乏统驭众多臣下之才，常常焦头烂额，无力应付这纷乱复杂的政治局面。

宣统年间，清廷内部盛传七党之说，是指清廷政治集团内部分为七个派系，相互之间争权夺势，置国事于不顾。一是以庆亲王奕勖为首的元老派。早在光绪年间，奕勖就已位高权重，属元老重臣。到了宣统初年，由于载沣奉遗诏监国摄政，奕勖权力有所削减，但仍为首席军机大臣，后受命组阁，并与那桐结成一气，占居总理、协理职位。他又与袁世凯相勾结，在保袁事件出过“汗马功劳”。其余六派均为初掌大权的年青贵族。一是载沣的六弟载洵，封授奉恩镇国公，奉旨过继与瑞敏郡王为嗣，承袭多罗贝勒，他总持海军，与毓朗合为一党。二是载沣七弟载涛，封授不入八分辅国公，过继与钟瑞郡王为嗣，承袭多罗贝勒，统领军谘府，他侵夺陆军部的军权，收用良弼等人结为一党。三是肃亲王善耆，其祖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他享有世袭罔替的特殊待遇。善耆好结纳，并且控制报馆，占据民政部，统帅全国的警政机构。四是载泽一党，其福晋为隆裕太后的胞妹，他因妻宠出而任事，性情专横跋扈，经常出入宫廷，载泽常私传隆裕言语来挟制载沣，并且把持财政大权，出任度支部大臣。五是溥伦一派，他是道光帝的长曾孙，同治初有当皇位继承者之望，其妻为隆裕太后胞弟佛佑之女。通过这些关系，溥伦勾结议员，出任农商工部大臣。六为载沣福晋瓜尔佳氏，素有才干，善于交际，联络娘家一族，利用载沣权势结为一党。

除了这七党之外，以隆裕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也不容忽视。隆裕为人本庸懦无知，为后时与光绪帝不和，但因是西太后的侄女，为慈禧视为心腹。在慈禧的熏染下，政治欲也十分强烈。光绪驾崩后，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可当庆王奕勖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同时又指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后，她的垂帘美梦顿成泡影，心中怏怏不快，甚至迁怒于载沣，两人经常因意见相悖，发生龃龉。例如宣统二年正月，载沣以摄政王名义任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不数日，隆裕即迫令载沣将此二人撤去，载沣开始婉言请稍从缓，不得已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为对，隆裕才不加干涉。但她对载沣管理朝政，始终怀有不满，与载泽、溥伦结成一气，常无理取闹，乱施干预颇多。更甚者隆裕宠信太监小德张（即张兰德，清末大太监），常常听任于他的怂恿操纵。她曾违反祖制，置大丧期间的禁忌于不顾，令度支部拨巨款为她兴建娱乐场所“水晶宫”，后因革命起而不得不中止。

载沣处在众多派系勾心斗角的夹缝中，一会儿听这边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哪一边也不敢得罪，只能全说“好”，可结果谁都不满意。他年纪尚轻，本身能力有限，内有隆裕掣肘干预，外受奕勖、载泽、溥伦等人挟制，名为摄政王，却难以有何作为。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内忧外患，束缚了手脚的载沣信心不断受到打击，他变得日益消沉，对政事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冷漠。即使在辛亥革命事起、清廷危急存亡之际，在主战主和的御前会议上，各派争论极为激烈，而载沣却态度冷淡，常一言不发。

载沣 - 辞政归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面对如火燎原、势如破竹的革命浪潮，奉命应变的清朝满族陆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出征讨伐。可是战事屡屡失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而唯一能与武昌起义军相抗衡的北洋新军又是袁世凯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部队，只听从袁世凯的调遣，载沣、荫昌等人根本指挥不动。正当载沣束手无策之时，袁世凯的军事坐探、内阁总协理徐世昌眼见时机已至，就开始多方活动，同奕勖、那桐等几个大臣联名向载沣保举载沣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出山，那桐甚至不惜身家性命为袁担保。载沣对此大发雷霆，将那桐等人痛斥了一通。但他随即遭到了无声的抵抗：那桐告老辞职，奕勖称病不朝，徐世昌一言不发。除此之外，载沣还受到军队中来的压力。在陆军实力派中，第一、第二两军统领，担任前线军事指挥的冯国璋和段祺瑞，均系袁世凯的嫡系，其行动都为袁所操纵，并与徐世昌等人遥相呼应，提出“非宫保（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前线告急电报接踵而至；载沣本人虽极不情愿将这个大对头请出来，但形势所逼，他再也没有抗衡下去的勇气，只得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

但袁世凯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以“足疾未痊”为由，待价而沽，拒绝出任湖广总督，不肯出山，大有诸葛再世，非三顾茅庐绝不出隆中之意。十月下旬，袁世凯在载沣的几次吁请下，“勉为应诺”，同时对清廷提出要由他来“组织内阁”并“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等，作为他东山再起的六个条件。如此突如其来的严苛条件，自然遭到皇族载沣等人的反对，一时形成僵局。但革命烈火不断蔓延，又电传陕西已落人革命军之手，云南协统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十二月二十九日山西独立，山西巡抚陆钟琦全家死难。同一天，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兰天蔚在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的影响下，发表通电，提出立即召开国会等12项主张，否则即向北京进军。随后，他们立即调集军队，准备进入通州、南苑。革命烈火已烧到清廷龙座的旁边来了，载沣一伙吓得乱作一团，甚至准备逃往承德。与此同时，内廷忽又风起，王公大臣纷纷告假，宫内机关办事人员亦多消极怠工，就连载沣的亲兄弟、军谘大臣载涛也要辞去官职，内阁总理大臣奕勖也上奏辞官不做。这真是火上加油，载沣痛感：“摄政、摄政、头脚一齐痛。”

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三年前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总揽一切朝政事务的袁世凯利用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在各国列强的支持下，欺骗诱逼革命党人，取得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后，又回过头威逼权力已所剩无几的清廷。袁世凯想尽办法，对隆裕又骗又吓，私印假报纸，每天送到宫中，在报纸上大造要清廷退位的舆论。他编造假消息威吓清宫，说革命军要进攻天津、北京云云，使得宫中人心惶惶，隆裕皇太后又无人商议，只得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在退位诏书上盖上了玉玺宝印。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从而结束了自1644年清军人关以来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

载沣 - 无官身轻

载沣被解除摄政王之职，退居醇王府，对他本人来说，不无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他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一生中最难过、最不幸的三年。

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蔓不枝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丑剧。日后溥仪潜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忧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

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但也有人称赞他开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每有月蚀或日蚀出现，他都要作仔细的观察并绘成工笔图形，记入日记，他也喜好数学，更喜爱照像，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庆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载沣倒也安逸平和，无忧无虑。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事情来得突然，时间也很短暂，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极大震动。

载沣 - 孙中山到访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满清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满清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胞兄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