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1971年10月12日逝世于马里兰州桑德斯普林斯，美国律师、政治家。

他的第一个政府职务是1933年在罗斯福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1941年任助理国务卿，1945～1947年任副国务卿。艾奇逊在1945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使美国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1945年以后，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这一立场对他此后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发生重要影响。他相信苏联会在中东谋求扩张，即制订了后来所谓的杜鲁门主义，保证给予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紧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年，拟定了后来所谓的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方针。

1949年1月，任国务卿。同年8月，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公开暴露美帝侵华的若干反革命真相，部分暴露美国实施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白皮书在客观上成为一篇美国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供状。艾奇逊任职期间，促使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以后，艾奇逊制定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他还支持美国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权。

艾奇逊离职之后，仍私人开业当律师，但是他继续担任其后历届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所写的在国务院时代的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获普利策奖。此外，还著有《早晨和中午》、《朝鲜战争》和《从荆棘中长出的葡萄》等。

艾奇逊主持编写和公布1949年美国国务院的《中美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就是白皮书的序言，也是白皮书的要点。艾奇逊在信中着重阐明了三点：

（一）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遭到惨败的原因。指出，“中国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在所附纪录文件中有相当详尽的叙述。这些失败都不是美元的不充分造成的。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人员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人员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察觉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是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

（二）哀叹无力挽救国民党的垮台和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他说，“现实地评价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导致一种结论，即美国所能走的另一条路，是为一个已经失掉了它的人民的信任的政府进行全面干涉。这种干涉需要花费甚至比迄今为止无效果地用去的钱还要多的费用，需要由美国军官指挥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并可能由美国武装部队——陆、海、空——参加因而发生的战事。如此范围和广度的干涉，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必须坦白承认，美国的援助中国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国或者若干外国控制的政策，现在已经 面临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腹地已在共产党人手中。”

（三）寄希望于中国“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最终将推翻外来制度”。艾奇逊强调，“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这就是说，艾奇逊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由他们在中国内部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艾奇逊在制定和执行美国对台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艾奇逊对美国1949—1953年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决策的影响就其程度而言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 949年初艾奇逊就任国务卿到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出台。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基本体现艾奇逊的意愿并由其推行。艾奇逊此时的观点与乔治·凯南的战略思想极为接近，即拥护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主张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苏联，应重欧轻亚，在亚洲则认为日本比中国重要，而中国太穷，问题太多，对美国没有多大用处。由此，艾奇逊并不认为中国问题很紧迫，相反可以“等待尘埃落定”，再作考虑。另外，艾奇逊本人极其热衷“楔子”战略，即利用中共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与苏矛盾，促使中苏分裂。他概括该战略说，就是要寻找一位“亚洲的铁托”，他认为“莫斯科的基本目标与中国的基本目标是敌对的”，因此，毛泽东就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而为了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此后将对中国奉行一种比较现实的政策”。再有，艾奇逊出任国务卿时，蒋介石政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认为蒋介石并不能赢得内战胜利甚至也不是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的可用工具。同时，蒋介石政府的腐朽颓败之势也使艾奇逊深感无奈与厌恶。后来在回忆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情景时，他曾诙谐地写道：“我来的正是时候，他就倒在我身上了”其厌蒋心理表露无疑。把握以上三个方面对于理解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的对台政策极为重要，因为这些思想均体现在他所制定的对台政策的过程中。1948年末，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台湾问题浮出水面。国务院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在美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估计，同时征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观点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一定的意义。1949年1月，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该文件经杜鲁门批准，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1号文件。文件的结论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人中国共产党手中。为此，“目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我们对此不公开承担单方面义务和施加单方面压力的条件下，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但在如何保证中共不染指台湾和将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法上艾奇逊与军方有分歧。军方认为除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还可部署少量军事力量以支持政治行动。而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则另有两点考虑：一是“我们不能在世界各地不加区别地四处放枪。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去那样做”二是在台湾地区显示武力将中共并损害中国人民由于东北和新疆问题反对苏联的前景。据此，艾奇逊一方面要求“美国在福摩萨的官员要尽力不公开露面，以掩盖美国将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企图，一方面建议美国应派遣一个得力的代表常驻台湾以时刻观测动向并努力扶持台独运动。艾奇逊的主张得到了杜鲁门的认可并予以推行。然而，华盛顿很快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与台湾局势的发展之间有极大的距离。“台独”不成气候，扶植孙立人计划搁浅，另一个意中人陈诚则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白宫的决策人十分沮丧地发现，在幕后操纵台湾局势的仍是令他们头痛的蒋介石。1949年5月9日，艾奇逊指示驻台代表利文斯顿·默钱特速返华盛顿磋商对台政策，从而拉开了新一轮政策讨论的帷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讨论的背景是据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军队的干预，台湾“大约将会在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u2019。这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或者是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援助。国会内部的一批有影响的议员、院外援华集团、参谋长联席会议及麦克阿瑟主张前者，认为美国应宣布对台湾承担保护义务，并提供军事援助支持蒋介石政权。但艾奇逊的观点与上述意见相左，他认为美国应该“以六年或十二年的长远目光而不是六个月或十二个月的目光”来看问题，因为他仍旧相信中国和苏联终有一天会散伙。他提出：“假设采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的措施我们能够推迟台湾晚一年陷落。我们必须问为这种推迟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将再一次把美国的威望陷入另一次有目共睹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激起并使我们自己处于中国人对外来者的同仇敌忾中。我们在冒给苏联有可乘之机的危险，苏联可乘机把我们作为无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献丑于安理会和整个亚洲。如果以此代价我们接受一个岛屿对于防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话，那这代价也许值得，但还没有什么可以证实台湾的丢失会真正打破我们的防卫。1949年12月29日下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在听取艾奇逊和军方各自的主张后，杜鲁门肯定了艾奇逊的观点。12月30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第48/2号文件，决定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发表声明：“美国没有夺取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愿望。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打算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打算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措施??也不打算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稍后，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以“中国的危机”为题的讲话，进一步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并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划定一个“环形防御带”，即北起阿留申，中经日本、琉球，南抵菲律宾，有意把台湾和南朝鲜排除在外。在分别列举美国对南太平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时，他也只字不提台湾。这次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的结束。美国政府从1948年末努力寻求不以军事力量直接插手台湾问题到1950年初实际上放弃台湾的政策，显然打上了艾奇逊的烙印。

第二阶段从1950年4月到1953年艾奇逊退职。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总体上与艾奇逊意愿相左，但其仍施加了一定影响。1950年初，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艾奇逊的“楔子”战略沦为泡影；核垄断地位被苏联打破，“核讹诈”和“遏制”战略已然过时；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放弃台湾静观其变的策略被猛烈抨击。这些都扰乱了美国原先的战略构想，迫使其作出新的选择。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以“自由制度在任何一处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为前提，规定大大加强美国军事力量。这一战略调整马上反映到美国的对台政策中，而且使其出现重大反复和逆转。该文件批转后不久，国防部长约翰逊致函艾奇逊，称军方认为应该重新评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接着在5月29日和6月14日，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先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提交了两份“保台备忘录”，其中首次提出了台湾将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说法。与此同时，国务院两项高层人事变动使军方有了呼应者，即共和党对外政策发言人杜勒斯被聘为国务卿顾问，冷战斗士腊斯克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国务院内部的裂痕出现了。不久，二人便联合提出一份“杜勒斯一腊斯克备忘录”，认为全世界都注视着台湾，所以应宣布台湾中立，“即既不让共产党人把它夺走，也不让它成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该备忘录的提出一则表明艾奇逊的主张已受到挑战，二则昭示对华强硬的立场开始取得上风。而几周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又催生了美国新一轮的对台政策。1950年6月25日晚，杜鲁门召开最高层官员会议商讨朝鲜问题，艾奇逊建议将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其使命是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和国民党反攻大陆，并且特别强调了美国不应与蒋介石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的问题可由联合国来确定。稍后，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称“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至此，不管艾奇逊本意如何，台湾问题悬而未决，美国却在援蒋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至艾奇逊1953年退职，他所能作的也仅仅是减少美援的数额，反对国民党方面轰炸在大陆及其近海的目标等枝节性的努力了。